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新疆的戈壁滩)
一九六六年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厂广播站在广播完中央通知也停播了,因此广播小组也自然不存在了,一切秩序开始进入运动之中。运动开始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组织学习,“批判四旧、大立四新”,“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四新”则是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在哈密也一样开展了运动,而且还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挑选出的红五类青年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当时我们没选上的还很羡慕。与此同时学习毛主席语录尉然成风。毛主席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们争相拥有宝贝。这两样都是从部队里先兴起并传播到社会上,首先在红卫兵队伍广为传播,逐渐在广大人民群众兴起。我们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边疆哈密同样进入这一热潮中,我也是千方百计搞到了几个像章,没有正事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本,我借了一本,用小日记本原原本本的工工整整的抄写了整整两本,成为自制的毛主席语录本。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大地“一片红”,拥有毛主席语录本,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人人争相拥有和佩戴。在“破四旧”时,我记得我们车间房师傅保存的老画家李昆璞的一幅水墨画大白菜,还有另一位王师傅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复为左联著名作家,文革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都当四旧被集中销毁,让人心疼不己。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党组织逐渐失去作用,造反派成立了各种组织,开展批判走资派,因而也形成了两大派组织。哈密开始进入两派斗争并逐步升级开始发展成武斗阶段。当年我还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却亲身经历了由于两派斗争带来的两次惊吓。一次是在火车站与师兄弟小刘在逛街,看到两派人成群结队游行,相遇时互相指责漫骂,我们感觉不对劲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但已经晚了,火车站是铁路一派组织的大本营,更大的队伍包围了另一派,我们也被裹挟之中,被关进一个礼堂接受造反派组织的教育。还每人发一个馒头和一碗水,我正饿了也吃了喝了,万幸的是没人打骂,我和小刘约好以上厕所为名溜出去了,辗转从铁路上走到哈密街上又回到了单位。师傅们看到我们平安回来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己是一九六七年了,在从火车站到电厂的铁路支线上,突然开来一列闷罐车停在了离我们加工厂不远的铁道上,从车上乌呀呀下来大批手持红樱枪和棍棒带着红袖标的人群,包围了我们厂和汽车队,把人们集中在戈壁滩上训话,把人们又吓得不轻,好在没有抵抗也就没有互相打斗,人们很听话地集中在一起,让检举造反队头头,头头们早跑掉了,这一群都是老实的职工群众,因此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天快黑了才放了大家,人们心有余悸,又有不少人买火车票回到老家去了。不久我也受不了惊吓跑回了天津家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哈密大十字街道)
一九六八年随着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了武斗,按照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秩序逐步正常,我们厂组合了铁木加工的方方面面,有粗木车间加工木料,细木车间制作门窗家俱,钢筋车间加工钢筋预制构件原料,烘炉车间制作机器零件,机修车间负责各种机器维修,木材烘干车间,电工车间等等一应俱全。各车间几百名职工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因为受运动影响,许多生产任务积压了,要努力争取尽快完成,弥补损失。厂里各种宣传标语和牌子为适应“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而更新,这又成为我的任务,我又让领导批准把细木车间的小范抽出来与我一起完成。在一起俩人感情不断升温,终于互相接受了对方而恋爱了!
(当时的宣传画)
各级革命委员成立后,生产工作秩序逐步正常,哈密也开始了恢复建设的阶段,由新疆二建承建的哈密电厂扩建工程继续进行,哈密镇里邮电大楼和专署大楼因在文革时期被炸毁,开始进行重建工程,这也是二建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哈密最豪华的建筑是哈密评剧院,最高的建筑是地区招待所(记得好像是五层楼房,不太准确了,但当年是层数最多的楼房)。当年哈密楼房很少,基本都是平房,连商业街大十字主要商店都是平房,而且还有些是土块房,就连地委大院也都是平房,只有一栋小楼是两层。因此崭新的邮电大楼成了哈密的新景点,我们的职工进城必去邮电大楼转一转,买几张邮票,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充满了热爱和骄傲。就连邮电大楼营业厅的工作人员面貌都不一样,个个面带笑容衣着整齐,神情充滿了热情和自豪。哈密留下了我们辛勒的劳动和付出,在哈密人民医院,学校,机关等都留下了我们建设的成果。
(六十年代哈密火车站自由市场我们买菜买水果都是在这里)
六七十年代回内地老家探亲,从哈密乘火车是件头疼的事,我们徒工几个人推着师傅上车,行李从车窗再递进去,人挤人,车厢里挤的满满的。
(当年上火车的情景)
(当年哈密最豪华的建筑是哈密评剧院,那时周边都是土块平房,楼房是近些年才有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密大致分为两大城区,一是哈密镇,是哈密地委专署,县政府等各级党委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商业教育的主城区,有中学医院等教育医疗机构。火车站是兵团和铁路系统集中的地区,记得当年农五师许多机构商店大部分在火车站,铁路系统有工厂学校和医院,火车站与哈密镇中间隔着的就是西河埧东河埧,两河埧中间的木桥是火车站到镇里的必经之路。 当年公司机关居住地离火车站最近,有一条路直接通火车站,而我们工区和加工厂处在离火车站和城里距离差不多的地方,因此一到星期天多数人都去镇里,那里相对热闹些,还有电影院,新华书店等文化场所更受欢迎,尤其是邮电局,寄信寄包裹的地方是经常光顾的。
那年月我们生活购买肉蛋油粮都是定量供应的,包括棉花布料,工业品如自行车也是分配的,我结婚那年厂里刚好有一张自行车票就给了我们,是红旗加重二八车,上下班二公里多路夫妻俩方便多了。那年月我们平时上班期间每天都在单位食堂吃饭,星期天偶尔自己做饭,也是从食堂买米面,在商店或街边卖菜的摊子上买菜。条件比大城市差的多,但那时粮食定量很高,工人男的51斤,女的38斤,干部定量低些34斤,都够用的了。
【作者简介】岩增,原名李岩增,天津第十中学及新疆自治区党校及新疆大学本科函授毕业,擅长书画、写作,曾以秘书身份协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起草大会讲稿。历任新疆建工集团组织处长,党委工作部长,《中国西部建设报》社社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