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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眼的笔墨：夏寿田与齐白石的一段交游
□卢圣锋
(“直心道场”印章)
桂阳北乡，莲塘镇，大湾村。
我去的时候是一个暮春的下午。远远地，便看见一片青灰色的屋瓦从竹影里浮出来，密密匝匝的，像一本翻开的旧书，书脊上写着六百多年的光阴。村口有一口方塘，水是清的，映着天光和马头墙的影子。顺着塘边的石板路往里走，穿过几道窄窄的巷子，眼前忽然开阔了——一座五进的大宅院，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门楣上嵌着一块匾额，上面刻着三个字：榜眼第。
这便是夏寿田的故居。夏氏自元末至正八年从江西迁居桂阳，至今已六百七十多年。明代有夏国翰、夏九庚父子举人、拔贡名扬湘南；清代有夏时、夏寿田父子，一个是巡抚，一个是榜眼。六百多年间，这个家族出过五品以上的官员多达三十七人。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的那场殿试，把这个家族推向了巅峰——夏寿田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取得了清代湘南地区科举的最好成绩。
院门虚掩着。推开来，天井的光哗地落下来，照着青石地面和木雕窗棂。院子很静，静得能听见风穿过马头墙的声音。正厅里悬着一块匾，上面是夏寿田亲笔题写的“直心道场”四个字。墨迹已经有些漫漶了，但那股力道还在——笔画方正，结体沉稳，没有一丝讨巧的意思。
夏寿田的书法，见过的人都说好。他工篆、真，并善篆刻，是王闿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但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一幅照片上的一方小小印章。那是一方昌化鸡血石的闲章，印文四个字：“直心道场”，边款只有六个字：“直心居士，齐璜。”
齐璜。齐白石。
夏寿田和齐白石的交游，得从湘潭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寿田二十七岁，在湘潭城与齐白石相识。那一年齐白石三十四岁，还只是一个在乡间画画刻印的木匠，足迹从未出过湘潭。而夏寿田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夏时官至江西、陕西巡抚。一个巡抚之子，一个乡间木匠，本是两个世界的人。但他们都被王闿运收在门下。王闿运的门生多是官宦子弟，锦衣玉食，唯独齐白石一介木匠，没有功名也无官场背景。王闿运曾要求弟子们“若富贵，苟相忘”，给予齐白石以切实的帮助。夏寿田把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夏寿田改官陕西，随父赴西安。他做了一件事。他给齐白石写了一封信，请齐白石到西安来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同在西安的友人郭葆荪也写信说，作画刻印，不能“株守家园”，必须“于游历中求进境”。夏寿田随信寄来了束脩和旅费。
齐白石接信，欣然成行。这是齐白石四十岁以后第一次远游，从此开始了“五出五归”的行旅生涯。一个木匠出身的乡间画师，正是从西安之行开始，走出湘潭，见识了樊增祥这样的名士，临摹了古人的真迹，他的画风由此脱胎换骨。如果没有这封信，如果没有夏寿田寄来的盘缠和束脩，中国美术史上还会不会有后来的齐白石？没有人能回答。但齐白石自己记得。
后来他为夏寿田刻了一方印：“直心道场”。“直心”语出《维摩诘经》，僧肇释曰：“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他刻的是夏寿田的号，刻的也是夏寿田这个人。质直无谄——在齐白石眼里，夏寿田就是这样的人。从湘潭初识到西安远游，从教如夫人学画到寄盘缠催行，夏寿田待他，始终是那一颗“直心”。
在西安，齐白石住在夏寿田家中。每天课画一两个时辰，其余时间由自己掌握。他为人治印，樊增祥为他订了一份刻印润例。到北京后，他不再挂牌刻印，而只为夏寿田和夏寿田的朋友作画治印。《癸卯日记》中，诸如“为午诒画文姬像”“午贻考差，余为画昭君像”“为午诒画管夫人出猎图”“为午诒画梅花书屋图”一类的记载很多。
日记里还记着一件事。某日，一位求画者出十金索齐白石作工笔中幅，被辞；又以四金索一美人条幅，亦被辞。齐白石在日记中写道：“余为夏大知我偕来，重金轻情，非君子也。”在他看来，夏寿田重金聘了他，他为夏寿田和夏的朋友作画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再去卖画，便是“重金轻情”了。齐白石在人们印象中爱钱而吝啬，但在“钱”与“情”的关系上，他有一条绝不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的这一端，站着夏寿田。
夏寿田对这位乡间出来的画师，从未以官位相压，从未以恩人自居。他请齐白石来西安，请的是“教如夫人学画”，不是“替我画画”。教与画，一字之差，差的是对一个人的手艺和尊严的承认。后来齐白石刻印的名声越来越大，夏寿田求他刻了一方“具足凡夫”。边款刻着：“直心翁之命，齐璜。”“具足凡夫”语出《圆觉经》，说凡夫也有佛性，凡圣不二。夏寿田以“直心居士”为号，又请齐白石刻这方印，是在说自己——承认自己是凡夫，但也相信自己具足一切。齐白石读懂了。他用单刀冲刻的技法，把“凡”字下部留红如莲台，“夫”字末笔斜劈似斩断执念。这一刀下去，刻的不只是石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
宣统二年（1910年），齐白石四十八岁。应友人胡廉石之请，他创作了《石门二十四景》，描绘湘潭石门岭一带的山水风光——柳溪晚钓、龙井涤砚、藕池观鱼、湖桥泛月……二十四幅，幅幅不同。这是齐白石逐渐摆脱民间画风、建立自己的绘画语言、向文人画转变的重要作品，是其山水画发展序列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这套册页后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而夏寿田，正是最早见到这套作品、并为之激赏的人之一。
从西安到北京，从湘潭到石门，夏寿田和齐白石的交往，就这样在笔墨纸砚之间延续着。一个画画，一个题诗；一个刻印，一个赏鉴。两个人，隔着出身和功名的鸿沟，却在笔墨里找到了彼此相通的那一点。那一点是什么？是“直心”。是“具足凡夫”。是承认自己的平凡，却不放弃对美的追求。
民国二年（1913年），齐白石画了一幅达摩像。画上题了一首长诗，诗是夏寿田作的：“曾向嵩高望薜萝，偶从光影画维摩。三桑未觉情年长，一苇真愁世法多。下笔早闻花雨落，劫灰方见鬼神呵。龙藏法树飘零尽，谁为金人写髻赢。”齐白石在款题中写道：“余游长安转京华，尝画店壁。前诗乃夏午诒先生朝歌旅舍壁看齐山人画达摩作也。先生知诗不以辱者，索璜画，因录题词。癸丑五月中，兄齐璜并记。”“先生知诗不以辱者”——夏寿田看了齐白石的画，不仅没有嫌弃，反而作了诗，还要齐白石把诗题在画上。一个翰林出身的榜眼，向一个木匠出身的画师“索画”，并且“知诗不以辱”。这不是居高临下的赏赐，是平等的、真诚的欣赏。
最动人的一笔，发生在1917年。那一年齐白石避乱北京，人生地不熟，夏寿田再次伸出援手，助他安顿下来。从1902年西安远游到1917年北京避难，十五年过去了，夏寿田对齐白石的那份“直心”，从来没有变过。
夏寿田的人生，远比他和齐白石的这段交游复杂得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春风得意。但官场从来不是一个读书人的好去处。八国联军入侵，他随慈禧、光绪西逃西安，心怀民族耻辱，回京后作诗道：“神州其左衽，皇舆竟西轨。”父亲夏时受诬告被慈禧降罪，气愤而逝。夏寿田扶柩归乡，守孝一年后返京为父辩白，却触怒慈禧，以“妄言忤旨”罪被革职为民。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见他是榜眼出身，又是故交夏时之子，选任他为总统府内史，参与机要。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诏文，多出自他之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病逝，夏寿田被通缉，逃匿天津租界，终日学佛参禅。后来投曹锟，任机要秘书；再后来定居上海，与杨度一起帮助过地下共产党。1935年，夏寿田病逝于上海，葬佛会公墓。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拨款为他修墓。
夏寿田是一个很难被归类的人。他不是纯粹的政治家——他替袁世凯草诏，却也在袁死后遭到通缉。他不是纯粹的文人——他工诗文书法，却大半生卷在政治的漩涡里。他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他帮助过地下党，却从未真正加入革命的行列。他只是一个在时代夹缝里努力活着的读书人，用自己的方式护着心中的一点东西。那一点东西，他叫它“直心”。
直心居士。直心是道场。具足凡夫。这三个号，他自己取的，齐白石刻的。他把它们刻在印章上，盖在自己的字画上，用了一辈子。一个在帝制与共和之间、在官场与书斋之间、在佛经与案牍之间辗转了一生的人，给自己定下的格，只有一个字：直。
从榜眼第出来，天色已近黄昏。夕阳照在马头墙上，青砖泛着暖融融的光。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大湾村现在还有明清古民居八十多栋，榜眼第和夏氏宗祠古戏台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夏寿田的幼女夏台音还健在，一百零三岁了，今年还向榜眼第捐赠了夏寿田的遗物。
我站在榜眼第门前，忽然想起齐白石晚年的一件事。1943年，弟子王文农请齐白石为夏寿田的遗像题跋。白石老人已经八十岁了，提笔写下：“跋夏寿田遗像。德居士，齐璜故人也。焉画此像，泣下三升，碧落黄泉有知，也应一哭。齐璜之未死也。”“齐璜之未死也”——八十岁的齐白石，看着故人的遗像，说：我还没死呢，你应该哭的人是我。这不是悼亡，这是对话。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没有说完的话。
那方“直心道场”的鸡血石印章还在。六点七厘米见方，十一厘米高，血色浓艳如凝霞，质地温润似脂玉。印文是白文的，刀痕崩裂处恰合“无虚假故”的经文真义。“直”字竖笔如禅杖顿地，“心”字卧钩似莲花初绽。齐白石刻这方印的时候，刀下的一定不只是石头。他刻的是夏寿田的一生——是那个七岁三步吟诗的神童，是那个在金殿上对答如流的榜眼，是那个在西安给乡间画师写信的翰林，是那个替父亲辩诬而触怒慈禧的孝子，是那个替袁世凯草诏又被通缉的内史，是那个逃匿天津租界终日学佛参禅的“直心居士”。他把这一切都刻进了石头里。石头不会说话，但石头比任何文字都长久。
风从马头墙上吹下来，穿过天井，穿过正厅，穿过那些空荡荡的房间。那方印章还在。灯光照在“直心道场”四个字上，石头的纹路里，还留着齐白石下刀时的力度。那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字。那是两个人用一辈子刻在彼此生命里的字。
且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