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自治学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11年11月3日夜，宁静的贵阳夜空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响枪的地方虽然在城郊的南厂新兵营，离市区有好几里，却震撼了山城的每个角落。因为那时候的贵阳城远比现在小得多，大十字为中心，城区只由7条大街和若干小巷组成。这个椭圆形的城区只局限在今文昌路，环城路以内。城市规模既小，又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带来的喧哗，冷不丁的一声枪响，使沉睡中的，做着美梦的人们惊醒过来。
南厂这一枪是一个叫杨树清的新军营士兵打响的。在这之前，受武昌起义的影响，贵州新军营和陆军小学学生，已经在酝酿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组织和领导这场革命的，便是作为当时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贵州自治学社".
贵州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是张百麟。这个活跃在清末民初贵州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从小即喜欢混迹社会，少年时代与贵阳哥老会的一帮兄弟们打得很火热。张百麟是随分发贵州当官的父亲从湖南长沙迁来贵阳居住的，其父张翰因晚年得子，很有点宠惯他，对他爱与哥老会人往来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又怕他耽误前程，最后还是用给他捐了一个通判，又把他送进官办的法政学堂学习，冀望这个儿子将来成为"佐理新政的人才".张翰的一番苦心并没有改变张百麟的志趣，他不但与哥老会交往的热情多不减，投身社会活动的时间也愈来愈多。正值20余岁的张百麟，接触过康 梁等人的维新思想后，更加热衷于救亡图存的社会活动，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朋友。
往来更加密切，贞丰仁学会，贵阳哥老会组织"同济公"中，都有不少他的贵州的哥老会是从四川传过来的，俗称为"袍哥"，据说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传入四川后逐渐发展成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和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同生共死。清末的袍哥已成为城乡半公开的民间组织，互不统属，自行开山设堂，聚集势力，以兵勇团丁，游民地痞为其主要成员。由于袍哥以义气为重，好打抱不平，能为哥兄老弟们排忧解难，农民，商人等阶层加入寻求庇护的不少。
贵州的哥老会是在自然经济解体，大批失业手工工人和失地农民涌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哥老会的组织从开立山堂开始，各山堂一般设有高低之分的5个堂口。各个"公口"之间独立发展，同一地区的各个"公口"又可以联合起来相互协调。清末，贵州"公口"林立，几乎遍及各县，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地方士绅，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公口"."童子时即出入秘密会社"的张百麟，积极发动"公口"中的头面人物参加以他为首组织的自治学社，还派这些哥老会成员"分走各县联络，组织分社的人"。结果，不仅自治学社首批发布的250余人名单中，有不少是哥老会成员，在清末贵州的反清革命力量中，哥老会也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一头与中华路交汇的市府路，是贵阳知名度很高的一条街道。位于金阳新区(今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市级行政中心落成以前，领导着300余万人口的贵阳市人民政府就在这里。每逢工作日，到市政府办事的人和车辆络绎不绝，人们对这条道路上的塞车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如今，市政府迁去了金阳，而这条百年老街又一直没有进行过改造，忽然间变得有些冷清。除了不多的商铺，车辆和人流减少了许多。不过，老贵阳人是不会淡忘市府路这条街的，这并非因为它在20世纪曾是政府的驻地，而是因为那里有着贵阳人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
"市府路"这个名称是20世纪80年代才有的，因为清朝时的贵阳知府署设在这条街上，曾被称为"府门口"或"府巷口"，道光年间到民国前期，其中的一段又叫"田家巷"。清末，不知何年何月，田家巷忽然开了一间名叫"镜秋轩"的照相馆。那年月，照相可是一件新鲜事，而且价格不菲，进出的都是一些衣着考究的富绅贵人，一般人只能透过门缝往里面看看稀奇。大概正是这种曲高和寡的冷僻，让张百麟感觉到这里比其他地方安全，遂决定把它作为自治学社的成立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张百麟将30多名青年召集到镜秋轩照相馆，商量组建团体事宜。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名为"自治学社"的团体，并用这个名称向官府申报立案。因为团体是草创，巡抚衙门还没有批准，成立的时候也就没有选谁当社长，只是明确由张鸿藻和张百麟两人负责。以后，随着社员增多，机构逐渐设立，才正式推选张鸿藻担任社长，并制定了《自治学社章程》。
《自治学社章程》一共有6章18条，其中的内容，尤其章程的宗旨，集中反映了张百麟这一批人当时的政治观点和所追求的目标。
《自治学社章程》的第一章说："本社名为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仁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知识，养成善良品德，造成完全人格，以赞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章程中也对自治学社的机构如何组织，会员如何联络，社长如何产生等做了相关的规定。
这份《自治学社章程》，在当时一点儿也不先进。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成立时，就已经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了同盟会的总章。而在贵州，张忞，平刚等人组织的科学会，也早已公开宣称该组织的"目的有二：一修学，二革命"，并于1906年12月做过一次武装革命的尝试。时隔数年之后的自治学社，还在成立宗旨中宣扬什么"人人有道德知识，养成善良品德，造成完全人格"，这不但与如火如荼的全国革命形势一点不合拍，还有点给清王朝"帮忙"的味道。
加入自治学社的都是一批激情澎湃的爱国青年，但在国家面临列强瓜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们却找不准救国的方向，反而赞同了自治学社保留清政府，通过自治和立宪来救国的主张。张百麟本人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清楚地表明了自治学社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态度。他在《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中明确写道："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乃国命死生之问题，非国体改变之问题也。幸而国无暴动，则国内协和，尚可稍缓中国之亡；不幸而竞起暴动，则国内分裂，适足速中国之亡而已。"这便是在公开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唱反调了。
以张百麟为首的贵州自治学社，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了徘徊了十几年，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前后，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才接受了同盟会的主张，由主张君主立宪转向主张革命，并开始联络贵州的各种武装力量，着手拟订自己的起义计划。
搞起义离了武装当然不行，那时候贵州力量最强的武装是新军和陆军小学。新军是清末"新政"的产物，贵州的新军有步兵一标，共三营，每营五百人，计一千五百人；另附有炮兵一队，两百人。由于新军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军中又有许多人倾向革命，自治学社便确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在新军中安置了许多自己的骨干。打响贵州辛亥首义第一枪的杨树清，就是新军中拥护和支持革命的一名正目。此人十分激进，曾经有过利用开会之机刺杀巡抚沈瑜庆的打算。
杨树清在南厂新军营打响的那一枪，成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发令信号。在这之前，张百麟刚刚召集自治学社头目们开完商讨武装起义的紧急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在11月4日凌晨发难，同时派人到陆军小学和新军中做传达动员。
但是，革命总是不大循规蹈矩，往往不按事先的部署按部就班。陆小学生一获动员令，摩拳擦掌就要去夺取枪械。结果，事机不密，被值星的军官窃听到消息，学生们干脆一哄而起，去捉拿这名军官。如此一来，自治学社4日凌晨起义的计划，便被提前到了3日深夜。
新军营得知陆军小学提前动手的消息，与自治学社联系密切的一帮长官立即吹响了集结号，准备前往救援陆小的兄弟。标统袁义保意图阻拦士兵们的行动，杨树清朝天一枪，将他吓得落荒而逃。满腔革命激情的士兵们原准备推举队官赵德全担任首领，但因教练官杨荩诚表示愿意参加革命，他本身的资望也比较高，最终将他推出来担任起义的指挥。
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武装起义就只响了那么一枪，便宣告取得了胜利，"兵不血刃"这种事儿，竟在贵州结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这场斗争中得以发生。
获悉南厂兵变后，巡抚沈瑜庆本想召集卫队保护自己，得到的答复却是："学生及军人起义，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也。"再检查府院内的大炮，连炮门也已经不翼而飞。无奈之下，沈瑜庆只得拱手将印信交出。天亮以后，贵阳大街小巷挂出许多"汉"字白旗，贵州宣告"反正"，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就此画上了句号。
砸烂了旧世界，就得赶紧建设新世界。11月4日这天，张百麟通过谭西庚以咨议局的名义召集会议，研究成立新政权的问题。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委托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起草军政府大纲。根据后来完成的军政府组织大纲，军政府由都督，枢密院，行政总理组成。人们原想推举张百麟出任都督一职，但因各省的都督都是由军人担任，张百麟觉得自己没有军职，一再推辞不干，最后才将这个职位定给了杨荩诚。张百麟则出任枢密院院长，行政总理由周素园担任。这样，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便在1911年11月6日这一天诞生了。
在推翻清朝在贵州的统治，促成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诞生的这场斗争中，自治学社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前些年有论者提出："直接促成贵州独立的主要力量是贵阳的陆军小学和新军中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士兵，自治学社只是依人成事而已。"这种只计一点，无视全局的分析，不仅有些偏颇，还把自治学社形容得过于投机化了。
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当然是省内外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浴血奋斗，没有蓬勃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贵州的任何一个派别和团体，都不可能完成推翻清朝在贵州的统治这样一个历史壮举。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导致的复杂社会结构，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没有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左右省内局势的程度。严格说来，当时的贵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学者们把自治学社称为革命党，那是鉴于它的组织和章程已经反映出比较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目标，带上了政党的性质。至于宪政预备会，则只是一批士绅和新贵组成的政治团体，他们之间除了政治取向上的一致，并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相互联系。用后世的政治概念把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斗争称为"两党斗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一位境外的论者认为，"贵州光复，实为两党(自，宪)合作携手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比较有道理的。自治学社的分社虽然遍及全省，号称有十万之众，但毕竟多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远不如宪政预备会那些士绅和新贵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尤其武昌起义爆发后，宪政预备会表现出愿与张麟等人"牺牲成见，一致动作"，减少了许多革命的阻力。巡抚沈瑜庆正是发现宪政预备会的官绅和新贵们态度转变，不再支持保留清朝政体之后，才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向张百麟等人妥协并交出政权的。
如同一场战役，大家都为最后的胜利出了力，但总有一支部队是战斗中的主力军。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主力军，当然就是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而自治学社在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则是通过哥老会，新军营，陆军小学等社会力量表现出来的。
哥老会在清末贵州是一支人数众多的社会力量，张百麟和这些人的往来一直很密切，许多哥老会成员在他的鼓动下加入了自治学社，还有相当多的人成了新军士兵。
1911年上半年，张百麟便曾召集哥老会中的头面人物在贵阳开会，计划把哥老会改造成自治学社的革命武装。这项工作，是促成全省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联络哥老会的同时，自治学社与新军和陆小学生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一般士兵到中上层军官，自治学社都做了大量工作。新军，陆小革命空气的高涨，以及11月3日夜的武装发难，可以说都是在自治学社事前的策划下发生的。
不仅1909年成立的贵州省咨议局，39名议员中有33人是自治学社社员，1911年11月3日的武装起义，骨干也大多是自治学社成员和受其深刻影响的军人。起义中表现活跃的黄泽霖，胡刚，张泽锦，江务滋等，都是自治学社起义总揽委员会或10人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杨树清，胡刚和张泽锦还通过哨官徐耀卿打开弹药库，将事前被巡抚沈瑜庆收缴去的弹药发还给新军士兵。如果没有这些弹药，新军士兵们只能拿着空枪去造反。
武装起义成功了，新的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也顺利地挂上了牌子。在响应武昌起义，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各省中，时间上贵州仅排在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之后，属于行动较早的省份之一。然而，领导起义的自治学社，却不是一支能担负起建设新社会重任的力量。很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贵州军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便遭到了覆亡，而军政府的这个结局正是自治学社自己造成的。
自治学社由立宪法转向革命的过程是在匆忙中完成的。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张百麟等一帮人还在宣传用立宪手段救国，作为自治学社首脑的他，在给《西南日报》撰文时，还在希望与清廷一起"协同救亡",时隔一年，却一下子成了新政权的执政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来得过于突然，让张百麟和他的左右臂多少有些不知所措。这批本来就不具备执政能力的先生们，无法处理好建立政权与巩固政权之间的关系，无可避免地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结果，把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胜利，葬送在自己的手里。
自治学社最严重的错误是胜利之后冷落和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
军政府成立后，被推选为都督的杨荩诚提出招募新军的建议，这个要求被控制着枢密院的张百麟以"应顾念财政艰难，不能率意增募军队"而否决。
自治学社领导人既想自己控制新军，又打算用防营制把哥老会收编改成武装，以此削弱新军的地位，弄得杨荩诚在军政府中无法立足，不得不以援鄂的名义率队远去，远离是非之地。
而起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陆小学生军，也在自治学社"散学回家过年"和允许"回籍省亲"的幌子下，不明不白地遭到了遣散。
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了，哥老会的袍哥们没了顾虑，到处开设"公口"，省城内外的"公口"多达数百处。张百麟等人想不出处置这帮哥们的妥善之计，干脆决定在省城开设一个"总公口"，作为统率这帮无头之马的机构，让自治学社的人来充任领导，却没有料到，这样做的结果是身负重任的五路巡防营总统黄泽霖，忽然间变成了龙头大爷，而那些袍哥们有了合法地位，更加肆无忌惮地竞相开设山堂，闹到社会秩序完全失去控制的地步。正是自治学社的一系列错误，让站在对立面的宪政会，耆老会人找到了颠覆革命政权的借口。
1912年2月2日，20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谎称押解土匪闯入黄泽霖家，不容黄开口便一阵排枪将黄杀死。同一时间，另一群人包围了张百麟的住宅，欲以同样手段杀张。
张百麟因如厕侥幸得免，后经安顺逃往贞丰，最后辗转跑到上海。2月27日，应贵州宪政派人，地方官绅和团练势力之请，滇军首领唐继尧率军队开抵贵阳，黔军除少数进行有限抵抗外，大部分投降或溃散。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大汉贵州军政府，终因自治学社自身的错误，在反对势力的疯狂反扑下，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自治学社通过不懈努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历史任务，却又因取得胜利后的一系列失误，断送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自治学社之于贵州辛亥革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这句话来评价 治学社的历史地位，恐怕是再恰如其分不过的了 。
《谁揭开了贵州军阀统治的序幕?》
1912年的"二二政变"，使贵州陷入了长达23年的地方军阀混战，直到1935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台。这段时期，由于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省主席的头衔总在军阀头目之间转来换去，以致政治动荡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纠缠，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大都关系到贵州的民生与社会发展前景，属于贵州近代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必要予以探讨。
第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是：究竟谁揭开了贵州军阀统治的序幕?
"二二政变"发生后，大汉贵州军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原来的副都督赵德全仍在以代理正都督的身份，坐镇于军政府内，只是交通部长，民政部长，学务部长均已逃亡，政府权力实际上已全部落入宪政党人之手。到此，革命与宪政两派的矛盾，表面上已算是有了一个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二二政变"才过去一个月，原先出师北伐，准备入川与陕西革命军汇合，然后向北京进发的三千滇军，却突然改道出现在贵阳城郊，将贵阳层层包围，并公然于3月3日凌晨炮攻南厂新军营。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省城革命党人的意料。刚被宪政派假意扶上正都督宝座并授予印信的赵德全万万想不到，还未等他考虑好怎样答复宪政派令其让位的要求，滇军已兵分几路从头桥，黔灵山，螺丝山几个方向朝城内发动进攻；
刘显世率领的队伍已将都督府围困，城内各条街道也被郭棠的保安营控制。
面对如此局面，除少数革命党人率部做了有限武装抵抗外，大多数或擎或逃，身为都督的赵德全也仓皇逃到修文岳父家躲藏。就这样，一个经过各族各界协同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便被贵州宪政派及与之沆瀣一气的者老会(一个由退职清朝官吏与守旧乡绅成立的组织)，勾结滇军武力颠覆了。
将贵州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军政府颠覆后，宪政派，耆老会与滇军并未立即收手，除在途中捕杀了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将都督赵德全从修文抓回贵阳枪毙于北郊，在各府州逮捕杀害革命党首领人物外，还通过分化，瓦解，强逼等手段打击与消灭各地尚存的革命武装。在所有革命党反对势力完全被清除后，一批宪政派，耆老会头面人物终于公开出面，以改组军政府的名义共推滇军首领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自这以后，"贵州军政府"事实上已经只是一块招牌，不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变成了集军政大权于唐继尧一身的地方军阀政权。
滇军入黔及明目张胆对贵州军政府的武力镇压，不仅掠夺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摧毁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更将整个贵州推向了军阀混战的深渊。此后的贵州政局变幻莫测，一个军阀主政没几年，另一个军阀即以武力将其驱逐，取而代之。"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现象，在当时的贵州成了常态。最短命的军阀头目李燊，夺得政权后当政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18天。当年有民谚道："民国十八年，汉板十八圈是 (川版银圆图案)，来了个十八子(李字的分解)，坐了十八天。"这段民谚既是对李氏政权的嘲讽，也反映出底层群众对军阀混战的厌恶。
层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可见最初是用以指"军"军阀"这个称谓古已有之。《旧唐书。郭虔瓘传》："郭虔瓘，齐假處功"，指将领征战所获得的战绩。其后，也用来指那些因势力膨胀，独据一方，政治上背弃中央政府的诸侯，太守，刺史，节度使一类人物。
民国初年出现的军阀则与古代军阀不同。这是一群利用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局势，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领导，实质上以手中的军队作为政治资本，在地方上独据地盘进行称王称霸统治的势力。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民国初年之所以出现军阀混战局面，原因在于分散的小农经济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政策，分而治之政策。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小农经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这就为地方军阀的各自为政提供了土壤；而在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下，各国都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地方势力也向外寻求靠山。这就导致了军阀割据的必然出现。
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旧军阀割据，时间上通常指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共持续了13年的时间。早期政局由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把控，后期则由桂系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所取代。可是，贵州却早在1912年3月便开始了由革命军政府向军阀统治的转变，唐继尧的军阀统治整整比全国早了3年。究其原因，即在于滇军入黔的军事占领，开创了辛亥革命后由一个省级政权武力颠覆另一个省级政权的恶劣先例。
滇军之侵黔是贵州宪政派，耆老会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早在"二二政变"之前，宪政派，耆老会的一帮首脑人物便从军事上，政治上开始筹划如何对付领导革命起义的自治党人。先是刘显世利用扩军机会将从兴义带来的五百徒手兵扩编为陆军第四标，继由郭重光出面将耆老会操纵的城防营改编为保安营，由旧军官胡锦棠任保安营统领，扩充武装作控制贵阳准备。政治上则从自身倡导建立"公口"到栽赃革命党人"大开公口"，导致省内"哥匪横行"，再借机要求滇军入黔。周素园先生的《贵州血泪控告书》曾记载，军政府成立未几，耆老会头面人物郭重光即以绅耆身份在立法院演说称："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之后，刘显世，胡锦棠操纵的"大汉公"，宪政会与耆老会组织的"斌汉公""黔汉公"都相继成立。
辛亥革命时期的公口与会党有密切关系。在辛亥革命酝酿与发动过程防军中就有大批会党中人。当宪政派等玩弄阴谋，四处鼓噪成立公口之时， 贵州的自治学社也曾将发动贵州的哥老会，作为积蓄革命力量的一项要务。
天地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组织(统称会党)曾在革命中做出过贡献。 不少哥老会成员还加入了革命党，成为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后来的五路巡防营中的军士"果为公口动摇"，纷纷提出建立公口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黄泽霖为了稳住军心，无奈之下"乃徇众请，开光汉公以约束之"。此举王中宪政派，耆老会之下怀。
于是，1911年12月，这批人便开始以贵州"公口林立"为理由，假借"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电请滇军来贵州平定不至"的谣言，请滇军出兵贵州，"救黔民于水火". "哥匪";
1912年初，更直接派戴戡在滇散布"黔中公口，劫掠奸淫，无所中国成语中有"秦庭之哭"，说的是春秋时期，楚国大臣申包胥前往秦国求救的故事。申包胥初到秦国时，秦不答应出兵，申遂"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最终打动秦哀公发兵援楚。
戴戡虽与云南军政界关系密切，但出兵攻黔却非小事，于是他四处游说恳求，所作所为有如楚之申包胥，故黔人将其在滇行径称为"效'秦庭哭'".
梳理滇军入黔的前前后后，不难发现：辛亥革命前后，由于贵州省情的特殊性，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由旧官吏，绅者，地主组成的一派保守势力，远远比革命力量强大，以致在革命酝酿，武装起义，新政权建立整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两党斗争"。这场起起伏伏的权力斗争，不仅导致了"二二政变"，招来了滇军侵黔，还使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仅仅3个月便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被颠覆，贵州也因此早于国内各省陷入军阀混战。
唐继尧虽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但在滇军中资历较浅，原属中级官员，通过以北伐的名义率军侵黔，一下升级为总司令，并且在占领贵阳的第二天，即在宪政会，老会召开的会议上被公推为贵州都督，总揽贵州全省军政大权，由此开始了以滇系军人为主，联合贵州一部分立宪派旧官僚的军阀统治。
滇军夺取贵州政权后，第一桩事便是与宪政派，耆老会合力镇压原贵州军政府中的革命力量。
在杀害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都督赵德全之后，反动势力的屠刀立即指向省内各地的自治学社骨干。先后惨遭杀害的有《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自治学社镇宁分社社长李有桃，铜仁府议长张文基，巡防总统府队长平之清等。
独立时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功臣杨树清被杀害后，尸体基至被裂为数段。其他革命党人无论隶属何部队，凡不归附顺从者一律遭到捕杀。更残忍的是，在两军对抗中弃枪投降的黔军官兵，竟被押解到城郊螺丝山集体屠杀，总数多达1600余人。当年的目睹者回忆称，其中一些人身着长衫，明显不是军人也遭杀害。滇军的这场疯狂屠杀，导致贵州省城一片恐怖，人们担忧无故被疑，大都谨言慎语，甚至不敢三人同行。
在滇军夺取贵州政权期间，贵州革命党人并非没有进行抗争。曾在南京拜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被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率领黔军北伐的杨荩诚，在武昌获悉贵州政局发生变化后从湖南常德致电唐继尧，表示将以贵州都督名义率部返黔，限期滇军撤退，但遭至唐继尧等人的拒绝。
适逢全国局势发生变化，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果实被身在北京的袁世凯窃取，而袁世凯为遏制革命派，同意唐继尧之请，任命其为"署理贵州都督"，下令杨荩诚赴京另行任用，致使黔军返黔行动受阻。
其后，在副总统黎元洪的协调下，湖北，湖南，滇军，黔军代表于1912年6月在湖南洪江谈判，达成"洪江协议"。协议确定：杨荩诚离开部队，另由北京委人统率黔军，然后"黔军回黔，滇军回滇"。但唐继尧，刘显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竟以"贵州人民代表"名义发表通电，伪造"黔人反对黔军回黔"民意。其后，在黔军将士拥立席正铭为司令，誓师回黔途中，唐继尧竟派兵在铜仁一线进行阻击，最终将黔军击溃。
唐继尧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以武力夺取贵州政权，始终未得到责州群众的认可。滇军入黔时逃亡出省的革命党人，一直未放弃驱逐唐继尧与侵黔滇军的努力。滇军入黔仅两月，周素园等一批黔籍人士即在重庆发布《贵州血泪通告书》，痛陈滇军破坏贵州革命之情形，请求社会各界伸张正义。接着，一批自治学社骨干又联络数百人直接向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发送电报，要求主持公道；遵义，沿河等地也相继发表《告同胞书》《泣告同胞书》；京，津，黔的黔籍人士还联名发表《贵州血腥录》，揭露滇军在黔屠杀人民的种种罪行。历史上将上述声势浩大的活动，统称为"驱唐运动".
同一时期，旅京的贵州革命党人成立了"黔人冤愤团"，公举周素园为会长，并发表《冤愤团组织的宣言书》。这份宣言书大声疾呼：自滇军入黔，"时至今日，全国皆享共和之福，黔人独受荼毒之祸"，刘显世等人与唐继尧"狼狈相依，多行不义。我同胞生命财产悉供牺牲","流离失所，死者不得收骸骨，生者无以给口食".1912年下半年，袁世凯背叛民主共和的面目彻底暴露，在北京捕杀革命党人，国内政局巨变。唐继尧乘机电告袁世凯，北京的"黔人冤愤团"实为国民党组织。于是，袁世凯当即将冤愤团列为谋乱机关，下令予以取缔。在这种情况下，冤愤团成员只得匆匆离京，分散躲藏。贵州革命党人通过武装驱逐唐继尧及通过政治途径赶走滇军的一切努力，至此都宣告失败。
我们并不准备对作为滇军创始人的唐继尧这个历史人物做任何全面评价，但却需要对1912年3月至1913年11月，唐继尧主政贵州时期，其统治的性质做出必要的分析。
唐继尧前后统治贵州一年零九个月，先是通过武力攻占贵州省会贵阳，武装夺取政权，继后伙同刘显世为代表的宪政派势力，大肆屠杀贵州新军将士，疯狂镇压贵州革命力量，不择手段阻止黔军回黔，与袁世凯声气相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为攻占重庆策动与川军之战，出卖贵州利权投靠英法财团，最后公然杀害国民党派到贵州组党的于德坤一行三人。凡此种种，无不明确显示：
唐继尧对贵州的主政，完全属于地方军阀统治。
由此可见，学术界关于滇军侵黔开启了贵州军阀统治序幕的结论，是完全有道理的。
《自己向舞台中心靠拢 》
贵州这个地方有许多东西值得人们去捉摸。
用军事眼光来衡量贵州，优势当然是明摆着的：对外有云南，广西两省区做屏障；对内距国家统治中心动辄数千里，不大会被外敌选择为重点打击目标；加上千山万壑所增添的安全系数，历代统治者无不从战略的角度对它倍加关注。
但在军事之外的社会生活层面，贵州似乎就不那么受到重视了。虽然秦汉之际便有了开发之举，有了郡县的设置，道路的修建和官方的大规模移民，但其中的动机和部署无不与军事需要相关。站在中央统治者的立场，贵州是那么遥远，既没有一望无涯的平川，又没有黑油油的沃土，人是那么穷，路又那么险，只要不出大的乱子，不危及王朝的稳定，那里的事能不管的就暂时不管，能敷衍的就敷衍一阵子。毕竟国土面积太大了，要办的事那么多，谁都想把精力放在那些能为朝廷提供财富，有益于增强国力的中心地区。久而久之，贵州这方土地被挤出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表演圈，无形中被边缘化了。
曾看到一位学者的论著这样说："贵州地缘背景先天决定了它在全局中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这种状况，从秦汉起两千多年中，基本上未大变。"笔者很赞同这种对历史的解读，因为它显然是建立在对贵州情况的深刻分析上。但似乎贵州人也没有坐盼"天上掉馅饼"，没有等着中原文化来与自己的土著文化接轨，等着统治者哪一天心血来潮忽然对自己刮目相看。
自从明成祖以超凡的魄力，将这片土地列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之后，这里的居民便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开始通过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尽情展现贵州高原的人文风采，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那种"贵州不可忽视","山里人敢为天下先"的呼喊，在清末至民国前期的许多历史场合中都可以听到。
对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做评价，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称赞它的人认为，唐朝人创立的这个制度用统一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能参与国家的政治。否定它的人，则指斥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导致人才破坏，国家贫弱。有人则主张分历史阶段来观察评价它，认为隋唐之际的科举制适应了庶族参政的需求，为繁荣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则因以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新型人才的成长。
对它 其实，作为古代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考什么，怎么考，是不同时期的当权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的，与制度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方式，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选拔人才。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算得上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即使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考生复习同样内容的资料，参加同样试题的考试，在相同的，那么，时间里完成答卷，脱颖而出的自然是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如今万众争过独木桥的高考，许多做法又何尝不是从科举制度中借鉴过来的。
事那 考中一个举人或进士是一个家族的荣耀，出了一个状元则成了一方的殊荣。历代都喜欢把中举，出进士，出状元当作衡量地区教育水平，人才资源的标准，虽说不怎么科学，但在社会学理论发育得尚不完善的古代，也是一种无奈的评估办法。
贵州虽然汉代就有了尹珍的办学之举，但教育长期落后于其他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明初建省以前，贵州的府，州，县学寥若晨星。建省以后，虽然先后建起了府学16所，州学6所，县学11所，省境内却没有开设科举考点。生员要博取功名，只能跋山涉水到邻近的四川，湖广，云南等省去参加考试。各省都能"设乡试考场以抢选俊才"，贵州的考生却只能"望天门于万里，扼腕而叹息，欲言而不得言"。这种不公平待遇，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发生改变。是年，明政府终于决定让云南，贵州分别开设乡试，云南准取40名，贵州25名而这已经是在贵州建省122年之后。
"开设乡试"的决定虽然来得晚了一些，却让压抑已久的贵州学子有了释放能量，展示自己的机会。有明一代，贵州经过科举考试诞生的举人达1700余人，录取的进士100余人。到了清末，贵州竟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这种人才联袂而出有如井喷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惊叹，无怪乎贵州的一位学界前辈要撰写《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专文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了。
"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贵州人不甘人后，不满足于总在舞台边缘"跑龙套"，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可惜这种表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为政者太多的重视。
在分析一个地区文化盛衰的时候，一些人喜欢用科举入选的绝对数字来进行考量，这一比，贵州虽然有成百上千的人中榜，但仍然比江南等地区差了一大截。由于基础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积淀的深厚有很大的差别，单纯用数字来排座次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它只会让后进地区的人觉得意兴阑珊。同样，拿士子中有多少人当上了宰辅，有多少人入了翰林来判断一个地区文化的价值，也难免片面。古往今来，高层官员中的庸碌之辈并不在少数；如今，顶着教授，专家一类头衔，学识不及青年人的岂非也大有人在?
清初，一位叫陈法的贵州籍进士，曾出仕康，雍，乾三朝，当过顺天乡试同考官，直隶顺德府知府，山东登州府知府，乾隆年间调直隶大名道。据说此翁"居官为政，以教养为先，兴利除弊，力挽颓风，公牍文告皆手治，情词恳款，既久人犹感诵之"。但每读到他《黔论》中"黔人有五病"的一段文字，却总不免让人不快。在陈法的眼中，"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不但来这里当官的人把它视为"畏途"，领略到了外面繁华的贵州人也大多不愿再回乡。陈法总结出贵州人有"五病"：陋，隘，傲，暗，呆，并解释说："闻见不广，陋也；局量裸浅，隘也；任性使气，傲也；不通世务，暗也；不合时宜，呆也"。他认为1，这五种毛病中，只有"呆"这一项尚可容忍，因为所谓的"呆"就是"朴实而不知变诈，谨饬而不敢诡随",这说明贵州人天真当然不要用巧滑去取代它。
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揣测陈法写这段文字时的心态，也不知他入仕前到过省境哪些地方，应试之时除了饱读诗书之外了解多少贵州历史上的人和事，又何以用"闻见不广，局量褊浅，任性使气，不通世务，不合时宜"这样的话来将贵州人说得如此不堪。但我们去却可以知道，贵州自从被允许开科取士以后，名臣，名家辈出。这些贵州人中中的佼佼者，不仅通过他们的活动影响了贵州，更提升着贵州一地在全国的形象，客观上将长期被边缘化的黔省，推向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
王阳明虽然不是贵州人，却是靠贵州的滋养完成"龙场悟道"的，贵州这个"天末"之省正是他"心学大师"之路的始发站。虽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没有把黔中王门列入他的王门后学支系，但王阳明在贵州的弟子，再传弟子们，如孙应鳌，李谓，马廷锡等人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却是无法忽视的。明神宗就曾亲赐孙应鳌"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的匾额。
明末清初，黔省知识分子的影响更让国人惊叹不已。
贵阳人谢三秀，"天才卓越，博极群书"。其擅长吟咏，曾游楚浙与当世诗人李维桢，汤显祖等诸人相酬唱。时人评价他的诗"格整而不滞，气雄而不亢，旨深而不晦，致清而不薄，辞丽而不浮，治世之余音也".
出生于新添卫的邱禾嘉，崇祯年间官至兵部职方主事，在抗清斗争中立功甚伟。〈<(康熙)贵州通志》说他"擅经济才，一时倚为长城"，只是不大善于迎合主将，老受皇帝贬斥，最终抑郁而终。
何腾蛟与马士英都是明末清初对局势影响很大的人物。生于贵阳的马士英属魏忠贤"阉党"一流，被《明史》收入奸臣传。马士英万历年间考取进士，崇祯末年曾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明亡后，其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因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斗，葬送了福王政权，最后，他自己的结局也成了一个悬案。
被称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是贵州黎平卫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于乡，崇祯中授南阳知县，后迁兵部主事，进员外郎，拜右金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何腾蛟被福王政权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其后又任唐王政权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大顺军余部携手抗清，一度攻克湘阴，腾溪等地。桂王政权立，封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顺治五年(1648年)，率军攻克全州，连下永州，宝庆，衡州，常德诸城，一改抗清斗争低迷局面。清顺治六年(1649年)，何腾蛟率众赴湘潭途中为清军所俘，坚强不屈，英勇就义。
与何腾蛟同时代的杨龙友，也是一位从贵州走出去，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人物。杨龙友出生于贵阳，万历末年中乡举，崇祯年间曾任江宁知县。福王政权建立后，因与马士英的姻亲关系，出任兵部主事。南京陷落后，在隆武政权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浙江抵抗清军，兵败后被俘不屈，全家36人同时遇害。人称杨龙友诗书画三绝，其实杨龙友"少负奇伟，文章剑术兼善其能".<<(康熙)贵州通志》说他"博学能诗文，尤精于书画，虽片纸寸幅，人争宝之"。杨龙友的作品有《山水移》《洵美堂》两集。明辑《崇祯八大家诗选》，列杨龙友为一家。
丁宝桢没有当过宰辅，在翰林院也只谋得了一个庶吉士的短期职位，但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智杀权监安德海，建山东机器局，任四川总督期间创办四川机器局，实施具有早期现代化色彩的盐政改革，遂成一代名臣。
遵义沙滩的郑珍，莫友芝等都没有当上什么大官，但二人的文化成就， 却促成了沙滩地区的文化兴旺，乃至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的浙大名家们也不能不赞叹：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 攻克明清之际贵州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不过是贵州人向国家政治舞台中心靠拢的牛刀小试。到了清代后期，发生于贵州或与贵州息息相关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对全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令那些过去不了解贵州，忽略贵州的朝中大员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对贵州人和贵州这片土地的判断。
嘉庆，道光年间在京为官的贵州人中，杨芳是得到朝廷殊荣最高的一个。出生于松桃县农家的杨芳，读书虽不怎么出众，打仗却很在行。他为清王朝立的功劳很多，有在湘黔，川陕镇压人民起义的，也有平定西北叛乱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嘉庆年间，他的画像已经上了紫光阁功臣榜，名列四十功臣第二。道光时，又受封为二等果勇侯，任太子太傅，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道光帝更亲笔为紫光阁杨芳画像题词："黔省之英，自幼知兵，战功久著，谋而后行。"鸦片战争爆发后，被誉为"一时名将之冠"的杨芳，以61岁高龄受任参赞大臣，率军赴广州抗敌。他以"守近不能远攻"的原则，用奇计击毙英军多名，取得战争打响以来清军为数不多的胜利。而在这场抗英战争中，贵州籍的2500名绿营士兵，亦奉命开赴前线参加了广州守卫战。
在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中，贵州各族人民或以浩大的起义声势，或首举抗击外侮的大旗，或以实实在在的革新作为，促进和推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展示出贵州人穷则思变，敢为人先，勇猛无畏的奋斗精神。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容他人轻视的角色。
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起义，也是胡绳先生所主张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各地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风起云涌。在全国各地的起义中，论起义队伍支数最多，声势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却是被称为"咸同起义"的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这场起义始发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总数达30余支，百万余人。各族起义军相互配合作战，纵横驰骋于贵州高原，攻克府，厅，州，县50余个，坚持斗争长达18年之久。这场起义不仅严重动摇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也为后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积累了经验。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一起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而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僻处西南一隅的贵州，出人意料地挺身在风口浪尖。
戊戌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但毕竟是一场进步的爱国救亡运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齐集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18省举人群情激奋。康有为，梁启超趁机写出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当时参加集会的举子有1300多人，最终签名连署的仅600余人，其中贵州举子就有95名，约占签名总人数的16%。这场"公车上书"虽没有什么结果，却开创了国民问政之风，也展现了贵州人不甘人后，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尽管迄今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仍有诸多歧异，但说它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却是无法否认的。
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教案层出不穷，
而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贵州青岩教案和继后的开州教案，遵义教案，正是席卷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
清代后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贵州一省不仅政治上走在前列，经济与文化领域也往往有率先垂范之举。青溪铁厂的经营虽然遭到了挫折，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官商合办，采用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的钢铁企业，也是中国最早一批以募集股份形式筹资兴办的企业。
被誉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先驱的严修，35岁时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学政。也就在这一年，严修矢志不渝地走上了维新道路。他在贵州倡设官书局，袁世凯 "捐廉千金以助成"，还亲自为书局开列包括《西学书目表》《读西学 的护书法》等书在内的购书单，协助书局翻译和刻印算学书籍。
此举不仅在学界 引起了极大震动，而且使贵州成了全国开官书局先河的省份。
1897年，严修以贵州学政身份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喊出了国人要求维新变法的第一声。梁启超曾认为，这道奏折的被批准，实质上是维新变法新政的起始点。
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而首倡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人，则是出生于贵阳的清末维新名臣李端棻。
李端棻幼岁而孤，跟随叔父赴京城求学，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先后做过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官。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清末"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李端棻)一人而已"。
毕生与教育结缘的李端棻，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观察和发现人才，而且思想活跃，愈挫愈奋。康有为，梁启超成为戊戌变法中的两个首脑人物，与李端棻有着莫大关系。梁启超是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时发现的。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李端棻非常赏识，后来干脆将堂妹嫁给了他。1897年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时，诸臣恐冒犯刑诛，无人敢为代递。李端棻挺身而出，联络不到其他人，不惜一人上折。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以"大逆不道"罪被充军新疆，途中因病赦归。回到贵阳后，李端棻受聘在贵阳经世学堂主讲，继续向学生传播西方学术思想，以激励后进，培养人才为己任，表现出一名维新斗士不屈不挠的风格。
辛亥革命及民国初期，贵州仍在不断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向国家政治舞台中心靠拢。
辛亥革命中，贵州仅仅距武昌起义24天，便完成了推翻封建帝制，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扫地出门的壮举，在独立各省中名列前六。
护国之役，贵州不仅率先响应云南起义，还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
一路为护国军东路支队，由王文华任司令进击湘西；
另一路与滇军合编为滇黔联军右翼军，由戴戡任总司令，向四川进攻。
是年北京发生刺杀袁世凯事件，3名牺牲的烈士中，张先培，黄之萌二人都是贵州人。以后发生的护法战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贵州人都没有落伍过。
贵州这片土地不仅出了一批民国时期的要员，还涌现出不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
旧时代的贵州是落后的，但任何时代的贵州人又是不甘于落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那种单纯农业经济的优势地位，在许多省区已开始黯然消退，而拥有多种资源优势的贵州才刚刚开始崛起。先辈们不甘居于篱下，用自己的努力向舞台中心靠拢的精神，如果能被今天的贵州人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昔日被人视为"天末"之省的贵州，一跃而成人见人羡的聚宝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尹道真和他的务本堂》
人类的全部历史本来就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世上每个人都曾参加过-定的历史活动，因此都在历史上产生过作用，只不过作用有大有小，质的区分则在于正面或反面。和一般人不同，历史上那些在一个或多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们将之称为历史名人。
历史是无情的。正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任何一个历史名人的活动，都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也要看到，一些历史名人在某些时期，某个具体方面，某件具体的事情上，的确对历史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关键作用。
贵州历史上活跃于东汉年间的尹珍，便属于这一类人物。
说到贵州的历史名人，有名有姓的最早要算竹王。但这个来自水中，"以竹为姓"的夜郎国开创者，历史文献仅寥寥几笔带过，现存的"竹王祠""竹王坟"之类，属于后世修建，算不得真正的历史文化遗存。汉武帝时候的盛览，师从司马相如，却没有作品传下来，唯刘向的《西京杂记》中曾提到他的《列锦赋》《合组歌》两篇赋。与盛览同时期的舍人，据说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著有《尔雅注》三卷，但关于他的争论很多，甚至"舍人"究竟是人名还是官职，迄今都还有争论。唯有东汉时的尹珍史载较丰，事迹清晰，被公认为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地区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他创建的"三楹草堂"，后更名为"务本堂"，在历代都是重要的教育场所。2019年10月，正安县"务本堂"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尹珍，字道真，生于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死时83岁，这在1900多年前，实在是难得的高寿。最早记载尹珍事迹的文献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之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北朝王愔的《古今文字志目》，明代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对他的事迹都有述及。入清以后，研究尹珍的学者日渐增多，从官修的《贵州通志》《遵义府志》到民间的论著，但凡提到贵州的教育，无不赞扬尹珍的贡献，将其推为贵州教育之鼻祖。
尹珍这个人的生平活动颇有些传奇，尤其关于他的出生地，现在仍争论不休。《华阳国志》称："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常璩的这句"敛人尹珍"没有说清楚是县还是乡，而汉代的牂牁郡毋敛县位于今贵州省的独山，荔波一带，偏偏正安县新洲镇与重庆市南川区交界处有一个地方叫毋敛坝，于是尹珍究竟出生于今独山县--带还是正安县的毋敛坝，便成了一个多年难决的悬案。
关于尹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历史文献上说他因为感到自己生于边远荒芜之地，不知礼义，所以才远赴中原求学。《华阳国志》《后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表述不同。这种对珍千里求学精神的夸赞，是恰如其分的，但背景却与实情颇有差异。西汉武帝时"募豪民田南夷"，一大批"三蜀"大姓相继进入今贵州境，其中龙，傅，尹，董几姓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家族。这些来自蜀郡，广汉，犍为等地的豪门，本都有着较高地位，入今贵州境后大部分居住于人口较多的郡县周边，尹珍即是其中尹氏大姓的后裔。
有着豪门家世的尹珍，显然不可能自幼"不知礼义"。贵州学者何光渝先生在《尹珍：万里求学 教化乡梓》一文中就曾质疑：尹珍如果没有读过孔孟之书，如何知道远在中原有许慎，应奉这样的学者?若尹珍是一个完全"不知礼义"的荒裔青年，忽然到中原求学，像许慎，应奉这样的大学者，又怎会慨然将这位不速之客收为门下，并"传道授业解惑"呢?
贵州历史上的封闭是由区位和自然地貌导致的，由不得自己选择。但古代儒家文化与贵州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则肯定在尹珍之前。我们且不说早于尹珍出现的盛览，舍人一类人物，不说秦修"五尺道"，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之举，只需想一想殷商之际，鬼方主已成商王的座上宾，战国时楚将庄率军在贵州的一系列活动，就足以发现先秦之际，贵州与中原已有不少交往。及至唐蒙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南越，在南越食到枸酱，得知该物原产自蜀地，系商人"窃出夜郎"沿牂牁江卖到南越的。光凭此事即可判断，当时的贵州已是西南地区的南北商业通道，同时也证明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绝不至于迟到东汉时期才发生。尤其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贵州设置郡县后，儒家文化进入贵州则更是不可避免之事。
尹珍其人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在儒文化在贵州传播已揭开序幕，但没有扩展形成体系教育的背景下，千里跋涉至中原，师从儒学大师许慎进受深造，学成后还乡授徒。以《说文解字》享誉至今的许慎博通五经，被时人赞为"五经无双许叔重"。尹珍得这位名师传道授业解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至学有大成。东汉永初元年(107年),28岁的尹珍学成返乡，创建"三楹草堂",取孔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为其仁之本欤"之意，命名为"务本堂"。这就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说的尹珍"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夷始有学焉"的来源。以此观之，明清以后的人们把尹珍视为贵州汉文化的传播者，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应该说还是有历史依据的。
尹珍因得名师大儒传授，精通经术，又有启蒙教化之"德行"，守孝道之善状，遂被地方官向朝廷举荐，一度官至尚书丞郎，荆州刺史。东汉永兴元年(153年)以"少聪明，读书五行俱下"，博闻强记驰名的应奉(字世叔)出任武陵太守，年已古稀的尹珍慕名就近前往拜师，向应奉学习内容博杂的图纬，又掌握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天人感应为主体的这门儒家神学。应奉当时官至司隶校尉，师生二人同为朝廷并重，名显一时。
尹珍的出生地至今虽尚无定论，但今贵州正安县无疑是其居家，讲学，入葬之处。据后世学者研究，尹珍讲学的地点甚多，足迹遍及夜郎，毋敛，珍州，南平军，鳖县等地。1943年贵州省教育厅编撰的《贵州名贤传。尹珍》称"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尹珍设馆授徒，既启蒙教化，又对蒙童进行儒家教育，讲授《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传播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故历代均对他极为推崇。
尹珍教学不唯认真，且颇有方法。对于蒙童，先教其识字，学生所用"课本"，由其亲自用规范的正体小篆写出，按文理编成韵文，以便于记诵；待学童具备一定基础后，则将识字与理解文义结合讲授。在这一过程中，尹珍既向学童传授文字条例，造字微诣，又讲授书法艺术，解说文字教学八体，进行儒家道德教育。而他自已也日习干字，以身作则。故其教出来的学生，多有孝顺，慈爱，重信，兼恭，恪尽职守，书法水平甚高之辈。
有着汉代经师大儒身份而又孜孜不卷讲学授徒的尹珍，自汉代以后即广受世人尊重。明万历年间，今绥阳县旺草场立有"尹珍讲堂碑"，碑上镌刻"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立"等字。194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特别从正安县东北划出一部分辖地，设置以尹珍之名命名的道真县，以纪念这位贵州历史上的教育先驱。时至今天，与尹珍教学有关的遗迹仍很多，现存有史可查的包括：贵州正安尹道真务本堂，绥阳县旺草讲堂，贵阳扶风山尹公祠，南川尹子祠旧址等。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村大桥组，占地面积约8900余平方米。整个遗址包括务本堂，魁星楼，字库塔，通道牌坊，尹珍墓和"尹先生务本堂"碑，"重建务本堂小序"碑，"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碑，"学者必由是"镌刻石柱等。其中的务本堂原为尹珍北学还乡后创建之"三楹草堂"，唐代时因其地隶于珍州乐源县，曾在原堂址设"乐源书院"。宋，元至明中期，遗址一度荒废。明中期以后，务本堂遗址日益受到关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遵义知府 政在旧址重建仍名"务本堂"。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咸丰六年(1856年)，光绪四年(1878年)曾数次重建或修葺。历次修后的务本堂，皆为讲习之所。
现存的正安尹道真务本堂，坐南朝北，占地面积5140平方米，由门厅，两厢，讲堂(正堂)与天井组成。整个建筑以轴对称合院式布局，砖木混合结构，有封火山维护墙，以小青瓦盖面，基本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无论是建筑的形制特征，还是材料和工艺特点，都保留了历史原状。遗址不仅含有不同时期的历史活动信息，从周边环境还能看出建筑选址与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尤为难得者，现存的务本堂整个建筑从柱础，裙板，腰桥和窗堂
棂雕刻均甚精美，既有中原文化特点，又有南方文化的要素，体现出贵州务本堂地高原的特定构思，审美和精神追求，对我国古代喀斯特地貌地区建筑风格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尹珍和因他而传承下来的务本堂，是汉文化和古代教育在贵州高原发端的历史见证。务本堂是尹珍北学归来创建的"三楹草堂"的历史文化延续，是尹珍出仕之外办学，传道，授业，解惑，启蒙教化的场所，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如今的务本堂虽不再具有讲学功能，但却是今人凭吊与纪念历史文化名人，倡导爱乡，勤学，奋发有为的重要文化教育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