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卫东（河北）

编者按：樊卫东先生以70后亲历者的视角，深情回望了那段镌刻在乡土深处的生产队岁月。文章没有宏大叙事，只从日常劳作、工分核算、麦收场景、家庭生计等细微处落笔，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生产生活图景徐徐铺展。有集体劳作的热火朝天，有精打细算的柴米生计，更有一代人在艰苦岁月里的坚韧与无奈。

文字质朴真挚，满含对故土与旧时光的眷恋，既是个人记忆的真切流露，也是一段乡村历史的生动留存，读来令人动容，也让后辈得以触摸那个已然远去、却不该被遗忘的时代。

我是70后，对生产队的旧事，多少都记着些。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生产队”这个叫法，才真正扎进了乡土日子里。人民公社下设大队，大队往下，就是一个个生产队。那时候大队有队部，也就是如今的村委会办公室，生产队却没有专属的办公地，队里开会，大多挤在饲养员住的屋舍里，有时干脆就在村口的饭市上，蹲着、站着，就把事儿定了。

我们村当年有十三个生产队，作为大队下属的基层集体，每个队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也有独立的往来收支。全队社员，都听生产队长的调度。一个生产队的班子搭得很全：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还有会计、记工员、出纳员、保管员、饲养员，各司其职，撑起全队老小的吃喝生计。

我叔叔是村里四队的会计，我小时候总趴在桌边，看他扒拉算盘、记账本、核账目，对生产队这个集体，也就有了最真切的认知。生产队里，队长在劳动上多少有些“特权”，偶尔也扛着农具跟社员一起下地，但队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拿主意，自然没法时时刻刻跟大伙泡在田里。副队长就不一样了，不光要跟社员同吃同劳动，还得是顶呱呱的“好庄户把式”，带着社员下地，教年轻人干活的门道，盯着每天的农活质量，半点懒都偷不得。妇女队长主要是组织队里的妇女们干些轻省些的活儿，农忙时节，也带着一众妇女，跟男社员一样顶起半边天。会计是生产队的“大管家”，全队的收支账目、年底的收益分配，一笔一笔，都要经他的手算得明明白白。出纳员是队里的“金银保管员”，守着全队的钱，管钱不管账，跟会计互相盯着，半点错处都出不得。

记工员管着全队的工分，就像如今的考勤员。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社员都有一本记工本，由记工员填写，社员自己保管。为了防止涂改，记工员每天都要在本子上盖章确认。到了月底，记工员把每个人的工分算清楚，一笔一笔张榜公布，谁多谁少，全贴在墙上，大伙都看得明明白白。饲养员管着队里的骡马牛驴，这些牲口是全队最金贵的家当，这活儿，一般都交给队里岁数大、心细、有经验的老社员。

每年年初，队里要召集全体社员，评定每个社员每天的工分份额。这工分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每天的收入，更关系到一户人家全年的日子，所以没人不重视。那时候定的规矩，一个整劳力一天记10分，半劳力记7分，未成年的孩子下地帮忙，记5分。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每天满分为10分，若是一年干下来，工分不够，年底就没法参与分红。

我们说的“分红”，就是工分到了年底，能换算成粮食和钱。每个人的口粮斤数是定死的，要折算成工分来抵。一年下来，工分抵完口粮还有富余的，就能从队里领到钱，我们叫“进钱户”；要是工分不够抵口粮的，就得反过来给队里补钱，成了“超支户”。从我记事起，俺家七口人，只有父亲、母亲和大姐三个整劳力，挣的工分，从来都不够抵全家的口粮，年年都是队里的“超支户”。为了多挣点工分，母亲常常把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锁在家里，自己下地拼命干活。等她忙完回来，我们早饿得嗓子都哭哑了，浑身没力气。那样的年月，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太多的事，都由不得自己。

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农活，各有各的干法，各有各的门道。割麦子，是生产队一年里的头等大事，老话讲“麦熟一晌，虎口夺粮”，这一季的收成，直接关系到全队人一年的温饱。芒种前后，麦子熟得急，布谷鸟一声接一声地催，全村老少齐上阵，都扑到麦地里去。在队长的调度下，有领镰打头阵的好把式，有管着运输的车把式，有碾场、扬场的木锨把式，一场麦收忙下来，再壮实的庄稼汉，也得脱几层皮。“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天天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养成了爱惜粮食的性子，也愿意跟着大人下地，学着出力干活。

生产队每年打下的粮食，头一桩事，就是先挑出最好的优质粮上交国家，那叫交公粮；剩下的，才能分给社员当口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家家户户人口又多，能踏踏实实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奢望。饥饿和窘迫，就这么伴着我，走完了整个童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分田单干”，生产队，就这么慢慢成了历史里的名词。可直到今天，那段日子，那些人，那些田埂上的吆喝、麦场里的尘土、算盘珠子的声响，依然是我们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共同的乡土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