1958年秋是“大跃进”的高峰，“大办钢铁”运动像发了疯似的席卷全国，有铁矿石的山区要搞“土高炉”炼铁炼钢的群众运动。
沔阳是平原湖区，也要到山区去炼钢铁，全县大动员，一轰而起将许多青壮年农民组织到荆门山区去大办钢铁。这就需要抽调大量的机关干部随同老百姓上山，去组织、去领导。我就是这个时候从农场抽调出来的。此时正当秋收在即，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抽去炼钢铁，家里留下的多数是老、弱、妇、孺。
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挑着行李衣物用具和干粮，由大小队干部带领齐集仙桃，有的用轮船运送到一定地点后再步行上山，有的则一直步行到荆门县城。仙桃到处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这时县里又接到省里指示，也是大办钢铁运动的内容：宜昌市为了大炼钢铁，需要修一条通往矿区(官庄)的铁路，虽然只有40多公里，但全是山区，工程任务很大，宜昌市无法完成，向省里求援。省委指令荆州地区无偿支援五千民工到宜昌修建宜官铁路。荆州地委将指标分派给洪湖、潜江、江陵、沔阳几个县，沔阳的指标是1400人。
县委当即在聚集仙桃的各区民工中抽调1400人，并抽调了以我为首的4名国家干部，带领这一千多人支援宜昌。指定我为大队长，各区为中队，有一人带队。
当时任务紧急，指挥乱套，县指挥部只将我们4名国家干部(粮食局1人，供销社1人，商业局1人，公安局1人)碰了头，互相认识了，简单交待了任务，各自准备行装。
指挥部始终没有召集各区带队人员与大队人员碰面，当时民工居住分散，没有电话联系，指挥部可以说是乱成一团。 我们4人把行装准备好来到指挥部待命时，指挥部人员说：“到宜昌修铁路的民工，已经弄到一艘大轮船，正在准备上船。你们马上带着行李赶到轮船码头，那里有指挥部工作人员会与你们联系的，一千多人，坐挤一点，是可以装得下去的。”
指挥部人员说：“这是特殊时期，要做好民工的工作，肯定是艰苦的，途中只能吃干粮，轮船上只供应开水。船上只能挤着坐，睡觉是不可能的，要用战争时期的精神来指挥这支队伍，这一千多人就交给你们4人了”。
他们还嘱咐：“船到沙洋，民工起船后，能弄得到货车是最好的，弄不到车就组织队伍步行到沙市，再乘长江轮船去宜昌，一切由你们自己作主”。我们4人到了轮船码头与指挥部工作人员联系之后，就和指挥部工作人员一起招呼民工上船，按区乡地方坐在一块。这条船是内河航运局的一条较大的轮船，下有底舱，上面有一层楼，3层都可以坐人。
经过一阵子的喧闹后，1400人的队伍算是安顿下来了，轮船也即将起锚开航了。这时民工中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究竟去什么地方，得多长时间回家，有的听说是去山里开矿炼钢铁，也有的听说是去修铁路，一去得几年才能回来。民工心中无底无数。
轮船启航后，我们立即和船长商量，把船上广播借用一下，初步给一千多人一个“安民告示”，让群众心中有底，不再东猜西猜。同时要借用船上会议室，通知各区带队人员来开会见面，互相认识、互通情报，讨论途中安全以及下步行动计划。
广播打开后，虽然轮船在行进中，但上下3层都听得很清楚。当会议主持人在广播上宣布马上开会了，请大家安静下来，由带队的领导同志讲话。全船立刻静下来了，只有轮机的马达声和轮船行进中劈波斩浪声。
于是我坐在广播室里，对着话筒大声地喊了一声：“民工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的话音刚落，反馈到播音室来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紧接着讲：“我叫叶培元，是这次出征的总负责人。听说大家都有些思想顾虑，过去出远门少，这次出来，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惦念着家中的妻儿老小。同志们，你们现在还未见到我的人，我也是青年人啊!今年29岁，家中也有妻儿老小，这次受上级指派带领大家，不远数百里，去完成一项任务，也是我和大家有缘。我要像俗话所说的‘保得将军去，要保得将军回’。我对大家要负责到底，请大家放心”。播音室又听到一次更热烈的掌声。
我接着又讲：“我们这次任务是支援宜昌大炼钢铁修铁路，离宜昌40几公里的官庄，有铁矿石，但山川阻隔，运不出来，就要修铁路。我们荆州支援宜昌共5000人，沔阳是其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县一道修一条宜昌——官庄的宜官铁路，计划到今年农历年底3个月时间完成路基土石方任务。”
“另外还有件事要向大家讲明白，让大伙有个思想准备。这条船只到沙洋，抵岸后我们尽量找汽车，实在没有汽车，那我们就要作好步行到沙市的准备，用2天走，一天到荆门的后港，从后港一天到沙市，然后休息一天，再乘长江大轮船去宜昌”。讲完后，算是给了大伙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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