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他的五尺道》
秦始皇已经死去了2000多年，至今人们还在为他的功与过争论不休，足见这个自称为"始皇帝"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打下的烙印有多深。
用军事手段灭掉六国后的秦王朝，虽然只维持了15年便匆匆谢幕，但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却十分丰厚。短短十几年中，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始皇，既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统治秩序，又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还在北方筑起长城，在南方建成灵渠。其精力之充沛，各种措施力度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或许因为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研究贵州历史的学者们，对秦朝时贵州的情况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在已有的历史文献中，也很少发现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到汉武帝执政(前141年)这段时间夜郎情况的记载，以致这几十年中的夜郎国，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其实，在秦王朝统治期间，贵州高原已经被纳入封建国家的版图，中央政府的许多措施，在贵州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是秦始皇完成统一事业后的重大举措。西周以前，中国实行分封制，各级权力都是世袭。从春秋时代开始，一些诸侯国开始搞部县制，但那时候的郡与县之间并没有统属关系，有的郡甚至比县还要小。直到秦始皇君临天下，郡县制才成为一套行政管理制度，正式在全国推行。比起由世袭诸侯各自为政的分封制，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的郡县制，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正是有了郡县制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
秦统一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原政权能够对僻处西南的贵州进行有效的直接管辖。无论"鬼方"，牂牁或夜郎，都是凭借军事实力独踞一隅的方国，是中原群雄无力染指的地方。
秦的统一，建立起包括今贵州地区在内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因为秦王朝太强大了，同昔日拥兵自重的诸侯们一样，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夜郎，生存也成了问题。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时，并没有让贵州成为例外，这一点是有许多史事可以佐证的。《史记。西南夷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秦时，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由此可见，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应是秦王朝推行郡县制计划的一部分。先通路，然后设置郡县，再任命官吏进行统治。
但这种安排，怎么看也不像是一种偶然决定。
始看一下秦帝国的版图就会发现，秦朝时的贵州地区早已不在化外，属于治秩 西南边疆之内地。当时的情况是：夜郎之北有巴郡，蜀郡，东有黔中郡，南方筑有象郡，除夜郎的中心腹地外，其他地区全部分属以上四郡管辖。秦朝巴郡叹为的管辖地北面至川南，西至今贵州赤水一带，东，南两面抵乌江。鳖县为巴郡的辖县，今遵义市市区，绥阳，桐梓，仁怀都在县境内。蜀郡的北面也抵对秦朝 川南，西面到云南的镇雄，东面至赤水，息烽一线，南面抵六冲河，包括今从秦始于重置的旧郡，今贵州的印江，沿河以东，思南，江口以北都属该郡辖境。贵州的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等地区均在其辖境内。黔中郡原来就有，属象郡的郡治在今广西，今黔南独山，荔波一带归属的毋敛县，黔东南锦屏，中央跻身于郡县制中间，夜郎国的生存空间遭到了严重压缩。这时候的夜郎黎平，从江归属的镡成县，应是它的辖县。可以前中国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因为找不到关于它的文献，学者们很少去记述它。
1992年出版的新编《石阡县志 建置篇》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段记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置夜郎县于今县境西部本庄，河场坝一带。"这还要小记载至少引出了两个问题：
一地区，一是通常认为秦朝推行郡县制，涉及贵州不少 国推行。
但在贵州境内没有设置郡县的治所，这个结论是否应该修正?二是既然秦朝在贵州地区设置了夜郎县，此期间夜郎国是否依然存在，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毕竟同一个地区，又有夜郎国又有夜郎县，是很容易被混淆的。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秦代设置了夜郎县应该没有疑问。道光《贵阳府志 沿革》早已提出：
"秦夜郎县与汉夜郎县异，秦夜郎亦与竹王兴遁水者异，言地者又不可不知也。"这至少说明秦朝夜郎县是存在的。1990年出版的《夜郎史稿》也认为：秦夜郎县应在"清石阡府葛彰司西六十里，即今石阡县东。至于汉夜郎县则是以今安顺为中心".1993年出版的《四川通史》分析秦在巴郡设置的12县时，认为其中有3县设在今贵州地区：夜郎县在今石阡以东，警县在今遵义一带，且兰县在今黄平，福泉，贵定一带。
历史上，行政建置的区位变迁并不少见，但像夜郎游移范围如此大的却不多。石阡位于今贵州东北，安顺则在黔中偏西。百余年间，搬了几百公里的家，这除了证明古夜郎势力和影响之大外，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秦汉统治者治黔方略的思考。
贫穷落后与封闭保守是一对李生兄弟，这方面贵州比其他地区的体会要深刻得多。贵州历史上的封闭是由区位和自然地貌导致的，由不得自己选择。李白的诗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那只是一部分蜀道。像成都平原那样的地区，"五丁壮士"开辟通秦之路后，早已成了秦国的粮仓。"跬步皆山"的贵州才是真正的举步维艰。由于地壳上升与河流下切两大因素的作用，贵州境内重峦叠嶂，起伏崎岖。现代交通诞生以前，不仅对外非常闭塞，地区之间的交往也极为困难，"望山跑死马"正是贵州人面对行路难的无奈感叹。
交通一直是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积几千年的教训，才悟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并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几十年中，将贵州建成了西南地区的南下出海通道和通往华南，华东地区的交通枢组。如今，一个以贵阳为中心，以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为骨架，内河航运，民用航空相结合，四通八达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在贵州已然成型。
当我们乘汽车风驰电掣于现代高速公路或坐在高铁列车里欣赏窗外美景的时候，不能不对2000多年前首先决定在贵州筑路，第一个打破贵州封闭状态的秦始皇产生某种崇敬。
最早记录贵州与外界交通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只记述了庄踽率军远征从水路进入贵州，再经陆路入滇的史迹，并没有介绍贵州古代的道路情况。庄本人也只是将贵州作为途经地，没有像在云南那样留下筑城修路之类的遗迹。秦始皇要将他的郡县制推及西南地区，要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随时予以监控，只有修路才能办得到。于是这位颇受争议的统治者，下令修建从四川经黔西北至滇西的道路。这条路宽仅5尺(合今约1米)，历史上被称为"五尺道".
五尺道是贵州境内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在贵州交通发展史上有着极不平常的地位。这条路起于四川宜宾，由云南盐津，昭通入贵州，经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终于曲靖，全长两千多里。五尺道的修建沟通了秦都咸阳经四川，贵州与云南西部的联系，使秦帝国有可能在云贵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治理。
秦始皇敢于在云贵崇山峻岭中修路，是因为有了李冰这一榜样。
在他之前20年，那位因修筑都江堰而造福万民，遗荫千秋的蜀郡太守李冰，奉秦孝文王之命，承担了开修僰人道的任务。面对石门若堵，绝壁如削的建筑环境，李冰想出了积薪烧岩的办法，下令采伐大片树木堆积于坚岩之上，点燃熊熊大火炙烧，令坚硬的岩石变得酥松脆弱，开山凿石变成了易事。
这套办法被接受修建五尺道任务的常颤所借鉴。
五尺道所经之地，崇山峻岭，工程艰险程度超过当年李冰的僰人道，但常领采用李冰创造的办法，得以顺利完成筑路工程。
先有人行之路，后有官修之道，大概是古今道路建设的常理。秦始皇的五尺道同样是在自然形成的民间商道基础上建成的。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自己的双脚在川南，黔西北，滇西一带踩出了一条商旅便道，巴蜀商人及西南夷商人沿着这条商道同缅甸，印度等通商往来，络绎不绝。这条千百年路踩出来的道路，被后人称为"蜀身毒道"。它应该是后来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鼻祖。 五尺道的修建，满足了秦始皇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愿望，加强了西 南地区与秦帝国的联系。元朝至元年间，马可 波罗曾在这条道上留下足迹。这位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兼商人，从贵州威宁入云南昭通至大关，从大关骑行12天抵宜宾，沿途所见印象深刻。他在游记中就五尺道上的所见所闻写下了"环墙之城村甚众","其人形色虽褐而不白皙，然甚美，善战之士也"等生动记录。
有些文章宣称：现在残存的五尺道长约350米，在云南大关县境内，道宽5尺(约1.67米)，尺阶宽窄高矮不等。从关河东岸上缘三曲而至摩崖，路面留有马蹄痕。大关县境内的五尺道原貌保存得较为完整，是十分令人民的，但长达两千余里的五尺道仅有这么短短一段余存，却又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五尺道的中段主要在黔西北，也许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在文物普查中，能带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
秦始皇修建的五尺道，揭开了贵州道路开发的序幕。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首任皇帝，堪称历史上第一个下决策在贵州修路的就治者。
《深谋远虑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对贵州影响最大的君主。
提到汉武帝，许多人在他的精明强干之外，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好大喜功和当机立断。从各方面看来，这个叫刘彻的皇帝，还十分崇信武力。他的统治理念归纳起来，无非是对内中央集权和对外经常征伐。汉武帝在位54年，无数次出兵攻打匈奴，又出兵平定南越，进攻朝鲜，加兵于西南夷，把手伸 到了西汉王朝力所能及的地方。
也正是这个继文景之治后登基的皇帝，打破了汉高祖以来"北有匈奴， 无暇远略"的格局，向西南地区倾注了大量精力，给贵州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在治理西南夷的问题上展示了他深谋远虑的一面。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朝，中经惠帝，高后，文景二帝，到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已经度过了66个春秋。翻阅现存的各种历史文献，很少看到这60余年中汉王朝对西南地区有何动作。
唯一反映当时贵州情况的，只有《华阳国志》里一句孤零零的话："汉兴，遂不宾。"意思是说，秦亡以后，中原政权失去了对夜郎的控制，势力膨胀后的夜郎，不再表示臣服。
说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西汉立国之初困难重重，百废待举，面对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不得不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手段，包括对北方的匈奴也只能采取和亲政策，以维持和平环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战国以来就已存在的西南夷问题，即使如秦之强也未能彻底解决，创建伊始的西汉王朝，还无法将它提上议事日程。
在"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的环境中继位的汉武帝，掌握的财富远比前几代帝王丰盈。钱多了，腰杆自然也硬了许多。面对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威胁的形势，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毅然放弃此前几十年的"绥婧政策",，不但发动了反击匈奴与攻打南方3个越族政权等一系列战争，以解除外部威胁，拓展疆域版图，还同时着手恢复因秦亡而中断了的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 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关中地区的西汉王朝，西南夷属于边陲地区。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和南越势力膨胀，封建王朝的南北疆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缩，西南地区更加无法控制。随着国力强盛，汉武帝认为经略西南夷的条件已经成熟，便毫不犹豫地开始经略西南，将西南夷纳入汉王朝治下。对待西南夷，汉武帝有他深谋远虑的方略。
一开始，他并没有直接将西南夷选作开疆拓土的目标，而是遣使赴南越，试探南越的动静。西汉初年的几代帝王，对秦亡后割据华南的南越政权采取安抚政策，刘邦还将拥兵自立的赵佗册封为南越王。其后双方关系恶化，南越赵佗不但自称武帝，还发兵进攻长沙国。
汉武帝时，南越内部出现了"附汉"与赵兴被杀。新立的南越王公开与汉作对，成了汉王朝的眼中钉。"抗汉"两派不同主张，最终"抗汉"一派取得胜利，主张"附汉"的南越王
南越与夜郎，滇相邻，客观上成了这两个方国的依托，南越不灭，夜部南越的降与顺不止关系到南越一片地区，也涉及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大秦与滇决难归服。 唐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决定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能说会道的唐蒙到南越后，在那里吃到一种名为"构酱"的食品，打听到这种东西产在蜀地，由商人经夜郎贩运到南越出售。这个信息点亮了唐蒙脑子里的灵光，他带着在南越获得的各种信息，匆匆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 反
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征讨南越的两种方案：
一是经长沙，豫章，沿水道进军，由于多数水道堵塞，难度会比较大；另一种选择是由巴蜀进入夜郎， 牂江南下，给南越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唐蒙分析认为：夜郎有10万精兵，以汉王朝现在之强，调动巴蜀一带的财力和人力，完全可以修建一条通达夜郎的道路，一旦路通，在夜郎境内设置郡县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在汉武帝的计划中，南越和西南夷都需要纳人版图，只是孰先孰后，如何着手的问题。唐蒙所献之策正中汉武帝下怀。为表示对唐蒙的嘉许，他毫不犹豫地将唐蒙提拔为郎中将，命其出使夜郎。
唐蒙通夜郎是汉武帝经略西南的第一个大动作。
班固的《汉书》记述唐蒙入夜郎的情况时说：
"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荷关入。"
地不同 西之多。所带的物资中，除随行人员必需的食货辎重外，很大一部分是汉武
唐蒙此行，率领的队伍只有1000多人，却用万余人搞运输，可见所带东 丽夷 帝准备送给夜郎的礼物。这些价值不菲的礼物，对僻处一隅的夜郎统治者当 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告别汉武帝后，唐蒙按照事先的设想，调动巴蜀的人力，物力，开凿僰越， 道(今四川宜宾)附近的青衣道，修建通往夜郎地区的道路，以期南下会见夜郎侯。但工程艰巨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整整搞了两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落得个"费工无成，百姓愁怨"的结局，只好转由巴郡荷关南下。唐蒙修路之举虽无成效，却给贵州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迄今贵州仍流传着一些关于唐蒙通夜郎的传说，桐梓县境内更有名为"蒙渡桥"的遗存。
历尽艰辛的唐蒙总算在夜郎见到了夜郎候多同，他向多同宣扬西汉的强大 大和富裕，提出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并答应由多同之子出任县令。没想到夜郎 秦亡以来便割地自雄的夜郎侯，竞痛快地接受了设县置吏的要求，这多少让唐蒙有些意想不到。
其实，多同的决定也是审时度势的产物。秦汉之交，夜郎固然抓住机会 扩充了势力，但却远远赶不上西面的滇和东南面的南越。滇国一直是压在夜郎 头上的一座大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夜郎都在滇的控制之下。南越与汉王朝反目以后，更出兵占领了夜郎的一部分城邑。夹在两大势力之间的夜郎，如果水道不归附汉朝，被蚕食或吞并只是早晚的事。接受唐蒙的建议，既可以挟汉朝之即。沿 郎相距遥远，道路又极艰险，也不怕汉王朝真的来占据自己的领土。
震慑慎越不敢妄动，又可让属下的一些小邑领受汉朝的缯帛，再者汉与夜郎这些论著把夜郎侯同意设置郡县，说成是完全看在丰厚礼品的面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