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定基

我把手指放在水龙头下浸了浸，然后甩掉指尖的水渍，又重新去数那叠崭新的10元钞票。钞票边角锋利，像一排小刀片，刮得皮肤微微发疼。我一张一张地翻，生怕少了一张不够诚意，又怕多了一张吃亏。三千元，在这个小县城，不算小数目，但我心里清楚，对某些人来说，它也不算大数目。我把钱塞进牛皮纸信封，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信封口，像是在封存一个即将送出的秘密。信封放进裤兜，我下意识拍了拍，确认它没有掉落，才松了口气。“爱拼才会赢……”我哼着歌，像是在给自己壮胆，然后出门而去。

张科长的家在小区海边，海景清风同享，楼群排列像受过检阅的士兵，整齐有序，外墙贴着浅色瓷砖，阳光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这样的房子，仿佛自带一种威严，让我一踏进大门就有种自卑感。我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但每次来，心里总会有一种微妙的敬畏。张科长是我妻子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我的同届校友，而我现在是做百货生意的小老板。同学关系在这里，像一张薄薄的纸，既能遮风，也随时会被权力的风吹破，就看人怎么把握了。新华开门时，穿着家居服，嘴里叼着烟，像刚从一场不耐烦的梦里醒来。

“阿强啊，进来坐。”他的语气仍然带着当年的亲切，但眼神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眼神。

我坐下，寒暄几句，便直入主题。“新华，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麻烦你帮我办个药品零售许可证。”我说得很直白，甚至有点粗鲁。因为在这种事情，拐弯抹角没有意义。新华吐了一口烟，烟雾在客厅里缓慢扩散，我差点呛咳嗽。他没有立刻回答，像是在衡量这句话的重量。

“阿强，不是我不想帮你，现在实在是……”他说到一半，停住了。那种停顿让我心里一沉，我太熟悉这种停顿了，商场上，官场上，停顿往往意味着价码未谈拢。我盯着他，语气不自觉地硬了起来：“办个许可证，对你这个药检所长来说，不就是签个字的事？你连老同学的面子也不给？”我知道这话有点过头，但我是故意的。因为在灰色交易里，感情往往是一种可以兑换的筹码。新华苦笑了一下，掐灭烟头，又点了一根。“几个月前我还能帮你，现在申请的人太多，上头抓得紧。”他说话时不看我，像是在对空气解释。我知道，再说下去，只能靠钱了。我从裤兜里掏出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又推到他面前。

“别人给你多少，我也不会少给你。再说了，加上同学情分，你总不能拒我于千里之外吧。”我的声音低了下来，像是在说秘密话。

新华的手指触碰到信封，捏了一下，那谨慎的试探，像是在触碰某种禁忌。他突然把信封推回给我，他的脸色变了，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惶恐。“阿强，你这是干什么？你是想把同学往火坑里推吗？你是想我被撤职查办是不是？！”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刀子一样扎进我耳朵和心脏。那一刻，我像是被当场捉贼的小偷，脸一下子烧了起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突然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而我还停留在旧的牌局里。我极不情愿把信封收回兜里，像是把一块烫手的烙铁重新塞进裤兜里。

“新华算了，是我唐突了。”我站起身，笑得很假，告辞转身。他没有送我，只是站在客厅里，像一尊疲惫的雕像。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朋友告诉我，三千块钱绝对可以买到一张许可证，现在我手上这三千元，它连一声“可以考虑”的回音都换不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权力的价格，涨得比房价还快。

那天晚上，妻子很晚才回家，我正坐在客厅里抽烟，电视开着，却没有声音。墙上的时钟走得很慢，每一声“哒”的回响，都像在提醒我，我们正在等转机。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时，我下意识站了起来。妻子进门，没有换鞋，脚步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她把包放在柜子上，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很快移开目光。“你吃了吗？”她问得很随意，却不像平时那样自然。

“吃过了。”我答。

屋里忽然静了下来，这种静，不是夜晚的安静，而是百货生意前景渺茫的焦虑。我注意到，妻子的手指有点发白，指甲修得很短，像是被反复啃过。

“许可证的事……”她终于开口。

我心里一紧，却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回沙发。“怎么了？”我问。

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走到厨房，要给自己接一杯水。玻璃杯碰到水龙头，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很难。”她喝了一口水，说得很重。

我当即失落，没有接话茬，这两个字，我早就预料到了。

“不是新华不肯帮忙。”她又补了一句，像是在为谁辩解。

“那是因为什么？”我抬头看着她。

她放下杯子，终于转过身来，正视着我说：“现在名额很少。而且……价码不一样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意思？”我问。

她犹豫了一下，像是在心里重新组织语言。“不是以前那种……随便意思意思就能办成的事了。”

“那得多少钱？”我脱口而出，很执拗。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这种沉默，比任何钱数更沉重。“你说啊。”我催促她，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一点。她深吸了一口气说：“现在要三万。”

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我盯着她求证。

“三万。”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漠。

我猛地站起来，烟灰掉了一地。“三万块？！”我双眼冒火，“你知不知道那是多少钱？！”

她没有被我吓到，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像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幕。“我知道。”

她说，“所以我才这么晚回来。”

我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胸口像堵着一团气。“三万块买一张纸？”我喊，“你疯了吗？”

她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不是一张纸。”她反驳，“是活路。”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你是不是已经给了？”我忽然意识到什么，声音低了下来。她没有立刻回答，这种迟疑，让我心里发凉。

“你是不是已经给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终于点了点头。“给了。”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屋子都在往下塌。“你什么时候给的？”我强压着怒火问。

“刚才。”她答。“在哪儿？”我心痛。“车里。”她不以为然。我愣了一下问：“车里？”她点着头，“他不肯在办公室，也不肯在家里，说不安全。”

我苦笑了一声说：“原来如此，现在连送钱，都得像做贼一样。”

她没有反驳我。“你跟他说了什么？”我又问。“我没说什么。”她顿了顿，“我只说，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突然觉得喉咙有点发干，焦急问：“他怎么说？”

“他一开始不肯接。”她慢慢地说，像是在回忆一个不太愿意再回想的剧情。

晚上，她在车里等了很久，小区门口的路灯坏了一盏，灯光忽明忽暗。她把车停在阴影里，发动机熄了，车厢里闷得很。新华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几分钟，他走过来时，四下看了看，才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来。“你怎么选这种地方？”他低声问。

“你不是说，要安全点吗？”她反问。新华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车门关上。车里一片昏暗，两个人都没有立刻开口。“阿强最近怎么样？”他先打破沉默。“很焦虑。”她答，“每天都在算账，百货商店总亏本。”新华叹了口气说：“现在真的不好办。”“我知道。”她皱眉，“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她把提包放到腿上，没有打开。“你带来了？”新华问。她的手指收紧了一下说：“带来了。”新华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能保证，因为现在要县长同意才行，我只能尽力。”“我明白。”她答。她拉开提包的拉链，把好几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信封很厚，边角微微鼓起。她把它放在两人中间的储物格上。新华没有去碰，他问：“你知道现在查得有多严吗？”“我知道。”她答。“你知道吗，我要担很大的风险。”新华像有苦衷。“我知道。”她的声音有点哑。“那你还……”新华像无法理解。“因为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她打断他的话。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她的眼眶红了一下，但很快又压了回去。新华终于伸出手，碰了碰信封。那一刻，她的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腔。他没有数钱，只是用指尖按了一下。“这次，是最后一次。”他说。她含泪点头回答：“下不为例。”

讲到这里，妻子停住了。我站在客厅中央，像被人抽空了力气。“你不觉得羞耻吗？”我低声问。她抬起头，看着我。“你以为我愿意吗？”她反问。她的眼睛里没有泪，却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疲惫。“如果生意不是败落到这一步，我不会这么做。”我自言自语。“可你告诉我，还有别的路吗？”她反唇相讥。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三万块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间。“那钱那来的？”我忽然想起这个严峻问题。“我哥。”她说得很快，“我跟他借。”“你怎么跟他说的？”我佩服她果断。“我说，是用来周转。”她避开我的目光。我冷笑了一声说：“你真敢骗。”她没有反驳。“证什么时候下来？”我叹气问。“他说，快的话，下个月。”

我坐回沙发，突然觉得很累。“要是下不来呢？”我问。她沉默了几秒说：“那就当这钱打水漂了。”“你倒是看得开。”我心痛说。“不是我看得开，他既然能收下钱，就一定能办到。”她看着我，信心十足。

那天夜里，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一个画面，昏暗的车厢、信封、那只犹豫又果断的手。

药品零售许可证挂上墙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白底红字，塑封得整整齐齐，钉在药店最显眼的位置。阳光从玻璃门外照进来，正好落在那几个字上，像是特意为它打了盏射灯，光芒四射。我站在柜台后面，看了很久。“总算是有赚头的生意了。”我对妻子说。她微笑点头，脸上却没有我想象中的轻松。“别高兴太早。”她说，“现在只是开始。”

开张首日一整天，只进来三个客人。一个买创可贴，一个问路，一个是隔壁修车铺的老板，进来转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又出去了。收银机里躺着零星的几张零钱，像是被遗忘的碎屑。晚上打烊时，我把账本摊在柜台上，算了又算。“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我们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说。妻子没有反驳，只是把柜台一角的灰尘擦了一遍，然后又擦了一遍，忧心如焚。接下来的日子，生意像一口没有回声的井，水源干枯。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门，晚上九点依依不舍关门。药品整齐摆放货架上，标签一丝不苟，商店灯光明亮。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我开始对“时间”产生敌意，墙上的钟走得太清楚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醒我，钱在往外流，却没有流进来。“是不是我们的商店位置不行？”我问妻子。“同一条街，人家怎么就行？”她反问。我哑口无言。这天下雨，雨虽然不大，街上行人却稀少。我百无聊赖地翻着进货单，门被推开了。“生意怎么样？”一个声音响起。我抬头一看，是老周。我跟老周早已经认识，他也经营过百货商店，比我早转行经营药店，他在这条街上开药店已经好几年了，位置比我们差，门面也旧，但生意一直不错。“凑合。”我含糊地答。他扫了一眼我们的货架，又看了看墙上的许可证，嘴角勾了一下。“取证花了不少钱吧？”他像是随口一问。我心里一紧，却装作不在意。“不多。”我说。老周笑了笑，没有继续追问，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问我：“抽吗？”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一口，慢慢吐出烟雾。“你们这样卖药，是卖不下去的。”

他说。这句话来得太直接，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我问。他指了指货架。“你们卖的，全是明码标价、厂家统一指导价的药品。这种药，不好卖。”“那卖什么药好卖？”我询问。老周看了我一眼，压低了声音问：“你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我没有说话。雨声敲在玻璃门上，噼里啪啦。“进货价，你算过吗？”他问。“算过。”我答。“那你知道吗？我们卖出去的价，跟你们进货价差不多。”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我愣住了。“不可能，我是批发部进货。”我脱口而出。老周笑着说：“你刚开店，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真要都按正规价卖，这条街的药店早就死光了。”我盯着他，心跳开始乱。“你是说……”我没有把话说完。他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发出“滋”的一声。“你们太厚道了。”他说。这四个字，说得轻，却让我背后一阵发凉。

那天晚上，我把老周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妻子。她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你觉得呢？”她问我。“我不知道。”我答得很诚实。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我哥那边，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猛地抬头问：“这么说你哥也知道。”“做这行的，应该知道。”她叹了口气答。“那为什么……”我话说到一半，又停住了，突然意识到，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做，却一直没出事？妻子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不是不出事。”她说，“是不会出事。”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什么意思？”我问。“出事的，都是没背景、没关系的商店。”她说得很平静，“你以为那些倒闭的药店，真的是生意不好？”我没有说话，灯光下账本摊开着，数字冷冰冰地躺在那里。

早上，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穿着粗布服，鞋上沾着泥。“有没有土霉素？”

他问。我愣了一下答：“有。”我指了指货架，“那边。”他看了一眼价格，皱了皱眉。“这么贵？”他说。“正规厂家出品的。”我下意识地答。他摇摇头说：“前边老周那儿，比你便宜一半。”他说完就转身要走。我站在原地，心里像被什么拽了一下。“你等等。”我叫住他。他回头看着我，一脸不解。“你要多少？”

我问。“先要几盒。”他说。我犹豫了一秒，那一秒里，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

三万块钱、借来的钱、空荡荡的店、妻子疲惫的眼神。我走到柜台下面，从一个不起眼的纸箱里，拿出几盒“特别的”土霉素。那是前两天，妻子悄悄进的货。“这个，便宜点。”我把药放到柜台上，没有看他的眼睛。他拿起来看了看药，又看了我一眼。“这个行不行？”他问。“行。”我斩钉截铁说。他付了钱，拿着药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赚了几十元。

“卖了那些药？”晚上，妻子问我。“卖了。”我兴奋点头。“感觉怎么样？”

她又问。我想了想说：“没感觉。”她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最后拉着我的手说：“第一次，总是这样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药柜一排一排地倒下，药盒滚了一地，发出空洞的声响。我想捡，却怎么也捡不起来。接下来的日子，生意果然“好”了起来，客人渐渐多了，熟面孔开始出现。不再问太多问题，也不再解释太多。每卖出一盒，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就塌陷一点。但账本上的数字，却一天天变得好看。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想过“对不对”这个问题了。我只在想，今天卖了多少盒，赚了多少钱。

早上，我刚把卷闸门拉起一半，就看见街口停着几辆白色的车，不是城管的车，车身很干净 ，停得整齐有序，像是提前商量好似的。我心里一紧，却还是把门完全拉开了。“怎么了？”妻子站在我身边问。我没有回答，只是盯着那几辆车，感到莫名其妙。接着车门同时打开，下来的人穿着制服，步子很急，他们朝我这边走来，悄无声息。

“请问这里是群英药店吗？”为首的人出示证件问。“是群英药店，什么事？”我瞅着来人问，心跳加速，喉咙发干。

“我们是卫生局药品执法检查队，有人举报你店出售假冒伪劣药品。”

他一脸严肃说，“请你配合调查。”这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差点儿瘫软在地。他们快捷走进药店，有人去看货架，有人直奔仓库，有人站在柜台前做记录。没有吵闹，没有斥责，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这么冷静，比任何呵斥更可怕。

“你们主要经营那些药品？”有个领导模样的人问我。“零售……常用药。”

我答得结结巴巴，浑身发抖。

“有没有处方药？”问者语气表情严正。“有……但不多。”我答得语无伦次。

那人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示意同事继续寻查。几分钟后，一个执法人员从仓库里拎出一个纸箱。“这是你们的吗？”他大声问。我看了一眼，心猛地往下一沉，是那批假药。“打开。”对方不由分说。纸箱被撕开，药盒倒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土霉素。”他念着名字，翻看包装。“进货单呢？”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谁是负责人？”他盯着我问。“我。”我站直答。“跟我们走一趟。”对方瞪我一眼命令道。我被他们带上车的时候，街上已经围了几个人。有的熟面孔，也有陌生人。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指指点点。我低着头，第一次觉得这条街很长。

真正让我崩溃的，不是在执法过程中。而是在第二天，我被告知，有受害者要见我。原来是一个鸡场业主，姓刘，四十多岁，瘦得厉害，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双目愤怒。他进来的时候，脚步很快，像是追赶罪犯。“就是你，卖假药！”他盯着我，开口就斥责，我无法反驳，无言以对。“你知道我死了多少只鸡吗？”他问。我无法辩驳，土霉素的确是假的。“近一万只鸡啊。”他的声音很高，“一只都没剩，全部病死，你要赔偿我损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照片，摊在桌子上。照片里，是成片倒下的鸡，羽毛凌乱，横七竖八。“我全指望那一批鸡生活。”

他说，“你卖给我的假药，救不了它们的命。”我听后，如晴天霹雳，天旋地转。“我不是故意的……”我终于挤出一句话。他突然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你当然不是故意的，你只想赚钱，对吗？”这句话，像一把利刀，瞬间插进我心窝。

庭审那天，天气阴沉，我的心情、面色一同黝黑。法庭不大，却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翻纸的声音。我站在被告席上，双腿发软。法官念着案情，语气平稳：“被告人销售假药，直接造成受害者重大经济损失……你是否认罪？”我看了一眼坐在原告席上的刘姓鸡农，他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满脸怒不可遏。

“我……”我开口，却发现嗓子哑了。律师轻轻碰了我一下。“认罪态度要好，才可以从轻处理。”他低声提醒。我惶恐不安点头，内疚答：“我认罪。”

轮到刘姓鸡农陈述，他站了起来，没有恸哭，也没有激动。“我不懂药品。”

他说，“我只知道，你们是药店，出售的土霉素能治鸡瘟。”他顿了顿说：“鸡死了，我家也差不多完蛋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法庭沉默下来。法官问他：“你认为你的二十万赔偿要求合理吗？”他答：“我只希望他按我的损失赔偿，让我能活下去，近万只鸡，这个赔偿很合理。”

我低下头，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卖出去的，不只是药，也是别人的命根子。最后宣判，我站得很直。“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判处赔偿金二十万元人民币。”声音落下的那一刻，我没有任何反对，表示悔罪认罪。我突然想起，那张药品零售许可证，还挂在药店墙上，白底红字，依然亮丽。最令我震惊的是，妻子没有来法庭旁听，也没有到看守所探望过我。我不怪她，夫妻如鸟同林宿，我们笃定以后要各走各路了。

监狱里的时间，没有刻度，日子不是一天天过的，而是一块一块被切下来，叠在一起。你不知道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只知道天亮了，该起床，天黑了，该躺下。我进来后的第三个月，才慢慢适应这种节奏。每天早上六点，铃声一响，所有人同时坐起，像被同一根线牵着，洗漱、点名、吃饭、劳动，一切都精确得不像生活，更像一台机器在不停运转。我学会不再回想外面的事，想得多了，人会发疯。

那天轮到我去走廊尽头打扫卫生，那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光线昏暗，窗子高高地开在墙上，阳光只能斜着切进来，落在地上像一块一块的补丁。我低头拖地，听见前方传来脚步声，不是犯人的脚步声，太乱了，像有人拖着脚，又像是鞋底在地上摩擦。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人，被狱警押着，慢慢朝这边挪过来。那人低着头，头发乱糟糟的，嘴里在不停地念叨什么，声音很轻，断断续续：“我只是收了钱……”“我没让他们卖假药……”“我只是……只是……”

我本来没在意，在监狱里，精神出问题的人不少。可当那人慢慢抬起头时，我的心猛地一缩。那张脸我太熟了，虽然消瘦了，眼窝深陷，神情涣散，但轮廓还在。“新华……”我几乎脱口而出。声音不轻，在寂静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那人愣了一下，停下脚步，抬眼看我。那一刻，我以为新华会认出我，毕竟，我们曾经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喝过茶，说过“帮忙”的事。可他的眼神，却是空的，像是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眉头慢慢皱起，像是在费力回忆。然后，他移开视线，继续念叨。“我受贿是违法……”“可我没叫他们卖假药呀……”狱警轻轻推了他一下喝道：“走。”他这才继续往前挪，脚步拖得更厉害了。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拖把倒在地上，水慢慢流开，在脚边铺开一层薄薄的湿痕。这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疯不是嚎叫，不是挣扎，疯是把一件事情，在脑子里反复说到失去意义。新华被带进走廊尽头的监室，门“哐”的一声关上。那声音很重，却又很快被走廊的空寂吞没。我站了很久，直到狱警喊我：“发什么愣，继续干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完整地回想以前整个过程。从那叠湿漉漉的钞票开始，从我心里反复计算“值不值”开始。从我说服自己“大家都这么干”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我和新华，其实没有走两条路，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他站在权力那一头，我站在生计这一头。他收钱，我卖货；他签字，我交付。我们都在心里把责任往下一环推。他说我只是收钱；我说我只是卖药。到最后，链条断裂的时候，我俩都被法律砸中。

后来我听别的犯人说，新华是被“翻旧账”翻出来的。不是因为我这一单，而是这些年，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罪孽，被判五年，连老婆也跑了。“早晚的事。”有人这样评价他。我听着，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这句话，同样适用我。

有一天，我在劳动间隙，偷偷写了一封信，是写给孩子的。我写到一半，停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我原本只是想做点正经生意。解释我原本不想害人。解释我也是被逼的。这些话，在结果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我把那张纸折了几折，最后撕掉，丢进了垃圾桶。

刑期过半的时候，我再一次在走廊里碰见新华。他坐在角落，双手抱着头，嘴里还是那几句话，但语序已经乱了，逻辑也没了，可那种“解释”的欲望还在。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忽然有一种荒谬的感觉。我们曾经，都觉得自己只是“借道而行”，可这条路，本来就没有岔口。你一旦踏上去，终点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