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卫东(河北)
编者按:樊卫东先生以70后亲历者的视角,深情回望了那段镌刻在乡土深处的生产队岁月。文章没有宏大叙事,只从日常劳作、工分核算、麦收场景、家庭生计等细微处落笔,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生产生活图景徐徐铺展。有集体劳作的热火朝天,有精打细算的柴米生计,更有一代人在艰苦岁月里的坚韧与无奈。
文字质朴真挚,满含对故土与旧时光的眷恋,既是个人记忆的真切流露,也是一段乡村历史的生动留存,读来令人动容,也让后辈得以触摸那个已然远去、却不该被遗忘的时代。
我是70后,对生产队的旧事,多少都记着些。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生产队”这个叫法,才真正扎进了乡土日子里。人民公社下设大队,大队往下,就是一个个生产队。那时候大队有队部,也就是如今的村委会办公室,生产队却没有专属的办公地,队里开会,大多挤在饲养员住的屋舍里,有时干脆就在村口的饭市上,蹲着、站着,就把事儿定了。
我们村当年有十三个生产队,作为大队下属的基层集体,每个队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也有独立的往来收支。全队社员,都听生产队长的调度。一个生产队的班子搭得很全: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还有会计、记工员、出纳员、保管员、饲养员,各司其职,撑起全队老小的吃喝生计。
我叔叔是村里四队的会计,我小时候总趴在桌边,看他扒拉算盘、记账本、核账目,对生产队这个集体,也就有了最真切的认知。生产队里,队长在劳动上多少有些“特权”,偶尔也扛着农具跟社员一起下地,但队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拿主意,自然没法时时刻刻跟大伙泡在田里。副队长就不一样了,不光要跟社员同吃同劳动,还得是顶呱呱的“好庄户把式”,带着社员下地,教年轻人干活的门道,盯着每天的农活质量,半点懒都偷不得。妇女队长主要是组织队里的妇女们干些轻省些的活儿,农忙时节,也带着一众妇女,跟男社员一样顶起半边天。会计是生产队的“大管家”,全队的收支账目、年底的收益分配,一笔一笔,都要经他的手算得明明白白。出纳员是队里的“金银保管员”,守着全队的钱,管钱不管账,跟会计互相盯着,半点错处都出不得。
记工员管着全队的工分,就像如今的考勤员。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社员都有一本记工本,由记工员填写,社员自己保管。为了防止涂改,记工员每天都要在本子上盖章确认。到了月底,记工员把每个人的工分算清楚,一笔一笔张榜公布,谁多谁少,全贴在墙上,大伙都看得明明白白。饲养员管着队里的骡马牛驴,这些牲口是全队最金贵的家当,这活儿,一般都交给队里岁数大、心细、有经验的老社员。
每年年初,队里要召集全体社员,评定每个社员每天的工分份额。这工分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每天的收入,更关系到一户人家全年的日子,所以没人不重视。那时候定的规矩,一个整劳力一天记10分,半劳力记7分,未成年的孩子下地帮忙,记5分。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每天满分为10分,若是一年干下来,工分不够,年底就没法参与分红。
我们说的“分红”,就是工分到了年底,能换算成粮食和钱。每个人的口粮斤数是定死的,要折算成工分来抵。一年下来,工分抵完口粮还有富余的,就能从队里领到钱,我们叫“进钱户”;要是工分不够抵口粮的,就得反过来给队里补钱,成了“超支户”。从我记事起,俺家七口人,只有父亲、母亲和大姐三个整劳力,挣的工分,从来都不够抵全家的口粮,年年都是队里的“超支户”。为了多挣点工分,母亲常常把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锁在家里,自己下地拼命干活。等她忙完回来,我们早饿得嗓子都哭哑了,浑身没力气。那样的年月,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太多的事,都由不得自己。
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农活,各有各的干法,各有各的门道。割麦子,是生产队一年里的头等大事,老话讲“麦熟一晌,虎口夺粮”,这一季的收成,直接关系到全队人一年的温饱。芒种前后,麦子熟得急,布谷鸟一声接一声地催,全村老少齐上阵,都扑到麦地里去。在队长的调度下,有领镰打头阵的好把式,有管着运输的车把式,有碾场、扬场的木锨把式,一场麦收忙下来,再壮实的庄稼汉,也得脱几层皮。“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天天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养成了爱惜粮食的性子,也愿意跟着大人下地,学着出力干活。
生产队每年打下的粮食,头一桩事,就是先挑出最好的优质粮上交国家,那叫交公粮;剩下的,才能分给社员当口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家家户户人口又多,能踏踏实实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奢望。饥饿和窘迫,就这么伴着我,走完了整个童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分田单干”,生产队,就这么慢慢成了历史里的名词。可直到今天,那段日子,那些人,那些田埂上的吆喝、麦场里的尘土、算盘珠子的声响,依然是我们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共同的乡土记忆。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