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残阳》开篇  

                             ◎    王  继

讲述1970年代，一群生活工作在底层的钢铁工人的故事时，我觉得有必要尽量用形像生动通俗甚至漫画变形式的语言、而非专业性技术性的语汇对工厂环境和设备，做个大致的梳理介绍。我对我小说的要求是，好读。我试验着用“开篇”所呈现的方式，把工厂环境和设备集中起来做一个背景式的路线图式的粗疏介绍，尽可能消除阅读上的困难。虽如此，我仍自信这个“开篇”不仅好读好玩，甚至还很有点意思，如果你仍感觉不到阅读的快感，大可跳过去不读，这并不影响这部小说的完整性。当你在后面的文字阅读中遇到疑问或困难时，也可再翻读“开篇”把作为全书的注释、注解。

                                 开篇 

高炉

于我的工作而言，高炉就是个莽粗粗黑黝黝的大肚汉、一个超级能吃的吃货。而在我眼里，高炉更接近猪首熊身的饕餮。我对它充满了畏惧感。24小时，一座容积两千立方米的高炉，要吞进去近万吨烧结矿、铁矿石、石灰石、白云石、焦炭……然后就和母鸡下蛋似的，拉出来铁水和炉渣。母鸡一天或几天下一个蛋，高炉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拉出铁水和炉渣。铁水重，沉底，出铁口就在下面；炉渣轻，浮在铁水上面，出渣口就在出铁口上方。炉渣有时也会从铁口溢出，炉前工就用撇渣器，把炉渣撇入渣沟，就跟家里燉汤时撇去浮面那层泡沫和浮渣一样。原料车间负责为所有高炉提供原料燃料，我先是原料车间栈桥上的皮带工，后是原料车间栈桥下的称量车司机，无论怎么变，都是给高炉供料。

掩映在黑烟灰雾中的近百米高炉群和依附于它的工业建筑群，都呈几何状的巨大宏伟，巨大宏伟到足以让人感到自我的卑微和对它的畏惧。我对这个巍然如山的大肚汉，从没有过亲近感，也从没唤起过我的美感。或许它的美感需要不在其间生活工作的人来发现。当年我很崇拜的一个老诗人，参观过高炉后，很浪漫地吟道：火红的铁水上，跳跃着精灵般的星星，小溪般地流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铁水不可能像溪水流得那般清脆轻盈，它像火山口喷发出的岩浆一样粘稠，迟缓扭捏地蠕动着，为了加快流速，炉前工们必须站立在距铁沟几米远的地方，用长长的钢纤对铁水加以疏导，钢钎触到铁流，就溅起了铁花、形成了小星星。这些从流淌铁水中飞溅起的美丽小星星，不经意间就灼伤烧伤了炉前工。我真没资格嘲笑把铁水形容为溪水的诗人。因为我也写过歌唱高炉的诗，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记得这诗的头一句和最后一句。从头一句“巍巍高炉万丈高”一直绕到了井岗山的大松树和延安宝塔山的宝塔。最后一句是经省报副刋编辑修改过后又绕了回来的“高炉啊，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碉堡！”诗发表在1974年省报副刊上。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什么诗，也不是什么文学，但这是我的跳板，是我企图脱离原料车间通往宣传科或工会的唯一跳板。我惧怕高炉、甚至痛恨高炉，也挣扎着逃离高炉，于是，我又歌颂着高炉。很多年以后，当我面对那时写下的诗和小说时，很不好意思，也很难受——但这毕竟是我自己的历史和文学史，即使是坨狗屎，我也只能吞下。

炉前工的工作服、大手套、帽子、靴子，都是由防火的白石棉布制成，厚实宽大，穿戴好工装的炉前工如身披盔甲的欧洲中世纪的武士，很威武，而炉前工的工作帽酷似美国三K党只露出眼睛的那种头套，又添了几分神秘威慑感。其实，只要休息时，炉前工就会马上扒光这身工装跑进休息室，赤条条对着鼓风机似的电扇，让大风吹得浑身的肥肉瘦肉在骨架上抖动。出铁时，流淌在铁沟里的铁水的温度好几百度（摄氏），而弥漫在炉台上的温度有五、六十（摄氏）左右。炉前工被烤伤烧伤的事经常发生。1972年的某一天，一高炉的一个风口被烧穿，从风口中喷出的仍在燃烧的焦炭，如密密麻麻的火流星扑向炉台上与我同宿舍的唐晓尧、程松柏和其他当班的炉前工。程松柏披上一个湿麻袋扑向了风口，而一大一小两个红通通的焦炭，不偏不倚，准确地扑在了唐晓尧的裤裆处。很多人都被焦炭砸伤烧伤烫伤，伤不算重，唯有唐晓尧住进了医院，而披着湿麻袋、第一个冲向风口的程松柏却安然无恙。

炉台上铁水槽和渣水糟左右分明。铁水朝左流，流进铁水罐里，铁渣淌向炉台的右边，淌到渣罐里。主沟支沟，炉台上沟槽纵横。高炉炉前工和我这个皮带工一样，工作里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是熟练工。真正操作高炉的是毕业于苏联的钢铁学院或毕业于国内钢铁学院的总工程师、炉长（工程师）和工长（技术员）们。他们活动中心不在炉台，而是在仪表室。根据配电盘上的各种仪表反映出炉内的各种数据，经过计算、根据经验，做出各种抉择。风口烧穿，炉长下令高炉紧急休风（注：休风，停止运作生产），才可能更换风口，不然，一百个程松柏冲上去也没用。我从皮带工成为称量车司机后，我和高炉的工长们，就有了直接交道。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我看见了当年三高炉的工长柳奇在致词、在把奥运会会旗交给下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望着电视，唯一让我感慨的是，我五十八岁，脸上和手背上就已有了老年斑，柳奇大我八岁，脸上却没一个老年斑。一座高炉配备一台称量车，我调去做三高炉称量车司机后，和柳奇工作上交集比较多。每当三高炉炉温忽冷忽热，拉稀或便秘时，他就会突然袭击似地来到我们称量车上，检查我们的记录班报，看我们是否严格按配料比给高炉喂料的。比如石灰石吃多了，高炉会发冷会胃寒。我们的工作量与高炉的肚量成正比，高炉越正常就越能吃越能拉，我们的工作量就越大，人自然也就更累。柳奇高看我们了，以为我们具有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叛逆精神，以破坏机器破坏生产达到减轻劳动强度的目的。其实，称量只要是人工操作，误差就可能以吨计，很正常。班报记录也是人工的，√是按配料比上料，X则不是。我们会给自己打X吗？

1978年，当我离开炼铁厂离开原料车间，调到公司工会编一本文学内刋《武钢文艺》时，柳奇已是三高炉的炉长了。1980年代初，他成了炼铁厂副厂长时，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柳奇请我帮他选买几套外国文学的译著。当时，这些书并不好买，一上架就一售而空，不然柳奇也不会托我买书。我买了几套书，送到红钢城4街他家里。其中上下卷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书名不大通，所以我至今仍记得。这是我离开炼铁厂以后，和他第一次见面，也从此再没见过面。1994年初冬的某个上午，我还赖在床上睡懒觉，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陌生，但语气却很熟络很大势：“黄双林，还记得我吗？我姓曲……”听声音，我毫无记忆，而他姓曲，我知道他是谁了，柳奇的秘书。他显然有些失望：“我们见过面……”我问他怎么有我家电话，他说唐晓尧给他的。他说他现在到了重庆，住在劲力大酒店，希望我去他那一趟。我没去。这时，柳奇是冶金部部长。

高炉虽装有除尘罩，但它每天向外溢出了的烟尘，恐怕也要以吨计。白天，高炉和高炉周边都笼罩在黑烟白汽淡黄色的粉尘中，脏兮兮混沌一片。只有夜里的高炉才可能美丽，遮天蔽日的烟尘没了，和黑暗浑然一体了。铁水淌进铁水罐时，鲜红中透着浓郁金黄色的亮色，泼向了暗夜，在那无边的黑暗上，燃烧出一块不规状的金碧辉煌来；袅袅的水蒸汽，在铁水的映照下，折射得如神仙脚踏的五彩祥云。给高炉鼓风的装备，古代叫橐籥，后来叫风箱、鼓风机。给高炉鼓风的，是三个圆墩墩像保镖拱卫高炉的热风炉。热风炉旁竖立着一个高耸的铁架，铁架上端形似火矩，虽然它叫发散阀，实际上它就是个火矩，蓝幽幽的火焰没日没夜地燃着，四座高炉四把火矩，任何一届奥运会的火矩都没有它壮观和长久。高炉冶炼过程中，除了产生铁和炉渣外，还有很多附加物，燃烧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就是其中一种。但这种高炉煤气粉尘含量高，利用价值不大。大量的高炉煤气只能这样白白燃烧掉。好在天空是虚无飘渺的，如若是有形固体的，四把火炬经年累月定点朝天燃烧，这一片天空早烧出了四个大黑窟窿。当温宁静从厂广播站退回到原料车间、从广播员成为皮带工人的第一天，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二高炉的发散阀发生了爆炸。后来，温宁静也把这件与她毫不相关的事，划归到她与生俱来的霉运中。

铁水罐和渣罐

铁水罐和渣罐的外形酷似捣蒜用的钵。这个放大若干倍、安放在铸铁支架上，被火车拖着跑的百多吨的钵，看上去很憨厚。铁水罐装百吨铁水，铁水从炉台的沟槽淌到铁水罐里，三个五个铁水罐装满后，火车头显得很吃力的“吭哧吭哧”着，拖着或推着铁水罐去往几公里外的炼钢厂，铁水经过平炉或转炉的再冶炼，铁被炼成了钢。炼钢厂的场景和炼钢工人的工装设备、炼钢姿式，比高炉炉台和炉前工潇洒好看太多，所以影视里舞台上出现的钢铁厂的场景和工人形像，大多是炼钢的平炉、转炉和炼钢工人，就连1960年版的5元人民币上，印的也是头戴鸭舌帽、眼戴护目镜的炼钢工人。没多少人知道，炼铁和炼钢完全不是一回事。铁是由矿石冶炼出来的，钢是由铁冶练出来的，没有铁就没有钢，“钢铁”为“铁钢”或许更准确。铁水也不全是送到炼钢厂炼钢，有一部分也会运往厂内的铸锭车间，铸成一块块铁锭，称王八铁。我很纳罕，那铁锭外形是放大很多倍的金砖狀，实在一点也不像甲鱼。

铁水罐、渣罐的外壳是厚钢板，内壁却是耐火砖和耐火材料构成，铁水的高温侵蚀力强，铁水罐和渣罐内壁是需要定期检修和更换。一个极其极其偶然的原因，一个装有铁水的铁水罐混进了待检修的空罐中，送进了铁罐、渣罐检修车间。行车司机把二百吨重的重罐当作一百吨的空罐吊离了支架，但行车的吊重量只有一百二十吨，近两百吨的重罐刚刚被吊离支架，抱闸（制动器）吃不住劲，重罐就朝地上缓缓墜落，重罐倾斜，流淌出来的铁水流进了低洼处大雨后的积水中，“轰隆”一声，遇水的铁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检修车间那一排做库房做休息室的平房，瞬间被夷为了平地，几十米外一个铁路道叉房被气流掀得翻了几个跟头后，碎了。行车被气浪扭成了大麻花，歪斜着横跨在车间上方的两条轨道上。最惨的是行车司机，行车操作室被气浪冲得七零八落，行车司机从被冲落的操控室底部掉了下来。他的尸身没人敢挪动，一动，被蒸气彻底气熟透了的肉就一块块一条条剥落，不想办法，尸体在搬动中，很可能就成了一架新鲜的骷髅。人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大毛找来一条毛毯一条大床单，冲上前去把行车司机的尸首一点一点卷起来，这才把行车司机的尸体搬走了。大毛很有才，是厂篮球队的中锋、文艺活动的骨干，还能写文章，但家庭成份不好，厂里一直想调他到机关工作却一直没调他。这次事故后，他被调到了厂工会。我再见到他时，他已是炼铁厂宣传科的副科长，他拿着他写柳奇的一篇报告文学来找我，希望发在我任职的《武钢文艺》上。此时，柳奇已是炼铁厂厂长。

铁水罐是向南走，但渣罐却是朝北行，如果我们下班抄近道回单身宿舍，大半路程是踩着渣罐车铁轨的枕木上走回去的。厂里南向的铁道很多，而北向的只有随着炉渣的堆积而朝前伸延的四道铁轨。四道铁轨就是铺在越积越多的炉渣形成的山上。无论什么时候，渣山下都聚集着一大群人，这群人中主要是没有工作而又要依附城市生存的底层小人物，比如说半边户。所谓半边户，一般指武钢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只能在原籍娶妻生子，老婆是无法把户口迁进城市里的，而孩子的户口又只能跟着母亲走，也进不了城。一个家庭活活被拆分成两半。为团聚，很多妻子就带着孩子流浪进了城。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不了一个家庭，为生存，她们什么都愿意干。从渣罐里倾倒出来的炉渣中，有很多没燃烧尽的焦炭，这种焦炭比家用煤火力大得多，还耐烧。也能从炉渣里扒拉出许许多多蜂窝状的小铁块。如果从中扒拉到一个十几斤甚至几十斤重的铁块，一个家庭一两个月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这种事不常有，但这种希冀就足以让人们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勇敢。

扒炉渣中的妇女中，很多就是半边户。当渣罐进了渣场，准备从渣山上往下倾倒时，人们就手持八号铁丝拧成的小钉钯，摆出副随时准备往渣山上冲的姿式。炉渣倾倒下去，半边天都被映红了，基本固化的炉渣朝下滚动时，逐渐冷却。这时候，人们冲向渣山，从两侧守住刚倾倒下来的炉渣，每个人站立的地方就等于是各自划分好了的地盘。扒炉渣的人经常有人会被炉渣烫伤烧伤，而像我们车间李长贵老婆那样被一大块突然滑落下来的炉渣砸死的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以后，我也没听说再发生过。扒炉渣的人，无论烫伤烧或伤其他伤，厂里从来不负责任，因为渣场围了铁丝网、竖了警示牌。警示牌依然在，铁丝网只剩下几个桩桩。李长贵是本厂职工，他老婆死在本厂的高炉炉渣上，就不能不管了。李长贵有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厂里说，给其中一个孩子解决城里户口，李长贵抱着小儿子直直地站在厂长办公室门口，两白天一夜晚，三十六个小时不吃不喝，站成了“收租院”里那种很悲惨的泥塑。李长贵的小儿子饿得连哭都哭不出声了。柳奇前几任厂长中的一位厂长，差点就给李长贵跪下了，他带着哭声哀求李长贵：我把今年厂里唯一个城市户口指标已经给了你的一个儿子了……

工人村的人都知道，半边夜空被染红时，是炼铁厂的渣场在倾倒炉渣。每天夜里都能看到这美丽壮观的景像，工人村的人也就不觉得壮观美丽了，而这渣场已到了工人村的边缘，要不了几年，这炉渣就得倒在工人村的中央地带，工人村人无聊的时候，对这事就有了几分担心。工人村人深信这个传说，日本人能从这炉渣里提练出一种贵重的稀有金属，他们希望买下这几公里长的渣山，运回日本。但国家坚决不卖，因为这不是卖炉渣，简直就是卖国。工人村人也说，就是把炉渣倒在我们家门口，也不能卖给外国人，更别说日本人了。后来，武钢在渣山旁新建了一个矿渣厂，把这些炉渣粉碎后，一部分拿去做路基石，一部分用来做水泥。程松柏做了这个厂的厂长时，我曾把我的人事关系挂在这个厂一段时间。程松柏成了矿渣厂这种非武钢核心厂的厂长，也就是说，他在武钢的仕途也就到了尽头。随着渣山愈来愈小，工人村的天空中飘浮着的黑烟里，渐渐有了灰白色的细腻水泥粉尘。

栈桥上下

原料车间的主体，是与几座高炉平行相对、长约两三公里、高约十几米的栈桥。栈桥上有好几条连接焦化厂、烧结厂、矿石厂……的皮带运输机，把焦炭、烧结矿、石灰矿、铁矿等分门别类装进不同的大矿仓里。每个大矿仓都能储装两三百吨的各类矿石。方形、上大下小的漏斗式大矿仓伸向栈桥下，而称量车在铁轨上往复奔驰于悬吊在栈桥上的近百个矿仓的底部。而把栈桥和高炉连接在一起的是巨大的卷扬机室，卷扬机室头顶上是由料坑通往高炉顶端的钢铁斜桥，所谓斜桥就是大料车的滑轨。所有的燃料矿石和任何附加物，都是由大料车直接装进高炉的。

刚从炼焦炉里出炉的焦炭喷上水后，从焦化厂输送到栈桥时，每一颗焦炭都散发着水蒸汽；当我操作卸料机把它们装进焦炭矿仓，腾起的水蒸汽弥漫着遮蔽了我的双眼，白茫茫一遍，什么也看不见。我踩在两根脱焊的钢蔑条上，和两根钢蔑条一起掉进了焦炭仓里。这发生在我上夜班的时候。在漆黑的焦炭仓里经过思想上最短暂最激烈的思考后、经历过又一次生死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命运，哪怕是不择手段。正因为有了在漆黑矿仓里的思考，我很快就从栈桥上调到栈桥下，从一个皮带工成为了称量车司机。

称量车就是有轨电车，脚下有铁轨、头上有根可以在动力线上滑动的大辫子。但是，称量车的外形一点也不像车，而像个童话或科幻小说里的怪物。栈桥上伸延下来的排成两排、上大下小的矿仓，如同一个个小峡谷，为穿行其间，称量车上部的驾驶操作室和配电盘室，又长又扁，长得像横立着的小学生铅笔盒，驾驶操作室下边有两个又大又宽、一次可装二十吨矿石的铁仓。铁仓底部是可开可关的闸门。如果说皮带工是原料车间的三等公民，称量车司机就是二等公民。皮带工身着白色粗帆布工作服，称量车司身着蓝色细帆布工作服，皮带工作鞋是大头靴，称量车司机是电工鞋。这说明，称量车司机这个工种，比皮带工的技术含量要高很多。皮带工实习1个月就可独立上岗，开称量车师傅带了我两个月，才独立操作。徐书记在会上公开说过，和皮带工相比，对称量车司机的政审要求更严格些、政治要求也更高些。我写黑板报把自己写成了原料车间的二等公民，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写成原料车间的一等公民——卷扬机室的司机？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卷扬机室门口，24小时都有士兵站岗。虽然夹在栈桥和高炉炉台之间，因为几乎是密闭的，又宽又高又大的卷扬机室却很干净清爽。唯一不足之处，像座小山的卷扬机运转中的“隆隆”声太响，再加巨大的配电盘上各种继电器发出的“噼噼啪啪”声音，噪音闹得人脑仁痛。虽有美中不足，无论是环境、技术含量和政治待遇，卷扬室司机都高称量车司机一头。一号高炉卷扬机室的钟师傅因和老婆吵架，他老婆从卷扬机室冲出来后，突然间就无影无踪，人间蒸发了。后来，找了一两年也没找到。不久，钟师傅就调到了料坑班，由车间的一等公民贬成了车间里的贱民。跟他实习的那个湖南涟源钢厂的女工，实习没完成就被遣回了涟钢。曾有炉前工说，在那个时间段，好像看见有一个女人在炉台上晃了一下，眨个眼就不见了。大家背后就议论，说卷扬机室离高炉炉台太近了，又说千不该万不该，钟师傅不该当着涟钢那个女的面，扇自己老婆一巴掌的……议论再多，最后都会归结到：他老婆很有可能跳进了铁水罐，不然不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记得有本苏联小说写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姑娘失恋或因其他什么事，绝望中跳进了铁水罐，为了纪念这姑娘，就把这罐铁水倒在厂里某个空地上凝固成了一个铁山丘。全国上下大办钢铁那年，我八岁，记得我家连火钳都拿去炼铁了，用筷子夹煤球夹了几年，用一百吨铁水去纪念一个女人？想想都是罪过。苏联小说这个情节的后半截，为了浪漫主义而编造痕迹太重、太离谱，没有行车、吊车，铁水罐无法离开支架，没有专业设备，铁水也根本没法倾倒出来，铁水罐又不是尿罐。不过，钟师傅的老婆究竟是不是跳进了铁水罐，大家只是怀疑和惴测，从来没有被确证过，一直是个悬案。钟师傅似乎对他老婆究竟怎么失踪的，讳莫如深，从来不多说一句。他对众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活天的冤枉！怎么可能嘛，上班时间。”钟师傅的话有破绽，上班时间不可能，难道下班时就可以和涟钢女子有啥事了？依我看，把孤男寡女安排在密闭的卷扬机室里工作、实习，才是罪魁祸首。后来，我被贬到料坑班，钟师傅见了我，第一句话依然是：“这是活天的冤枉……”

原料车间的料坑是一个特殊的独具特色的存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它都是炼铁厂改造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和走资派的劳动场所。军代表进厂后，厂里的坏人们不来料坑改造了，却成了原料车间的惩戒所。凡是有问题或犯了错误的原料车间工人，一般都会调去料坑班，如果有人替换，车间也会把改造表现好的人调回原岗位。

给高炉喂料的大料车，被卷扬机碗口粗的钢缆牵引着，在斜桥上下飞奔。上至八九十米的高炉炉顶喂料，下则至负四十米的地下装料，这个负四十米的地方就叫料坑。大料车的背上有个一米见方、撮箕状的排气孔。矿料倾入大料车时形成的气压被排气孔排走了，但仍有少量的矿石被空气带出了排气孔，洒落在料坑里。积少成多，这些从大料车里洒落出来矿石，24小时内，少者一、二百公斤，多时可上吨。如不及时清扫这些洒落的矿石，就会影响大料车正常运行，甚至酿出大事故。料坑工，把喷溅出来各种矿料，扫成一堆，再挥锹把它们甩进两米高的大料车排气孔。因为不起任何作用，料坑也就没有任何通风设施，矿石粉尘无法驱散，对面两步不见人影，夏天温度可达五、六十度，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当我在料坑里工作过一天后，每次下料坑，沿着铁梯一步步走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神曲?地狱篇》里的那一句话：进入这里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这本书是温宁静借给我的。

         生命与人性，是作家思考的母题

                 ◎     黄自华

美丽的爱情，由无穷的灰暗和痛苦疑聚

                ◎黄自华

今天的爱情，浸染了太多、太强烈、太张扬的“物质”色彩。爱情本来拥有的那种“形而上”的精神元素，已经被无情地抽空。温宁静的身体虽然因不幸而惨遭污染，但她却像霍尔顿一样，内心仍有一片未被污染的净土——

     《九月残阳》后记

                  ◎王继

⽶兰·昆德拉说：“⼈们只在过去的时间中认识现实。”又说，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种形式。四年来，⼤部分时间伴随着我的是《⼋⽉欲望》《六⽉悲风》《九⽉残阳》⾥的故事和⼈物，换⾔之，四年来，我的⼤部分时间活在“过去的时间”⾥，⾄于是不是在过去的时间⾥认清了现实，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当下的现实和逝去了的过去，惊⼈的相似，让我看到了轮回。但我希望“回忆是⼀种遗忘的形式”，通过《往事记忆三部曲》的完成，⼗年荒诞荒谬荒唐的岁⽉被我彻底忘却。但我知道，记忆就是历史，就是⼀个⼈⽣命的全部，帕斯捷尔纳克说：“⼈不是⽣活在⾃然界，⽽是⽣存于历史之中。”遗忘⼏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我注意到过去和现在的差异正在

消失，过去和现在有即将重叠在⼀起的危险，这⼀幕不仅让我惊愕眩晕，更令我恐惧。当然，也就更难让我遗忘。

2016 年起笔，历经近四年时间， 《往事记忆三部曲》最⼀部长篇⼩说《九⽉残阳》 ，终于在 2019 年 9 ⽉将尽的时候，完稿了（注：又四年， 《往事记忆三部曲》演变成《往事四部曲部曲》⽽《四⽉飞雪》为其四部曲⾥的最终章） 。我能完成《往事记忆三部曲》 ，这⾸先要感谢野夫、阿（杨）渡、⼦华和南⽅家园出版社。因为没有野夫的⿎动、蛊惑，我不会在晚年重操旧业，⽤写作去梳理、描述和忏悔我⼈⽣的经历，这同时，也⽤⼩⼈物的视觉为那个不准提及的历史时期做了个⼩⼩的注脚。前不久，⼀个朋友在⼀家⽇本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我的长篇⼩说，拍了照发在⽹上，有朋友把照⽚转发给了我。看见这张图⽚，我⾸先想的是阿（杨）渡、⼦华和南⽅家园出版社，没有他们

具体⽽实在的⽀持帮助、没有南⽅家园出版社出版发⾏，我没有可能完成《往事记忆三部曲》 。即使按联合国新颁的很⼤度宽松的青年、中年、⽼年的年龄划分，我也已是个⽼⼈了，⽽多少就有了些⽼派，相较电⼦版的图书，我更喜欢、甚⾄痴迷于散发着油墨⾹的纸质本图书。有了前⼀本纸质的图书出版，才会让我有兴趣有勇⽓完成后⼀本书的写作。三部曲中的最后⼀部《九⽉残阳》是最熬我⼼⾎、⽤时最

长的写作，⼗⼏万字，⼏乎耗费了我两年的时间，是写作《⼋⽉欲望》和《六⽉悲风》的时间之和。2018 年，当《九⽉残阳》已完成了好⼏万字后，我对业已完成的⼏万字和我⾃⼰的状态，感到极不满意极失望，甚⾄很⽓馁，准备彻底放弃这部⼩说的创作了。⼏经思虑和挣扎，我觉得我不能有负于朋友们的期望，也不能有负于我⾃⼰。⽼马不死旧性在。2019 年初春，重抖精神，再理思路，彻底废弃已完成的⼏万字，我重新开笔写作《九⽉残阳》 。其中的⽢难苦⾟，细说起来就很矫情了，唯有⾃知⾃品。

《九⽉残阳》是讲述 1970 年代，⼀群⽣活⼯作在底层的钢铁⼯⼈的故事。我不是⼀个思想深刻的作家，也⾮对实验⽂本充满兴趣的前卫作家。我对我⼩说的要求之⼀是，好读。⾄今为⽌，⽆论中国或世界，绝⼤多数真正正⾯描写底层⼯⼈⽣活的⽂学作品，都很难读下去（那些歌颂的虚假的作品就更没法读了）。究其原因，不好读，是因为更不好写。读者对⼯业环境的陌⽣隔膜感，专业性和专业设备、专业术语对⽂学语⾔的破坏等等，造成这类作品带⼊感很弱，是阅读的最⼤障碍之⼀。写⼩说是写⼈物写⼈物的命运，读⼩说是读⼈物读⼈物的命运，⽽⼤⼯业的环境及设备又与底层⼯⼈的⽣活、⽣命息息相关，这是绕不过去的⼀道坎。如果绕开⼯⼈的⼯作和⼯作环境去写

⼯⼈，那⼀定是虚浮和虚假的。我曾在⼤⼯业⽣产第⼀线整整⼯作了⼋年，仰仗着这段较深厚的⽣活经历，我有了⼀点点野⼼，我要写⼀部真正的真实的真诚的奇异的且⽣动好读、直⾯⼯⼚和⼯⼈⽣活的长篇⼩说。除了好读，什么又是直⾯⼯⼚和⼯⼈⽣活的长篇⼩说呢？我的朋友，知名⽂学评论家黄⾃华，曾对我说过这样⼀段话，可以作为注解：对⾝体的摧残蹂躏是⼯业⽂明的原罪，对灵魂的摧残蹂躏是社会主义的创造。西⽅⼯业⽂明和中国⼯业⽂明最明显的区别就在这⾥。

写作《九⽉残阳》让我感到异常艰难，但我努⼒了，也很有⼏分⾃信，但做到没有，这只能交由读者品评了。但有⼀点我相当⾃负，这是⼀部与以往所有写⼯⼚、写⼯⼈的⽂学作品完全不⼀样的长篇⼩说。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的是长篇⼩说，不是我的回忆录更⾮我的⾃传。当然，⼩说创作，作者不可能脱离⾃⾝的⽣活经历和体验，但⼩说绝不可能是作者本⾝。⼩说和⾃传、回忆录，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四年来，也因为写作，我的⽣活由此⽽变得简单、单调和孤寂。好在朋友们每每在我最寂寞难耐的时刻，就邀我出去喝酒，⼤碗喝酒⼤块吃⾁、敞开嗓门说话、放肆骂⼈怼⼈，我的孤寂⼀番宣泄后，得以消散，然后再⼊孤寂，重新埋头写作。没有这些朋友们的⿎励⽀持，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写完这个三部曲。⼈⽣在世，总得做点有益的事情。

树德兄看了三部⼩说的篇名后，惊呼道：说这⼏数字好扯眼，独缺⼀个“四”个字。这纯粹是个巧合，绝⾮我有意为之，但这恰又似天意。机缘凑巧，三⼗年前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武汉⼤学读书，⽬睹和亲历了⼀个地区的风云激荡。许多⼈物和故事，犹在眼前。如果可能，我计划以这些素材再续⼀部《四⽉飞雪》的长篇⼩说，把这个“独缺”的“四”字补上。彼时， 《往事记忆三部曲》或成了《往事记忆四部曲》 。当然，这是计划，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不仅仅取决于我的⾝体状态和情绪，也取决于出版⽅。

这⾥我要特别感谢唐云先⽣，当我刚开始写作《九⽉残阳》时，唐云先⽣就预定了这部⼩说的序，他⽤不容商量的⼜吻对我说：“这本书的序，我写了！”唐云先⽣很喜欢⿇烦，⾝背了⽂艺评论家、诗⼈、书法家、摄影家......等诸多名号，还嫌不够，如今还要卖他的唐门酒。可惜，他⼤学教授的名号，却没了，成了图书管理员。百事缠⾝，他还为我的⼩说请缨写序，令我不胜感激和感动。在这⾥我也要感谢吕岱先⽣，甚⾄还在我为这部⼩说打腹稿时，吕岱先⽣就再三叮嘱、提醒我：狠点！下笔狠点、写狠点！⼀个“狠”字，让我在整个写作中受益匪浅。在这⾥我还要特别感谢黄⾃华先生为九月残阳所撰的跋，激昂澎拜，令我拜服。我也要感谢罗⾦强先⽣，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技术和数据⽀持。也要感谢我的太太李若溪，当我的腰间推盘突出和肩周炎复发⽽不能继续写作时，她⽤她的低中频⽣物电技术为我进⾏了诊疗，我得以在短时间内康复。衷⼼感谢所有帮助⽀持我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关⼼帮助和⽀持，或许就没了往事记忆三部曲。在这⾥，我就不⼀⼀列出他们的名单了，那会让这个后记显得很长很长。

谢谢⼤家，谢谢所有⽀持我的朋友……             

         重庆虎溪师大苑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