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见到倪老师了，他的模样逐渐模糊，但他那个西安大帅哥的印象在我心里还是比较牢固，梦里依惜可见。有一天倪老师到报社办事，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喝口水。可是我那天正忙，只简单聊了几句，他就匆匆走了，整个背影写着“熬煎”俩字。这才二十几年不见，不知怎么了，他的头发全白了，电影《白毛女》中喜儿的那种白，根本不符合他的年龄和体质，他那憔悴的形象有些令人窒息，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的交集......

    1986年10月，我刚过26周岁，在西安东郊一家军工企业当铣工，虽然有了电大中文专业大专文凭，但仍然在生产第一线。整天开一台巨大的铣床，干着削铁如泥的工作，工作服弄得油渍麻花的，就像一个刚从地沟里爬出来的汽车修理工。

    那年国庆前夕，我从朋友处得到陕西科技报在电视上打广告招聘青年记者的信息，节后我就去参加了该报在西安市44中举行的公开招聘考试，经过笔试、面试，幸运地进入了前四名。试用半年后，我正式调入了报社，成为报社的新生力量——“青年记者”。

    我在报社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总编办。办公室在田永祯总编的对门——严志忠社长办公室外的大开间。我们办公室有4个人，一个是总编办主任——著名画家杜存武，一个是总编助理——原西电小学校长宋兆新，我办公桌对面是一个比我大4岁的中年人，名字叫倪梅山，我尊敬地称他倪老师。倪老师长得白白净净，个子大约一米七三，英文程度很高，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小说，平时看的都是《针眼》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原版英文书籍。他经常谈论着如何出国移民，如何调到深圳海南等话题，是一个既朴实又时尚的青年编辑形象。

     他当时的工作岗位是组版编辑，具体就是各版编辑编好文字稿及图片，经编辑部主任修改签字，再经总编批准确认后，最后由倪老师来给每篇文章和图片安排版面合适位置的工作，我们戏称他为“二总编”。倪老师的权利比较大，因为每个报纸版面，总编一般只提前确定头条和二条，其他的十几条文章及图片全部由他来自主决定位置，并且每版只能用十二、三条，实际上总编都给十五、六条，用不用，用哪一篇文章？都是组版编辑的权力。各版编辑如果想给某篇文章安排更好的位置或者保证刊出，还需要跟倪老师好好通融。

    倪老师原在西安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后来“借调”到报社几年，一直从事的组版工作。由于他原来的单位是”集体企业“，就一直未能正式调入报社。倪老师的父亲是原陕西日报(边区群众报)的编辑记者，后来调到陕西师范大学校报，担任主编。可以说他是报纸堆里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报人世家。他媳妇也是市上的一家集体企业职工，他俩结婚四五年了，有一个两三岁的大胖小子。他们热爱学习，工作努力，兴趣广泛，过着改革开放后西安市普通青年职工的幸福生活。

    。我初到报社，是一个小字辈，刚开始干的是杂活。主要是跑版，就是骑辆“嘉陵”摩托，将倪老师画好的版样和总编批过的稿件一同送到位于西安东大街的陕西日报印刷厂，让印刷厂的同志找铅字按版样排版，然后协助校对员进行校对。其余的时间，我在报社负责群工部的工作，接待读者来信来访。田总要求我做到”每信必复！”即，能自己处理的直接处理，处理不了的通过电话信函，请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配合答复。比较典型的问题，专门在报纸上开栏目解答。解决了农村改革后，广大农民科学种植、养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另外，我也做一点舆论监督工作，群工部的章子由我保管。

    倪老师身体很好，每年从“五.一“到“十.一”这个期间一直都穿短裤汗衫，他每天骑自行车从陕西师大到药王洞报社上班，中午有时在街上吃饭，有时就带四五个蒸馍，就点咸菜喝点开水就行了。除了工作，他会打开精美的英文小说阅读，有时中午休息时间也会和我们谝闲传，下象棋。他人很厚道，一口地道的“西头话”，大家都很尊重他。

    他画版时从不避着我，我有什么画版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他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他为人忠厚，热心助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家在西安高新开发区有套房子，因为我女儿想上高新小学，我找他帮忙，得到了他的鼎力相助。

    天有不测之风云。我们面对面工作两三年后，有一天倪老师在家用高压锅熬大米稀饭，揭锅盖时一时疏忽，沸腾的稀饭扑面而出，烫伤了他的脸和脖子。无奈之下，他只好经医院治疗后在家休息。

    这时候，田总着急了，如果无人画版，他这个总编的思路就无法落实到报纸版面上，也更无法正常出报。假如没有按时出报，说小了是生产事故，说大了就是政治问题。田总连续在外面找了几个组版编辑，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因种种原因没有留用。于是田总就给我做工作，让我试着暂时充当组版编辑。我是学过画画的，又在小学、中学及工厂经常办黑板报，电大学的还是中文专业，对新闻比较敏感，遇到文章长了会压缩，文章短了会加长或者制个手工标题，画个尾花修饰。加之平时没事时就观看倪老师画版，无意中也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因此，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不难，没画几次，我就熟练了，而且速度比较快，质量也令田总满意。田总布置任务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只当是帮忙补台。没承想田总等领导们在经过研究之后，居然在倪老师病好之后，决定不再雇用他了，给他结算了工资，礼貌裁员。因为倪老师是临时工，没有正式劳动关系，报社也就无所顾忌。倪老师没有想到顺利工作七八年的工作说没就没了。他懊悔不已，只好到省市其他的报社另外寻找工作。可是当时西安城里报社少，组版工作又是一个面很窄的特殊工种，一个报社一般只有一个岗位，只有大报社才会有两三个人的岗位。一时半会儿，倪老师的工作还真不太好找，不得不待业一段时间，他内心的伤比烫伤还要严重……

    我虽然在报社内部调换了一个更好的岗位，但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里总是感到很内疚，脑子里老是蹦出那句老话:“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倪老师后来虽然在《劳动周报》和《西安晚报》等报社做了编辑记者，但是始终没有解决身份问题，一辈子都在西安新闻圈子里面漂着，职称、工龄、住房、养老等问题一直悬着，命运有点像浮萍。不知道这是我做为徒弟的过错，还是国家媒体体制抑或劳动保障的问题？我常想：倪老师如果像童话故事里的猫老师那样，在给老虎徒弟传艺的时候留一手，不给老虎教授爬树的本领，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结果呢？其实，倪老师是一个极富才华的人，但终因个人起始工作的单位性质是集体企业，就无法调入事业单位的报社。当年有很多像他这样极具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因无法越过“身份”这个门槛，与心仪的工作失之交臂。

    后来我从侧面得知，倪老师在工龄、职称、养老及孩子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烦恼，以至出现了“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才导致早生华发。哎，长江后浪推前浪，徒弟把师傅拍死在沙滩上，职场的竟争，难道就这么残酷？集体所有制职工的所谓“身份”，难道就可以限制了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