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大学课改范例:”181历史新课堂”
——基于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培养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宋永成
根据国务院决定,教育部从2007年9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指出,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就是“要通过部属师范大学的试点,积累经验,建立制度,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并且规定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必须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鼓励他们长期从教、终身从教。2014年8月,《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高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新机制,培养一批信念坚定、基础扎实、能力突出,能够适应和引领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卓越中学教师。因此,如何培养出能够适应未来中学需要的优秀毕业生就成为六所部属师范大学以及相关师范院校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基于这一原因,笔者根据多年从教经验及对当前中学课改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对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历史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设想,并且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教师教育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从2009年2月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的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当中进行了实践和探索。到目前为止,这一改革已初见成效。下面从师范生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改革方案、取得的成效、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完善的地方、改革的积极意义和影响等方面对这一改革做一总结。
一、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我们为什么提出对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历史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一)从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来看,当前国内正在推行的中学新课改对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全面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全面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第八次课改(下文简称新课改)开始试点推行。按照教育部的整体要求,到2010年,全国所有中小学全面实施新课改。2014年,教育部再次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因此,新课改不仅是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对大学教育提出的一大挑战。
目前中国的新课改有两大特点,一是农村包围城市,二是中学推动大学。中学改了,大学不改是绝对不行的。根据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经过课改的学生与此前的学生在学习理念、学习方法、认知能力、思想追求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以课堂教学模式为例,在全国课改名校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学生从初一开始,就实行10+35课堂教学模式:老师上课只讲10分钟,剩下35分钟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合作和探究式学习。整个课堂分为“预习”、“展示”、“反馈”3个环节。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课堂的主角,而老师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引路人。课堂气氛之活跃、学生学习积极性之高、学习效果之好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现在这里经常有成百上千的教育工作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观摩学习。
山东省昌乐二中则以“271高效课堂”而闻名。 昌乐二中针对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出发,变备教材、备教法为备学生、备学法,优化课堂结构流程,形成了预习、互动、测评的高效课堂模式。所谓“271”,即课堂45分钟按照2:7:1的比例划分,20%的时间为老师讲解、引导、点拨的时间(课堂上老师讲授不超过10分钟),70%的时间放给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课堂上学生自学、练习、讨论、展示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 10%的时间(课堂最后5分钟)让学生对当堂课所学的内容进行巩固、落实、深化、提高。该模式的特点是“课前”准备紧锣密鼓、“课上”互动热火朝天、“课后”复习温故知新。“271高效课堂”打破了教育的单向传授形式和学生学习天性受压抑的沉闷氛围,真正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使得学生在灵动与鲜活的课堂上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分享成果,切实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最大化。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在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学、河北围场天卉中学、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陕西省宜川中学、西安市东城一小、西安市高陵区第一中学等许多地方都蔚然成风。尽管这些学校的课堂教学模式形式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大大减少,主要的教学内容都是由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和探究的方式来学习完成。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经过课改的学生不但自主学习能力强、思维活跃、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口才好,而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展示欲。他们一旦进入大学,必然会对目前大学课堂僵化的“满堂灌”模式产生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是大学教育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二)从师范大学的职能来看,中小学课改对免费师范生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尽管中学课改在山东、广东、四川、陕西、山西、安徽、内蒙古等许多省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不少地方仍然举步维艰,甚至流于形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教育部门的主管者到一线老师既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改。难怪有些学者惊呼:“新课改面临安乐死!”察其原因,除了高考应试的压力外,就是许多中小学领导和教师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缺乏推动课改的动力。而那些曾经参加过新课改培训的老师即是想改,也因为对课改理论一知半解,缺乏实践锻炼,不知如何操作。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师范生从来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训练,我们的师范院校没有培养出能够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合格教师。面对中小学课改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作为为中学教育培养人才的师范大学,难道我们能置若罔闻,见死不救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任何教育改革最终都要依赖于教师的理解与执行,依靠教师来发挥作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师范院校和其他承担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任务的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对目前师范院校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我们不仅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小学课改,解决中小学课改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遇到的各种难题,而且要培养出能够适应、推动并且引领中小学课改的新型师范生,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为基础教育服务。否则,闭门造车,盲目培养,就会使我们的毕业生刚一走出校门就陷入对新课改手足无措的尴尬境地,不得不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课改培训。
(三)从学习效果来看,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弊大于利。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教育家卡尔·罗杰斯也指出,“凡是可以教给别人的知识,相对来说都是无用的;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知识,只能是他自己发现并加以同化的知识。”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不仅缺乏活力,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而且学习效果也不尽人意。1946年美国著名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Edgar Dale)提出了“学习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论(图1)。戴尔经过实验发现:阅读能够记住学习内容的10%; 聆听能够记住学习内容的20%; 看图能够记住30%; 看影像,看展览,看演示,现场观摩能够记住50%;这些都是被动的(Passive)学习方式,而参与讨论,发言能够记住70%; 做报告,给别人讲,亲身体验,动手做能够记住90%。这些才是一种主动的(Active)学习方式。随后,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开始全面运用学习金字塔的方法了。

图1
美国缅因州国家培训实验室的研究(见图2)同样也表明,学生通过讲座和听讲的学习方式能够保留下来的知识平均记忆率只有5%,效果最差。相反,通过小组讨论的平均记忆率可以达到50%,而通过给其他人讲授则更是高达90%。著名教育改革家、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也明确指出,“最好的学习,就是给别人讲,这是个常识。这个常识很深刻,也很朴素。多年来我们把这个常识给忘记了,不停地给学生讲,却不让学生讲。于是,知识在我们教师头脑里记得越来越深刻,学生却什么都没记住。杜郎口中学的老师们相信了这个常识,并利用了这个常识,让学生在课堂上不停地给别人讲,成绩当然就提升了。这就么简单。”因此,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分组讨论和展示来进行学习,无疑是一种更积极、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欧美大学盛行的Seminar(即学术讨论班)其实就是这种课堂教学模式的典范。这种以学生讨论为主的教学方式之所以在西方经历几百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在培养优秀学术人才方面效果显著,并且因此被誉为“科学研究的养成所”。我们僵化的灌输式教学模式是远不能望其项背的。仅从这一点来看,传统教学模式就必须改革、必须扬弃。

图2
(四)从国家的发展需要来看,目前我们传统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不但培养不出国家亟需的杰出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而且还会断送中学课改的成果。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无论是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推行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提升国家竞争力。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大学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内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不仅无法与西方大学相比,而且已经远远落伍于国内的许多中学。“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已经引起国人高度关注的“钱学森之问”表明,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不仅培养不出社会亟需的杰出人才,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发展。2009 年 5 月 14 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最新 《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对 1977- 2008 年我国各地区112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状元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在目前我国主流行业的‘职场状元群体’中难觅高考状元的‘身影’。”有人甚至指出,“1977 年到 2006 年的 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因此,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由此可见,“说中国的大学教育正在发生‘育人质量’危机,一点也不过分。”2010年1月11日到2月6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探讨教育改革问题。他明确表示,“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体制亟待改革。” 2005年8月6日,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唯一得主、美国华裔数学大师丘成桐在访问北京时曾经指出,“如果不重视基础教育,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问题是,现在中学已经行动起来了,课改已经在全国逐步展开。但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却依然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实。如果大学教学模式不改革,高中新课改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能付诸东流,前功尽弃,国家在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的长远目标也将因此功亏一篑,半途而废。“钱学森之问”将永远难以找出破解的答案。因此,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多样化的创新型人才,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迫在眉睫。
(五)从世界各国课堂教学改革的潮流看,传统课堂已经过时。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创新最为迅猛的一个世纪。自193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思想大致经历了 “知识本位”(以传授和掌握知识为主)、“能力本位”(以掌握和运用能力为主)和 “人本位”(以人为主)三个重要阶段。随着“人本位”教育思想的提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也就开始成为风靡全球的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西方发达国家的课堂教学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著名教育家教授佐藤学35年来走访了国内外3500多所学校,听课超过10000节。10多年前,他在整理世界各国课堂照片时猛然发现:原来世界各国课堂都在进行着相同的改革和变化。他在《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一书中写道:“现在,全世界学校的课堂中都在进行着‘宁静的革命’。全世界的课堂都在由‘教授的场所’转换为‘学习的场所’;从以‘目标——达成——评价’为单位的程序型课程转变为以‘主题——探究——表现’为单位的项目型课程;从班级授课的模式转向合作学习的模式;学校不仅仅是儿童们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的所在,而且还是教师们作为教学实践专家的共同学习和成长的所在。”他指出,“这种革命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各国的课堂里正波澜壮阔地展开。实际上,欧美各国的课堂改革潮流更是浩浩荡荡,势不可当。”佐藤学特别强调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之外,那种以黑板和讲台为中心、众多儿童整齐划一地排坐的课堂,以学科为中心、让儿童习得教师所传递的知识、技能,然后借助考试来加以评价的教学方式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了。参访欧美诸多国家的课堂,20名左右的儿童分成四五人的小组围坐在一张课桌边,展开合作学习,教师以课堂学习的设计师或是儿童学习的促进者的姿态展开活动。在这些教室里,教科书是配角,儿童以有探究价值的题目和课题为中心,借助大量的资料和多彩的活动追求着高品质的学习。”因此,全国著名课改厅长张卓玉大声疾呼,要“构建教育新模式”。“新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小组合作学习,课堂展示交流。新模式是班级授课制出现以来,教育的一次最深刻的变革。小组探究制取代班级授课制,将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这种新模式中的具体表现是:课堂,从讲坛变成了论坛;学习,从碎片化变更为整体化;教育,从记知识变成了做事情;教师,从讲师变成了导师;心智培养和公共精神培养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它与传统的课堂模式有天壤之别。
由此可见,我们所固守的传统课堂已经过时。不论是我们的中小学课堂还是大学课堂,都面临着世界课堂革命潮流的冲击,都面临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命运。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型的时候,如果课堂教学还维持100年前的模式,那么社会就要抛弃教育。因此,这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看清方向,大刀阔斧地对传统课堂进行改革。
(六)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适逢良机。
教育改革不仅仅关系到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兴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的高度重视。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讨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一次讲话中已经对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认知方法上我们还有缺陷,主要是灌输。其实,认知应该是启发,教学生学会如何学习,掌握认知的手段,而不仅在知识的本身。学生不仅要学会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是整个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内容。……教学改革还要回到学、思、知、行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学思要联系,知行要统一。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教是为了不教’。”以此对照我们的大学教学模式,可谓是切中时弊。温总理还强调指出,“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在谈到高等教育问题时,温总理特意指出,“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要对学科布局、专业设置、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2010年1月26日,温总理在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代表座谈时又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5月,教育部发布了《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工作重点》,其中把“培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点任务,明确指出,要“推进教育教学内容、方法改革。组织开展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大讨论。改革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和评价制度。”2010年6月2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会议指出,“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不仅要求高校进行课改,而且提出高校和中小学要整体规划、协同推进课改,以期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要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卓越中学教师,推动以师范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变革。推进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改革,着力提升师范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是教育部文件当中第一次把在中小学课改当中推行的“自主、合作、探究”写入大学课改当中。2017年9月8日,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向全国教育界发出了“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号召。“课堂革命”的提出犹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它既表明传统课堂积弊之深,非革命无以除其根,也是对新课堂的呐喊召唤。这些政策导向为我们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免费师范生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方案
我们的免费师范生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最早在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一班、2008级二班(第一、二届免费师范生)《世界现代史》课堂上进行。为了做好课改的准备工作,2008年11月和12月,笔者先后到因全国课改名校山东杜郎口中学和江苏洋思中学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新课改推行之后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变化。随后,又研究了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模式和学习理论。2008年底,新的课堂教学模式设计完成。2009年2月,正式付诸实践。为了调动学生参与课改的积极性,我们向学生讲解并播放了广东深圳市红岭中学和杜郎口中学的相关课改影视资料。课改期间,我们经常召集学生进行座谈,征求意见和建议。经过反复论证和完善,最终形成了“181历史新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借鉴了由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率先运用于大学历史教学并风靡欧美大学的Seminar教学模式、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指导”的教育理论、美国教育家帕克的合作学习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首创的“小先生制”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同时,参考、吸收了红岭中学、杜郎口中学等学校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从而把大学教学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紧密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学为主、以教为辅、注重实践、全面发展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
所谓181是指在一个教学单元时间内,1/10的时间由老师讲授,8/10的时间由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和展示,另外留1/10的时间由老师进行点评总结,同时安排下一节课的教学任务。整个学习过程在事实上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课下自学。学生拿到导学案后以小组为单位,由组长分配学习任务。然后每个同学根据分配给自己的题目借书、查资料,独立解决问题;第二阶段是课堂学习。主要内容是围绕此前布置的任务,由师生共同进行交流、展示和切磋,以解决学习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具体方案是:
1.把全班同学分成9个学习小组,每组6人,设组长一名,执行组长一名。组长常设,执行组长由每个组员轮流担任,每周轮换一次,以便给每个同学提供锻炼组织能力的机会。
2.用导学案取代原来的教案。导学案由学习目标(每节课要掌握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参考书目(原始资料、参考书籍、参考文章)和要讨论的问题三部分组成。其目的是帮助引导学生掌握相关教学内容,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学会利用第一手资料分析问题,逐渐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初步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
3.每章内容所占课时大约200分钟。共分成4部分:【话说天下大势】【组内讨论】【分组展示】【点评总结并发导学案】。
4. 在每章教学时间内,前20分钟为【话说天下大势】。由老师对本节课内容做提纲式发言,从宏观上概括该章内容的整体结构,阐明核心问题,学术界研究最新动态,以及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务求言简意赅,高屋建瓴。
5.中间160分钟: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内讨论】。每组一块黑板。由各小组成员对于本节课基本知识在组内进行交流、讨论和展示。每人8-10分钟,共计80分钟。要求人人争当小先生,并籍此培养大家的合作学习精神。其间老师将深入各组进行巡回检查,纠错答疑。
第二阶段:【分组展示】。根据此前导学案所列出的重点问题,用抽签的方式把问题分到各组。然后由每组分别推荐一名首席发言人,上台讲解。其它各组可以向发言者所在的组自由提问,进行质疑。每个问题的展示和质疑时间大约10-15分钟,共计80分钟。2010年3月,根据学生建议,我们修改了用抽签确定发言人的方式,提前确定发言人选。这样,发言人的准备就更加充分。
6.另外20分钟:【点评总结并发导学案】。这一段时间由教师灵活掌握。既可在学生展示和质疑期间进行穿插点评;亦可由教师用在最后进行总结发言。最后在下课前,把下节课的导学案发给学生。
“181历史新课堂”流程图

“181历史新课堂”与大学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写教案,做课件,在课堂上唱独角戏,满堂灌,把现成的知识喂给学生吃,而是集中精力编写导学案,为学生提供原始资料、最新参考书目、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在构建宏观知识体系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和探究式学习。学生也从被动的听众变成了课堂学习的真正主人,从背诵、记忆现成的知识变成了通过研读第一手的史料、借鉴最新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观点。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原来是老师把知识嚼碎了喂到学生嘴里头,而现在学生不得不学会自己找东西吃。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知识(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更新换代极快。“目前流行的‘知识折旧律’是:一年不学习,你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就会折旧80%。因此,适应变化是知识时代对人类提出的挑战。”美国著名知识管理学家德鲁克(Drucker)指出,知识社会要求所有成员学会如何学习,“因为知识的本质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过去,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现在这句话则变成了“知识就是变化。”有些知识,学生甚至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过时。因此,不掌握如何获取最新知识的方法、不会自主学习是绝对不行的。古人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落伍了,因为一个全新的观念出现了: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欲。因此,日本著名教育家佐藤学指出,“在教师创造教学的力量中,专业知识与教学经验不过是占了三成而已,剩下的七成就取决于教师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尊重每一个儿童的思考与感情;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引发每一个儿童潜在的可能性。…教学创造的七成与教师尊重每一个儿童的尊严息息相关。”全国著名课改专家、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教知识,甚至也不是教方法;而是引导学生直面问题,产生想法,探究结果,体验意义。”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明确指出,“教是为了不教”。温家宝总理说,“不在于老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数学家或文学家,而是老师能给学生以启蒙教育,教他们学会思考问题,然后用他们自己的创造思维去学习,终身去学习。”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在我看来,教给学生能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知识,这是最高的教学技巧之所在。”这正是我们课改的主要目的。
“181历史新课堂”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开放的。为了推动此次课改,我们先后聘请陕西师大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立昌教授;陕西师大教务处处长、曾经留学美国并且对美国教育模式进行过专门研究的李贵安教授;西安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领导小组成员、西安市教研室历史教研员闫璟老师等课改专家担任顾问。这些顾问并非挂空名,搞噱头,他们都曾亲临课改课堂观摩指导。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杨远征老师在观摩我们的课堂后向同学们介绍了香港大学的先进教学模式。授课期间,我们先后聘请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存堂教授、何志龙教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雷钰教授为学生做了关于十月革命、巴以历史和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制度的学术讲座。学生不但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而且学习兴趣大增,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课改的效果
经过两年的努力,参与课改的免费师范生的整体素质和个人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讲课能力空前提高。讲课是免费师范生最重要的能力,并且是他们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后的看家本领。讲课能力是一个学生编写教案、语言表达、组织课堂教学等诸多能力的综合体现。但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的师范生在4年大学学习中能够获得的锻炼机会却微乎其微。但是,在我们的课改课堂上,学生在每个教学单元都必须在小组内上台讲课,而且最少有6名同学代表本小组在全部同学面前讲课。这样,一学期下来,他们上台讲课的实战机会最少也有二、三十次。这是那些没有进行课改的学生望尘莫及的。前来观摩的西安明德中学党委书记鲁彦老师在与2007级一班学生交流时说,如果这些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能够一直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培养,那么4年下来他们讲课能力将会无与伦比,令人震惊。2007级一班的哈萨克族女学生加依娜缇在学期末告诉笔者说,以前她最害怕的就是在众人面前讲课,因为听说大三的时候要在历史教师职业技能课上讲一节课,所以她一直忧心忡忡。但是,课改之后,她不害怕了,因为经过多次组内锻炼,她已经从心理上迈过了这道坎。我们在上课过程中特别注意学生演讲能力的培养。例如在上罗斯福新政一章内容时,我们要求大家替罗斯福撰写一篇就职演说辞,然后每组选派一名“总统”上台演讲。所有演讲者都充满激情,神采飞扬,言词铿锵有力,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特别是杨昌志同学还出人意料的用英语撰写了演讲稿,并进行了演讲,显示出超常的能力。由于经常讲课,面对面讨论、交流问题,并且要回答小组内或者全班同学的质疑,所以同学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很快。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本学期结束时,我们学生的讲课能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大四毕业生的水平。在2009年11月20日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的“传统讲课比赛”中,2007级一班的同学包揽了一、二等奖。在12月2日举行的“七分钟多媒体讲课比赛”中,他们再次包揽了一、二等奖。在2010年6月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中,杨昌志同学为历史文化学院赢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张洁同学荣获二等奖。2010年6月23日,陕西师大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四位专家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保胜教授在听完2008级二班的分组展示课后,对同学们的讲课能力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2010年11月24日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的“传统讲课比赛”中,2008级二班的同学再次包揽了一、二等奖和部分三等奖,在10名获奖者中,该班就占了6名。2010年9月到2011年2月,2008级二班的仇晓曦同学到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去学习,因为此前已经经过了我们这种全新教学模式的培训,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学习生活,收获颇丰。2011年6月,杨昌志同学作为陕西师大2007级免费师范生代表赴北京参加了全国部属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典礼,并且与温家宝总理合影留念。
第二,板书水平有了飞跃性发展。板书是教师的门面。课改之前,很少有学生练习写粉笔字。为了从总体上提高所有学生的书写能力,我们专门成立了班级粉笔字督导委员会,每组一人,负责监督、纠正本组同学的板书。同时,我们还专门聘请陕西师大附小的张明珠、罗坤老师为学生讲授粉笔字的书写技巧,手把手教学生练习。经过一学期的坚持锻炼,几乎所有学生的书写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基本消除了板书过程中常见的上楼梯、下楼梯、字体东倒西歪、大小不一的现象。大多数学生都能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了。2009年11月4日,在历史文化学院组织的“三笔字”大赛中,2007级一班的同学包揽了粉笔字大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
第三,科研能力突飞猛进。在课改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必须阅读第一手材料,把握最新学术动态,读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和最新发表的学术论文。例如,在学习《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章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阅读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托洛茨基自传》和《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卢那察尔斯基(曾在列宁政府中担任第一届教育人民委员)关于1917年事态的信件等原始资料及国内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杨存堂、金雁等人关于十月革命的系列文章,从而得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从未发生激烈战斗的结论,纠正了过去一些教材和书籍当中把十月革命描述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的错误论点。在知识储备方面,我们的教学充分考虑到了免费师范生将来就业的需要。其中1999年出版的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名著《全球通史》、2007年出版的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合编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既是目前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也是北大等国内名校的世界史参考书,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教材。我们的教材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例如,2009年4月美国著名史学家帕尔默的畅销名著《现代世界史》(第10版)在国内刚一出版,就被我们用作教材。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生始终都能站在学科的前沿。我们使用的教材涵盖了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等最新的学术观点,这些既是大学学习应该掌握的内容,也是将来从事中学教学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
根据期末调查,我们学生的阅读量是没有进行课改班级学生阅读量的4到5倍!他们阅读的书籍和论文之多、知识之新甚至足以应对国内的研究生考试。2007级一班班长余平同学说,“没有进行课改的班级在学习效果上根本不能与我们相比。因为那些班级的学生走进教室时,只带着两只耳朵,准备等老师灌输!而我们走进课堂时却带着一大堆读过的书籍和论文,带着一大堆渴望讨论的问题。”这样,学习效果就自然就大相径庭了。
在分组展示的过程中,同学们的思维异常活跃,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思考问题角度之广远非传统课堂老师的“一言堂”所能比拟。例如在上《冷战:从美苏对抗到两大阵营的形成》一课时,2007级一班吴群芝同学把冷战爆发的根源归结为美苏国家根本利益的对立。但吴坤同学认为空谈国家利益根本说明不了问题,他认为冷战爆发最主要的原因是美苏争霸而不是国家利益。这时杨鹤同学站起来马上追问,“争霸?那么它们争霸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马光成同学回答,“我认为美苏争霸当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还有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战略对峙。……”就这样,随着争论的一步步深入,同学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这种热烈的氛围,在传统课堂上是根本看不到的。
2009年7月6日,2007级一班成功举办了世界现代史论坛,历史文化学院世界现代史专业的何志龙教授、胡舶副教授、李秉忠博士应邀担任评委。在论文答辩过程中,所有评委都对同学们的好学精神和研究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胡舶副教授认为大多数论文已经达到了大四毕业论文的要求。何志龙教授指出,大学学习期间,掌握研究方法比单纯记忆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是记不完的,而掌握了研究方法,就可以由一个知识点扩展到面。通过论文答辩来看,现在我们的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撰写论文的方法,这就是最大的收获。2008级二班藏族学生杨巧英在期末总结时写到,“这学期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书本上众所周知的知识,更多的是学习的方法和思路以及新知识,这比我大学前三个学期的收获还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很充实,而不是茫然。”2017级卓越教师班学生卞润梓在一学期上课结束后给笔者留言说:“咱们这个学期的新的教学方法非常棒,尤其是在自己花时间准备的内容方面会有更多的思考和认识。感谢老师!”
第四,合作学习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合作”列为学生必备的四大基本能力之一。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我们列出的教学内容大都必须通过小组内合作才能完成。例如每一章列出的五、六个要研究讨论的问题,都必须通过分工合作才能完成。在分组展示过程中,当其他小组的同学提出质疑时,被质疑的小组每个人都有回答问题的义务,而且有些问题还必须通过小组临时讨论完善后才能回答。这样,无形中就迫使大家不得不学会合作。2007级一班有两个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女学生叫加依娜缇和迪纳,两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但却不大愿意和汉族同学交流。后来我们在分组时有意把她们分在不同的小组,这样就迫使她们不得不与汉族同学进行交流、合作。在组内同学的帮助下,她们的汉语表达能力进步很快,并且逐渐融入小组之中。这不仅提高了她们合作学习的能力,而且也加起了民族团结。分组展示经常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发言者各执一词,这本身也是一个合作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辩论目的不是为了打败对手,而是为了搞清问题,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时刻牢记一句至理名言:“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无论在组内还是组外,我们都要求大家学会相互忍让,取长补短。分组学习本身就是中小学课改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在大学阶段的分组学习不仅锻炼了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的合作学习能力,而且为他们将来走向教学一线后参与中课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个人修养有了质的变化。在培养学生方面,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把所有男生培养成绅士,把所有女生培养成淑女。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空有一肚子知识,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很差,那么这决不能被视为成功的教育。我们的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大多来自于农村,或者是城市家庭的独生子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缺乏相应的个人修养教育。为此,我们在每次上课前5分钟,要求班干部带领全班同学集体背诵一段《弟子规》,并做以阐释。《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讲述的是弟子(学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以及学习上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和做法已经过时,但大多数内容依然是可取的,对我们学生的言行举止有着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到学期末,我们的《弟子规》也背诵完毕。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我们要求同学之间要学会相互尊重,以礼待人。例如,在分组展示过程中,我们要求全班同学在每个同学上、下台时鼓掌,以示尊重和鼓励;发言者演讲完毕后要说声“谢谢”;在激烈辩论过程中要相互谦让,禁止人身攻击;上课时要关掉手机等等。尽管都是一些细节,但就是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中使学生的个人修养得到了升华,变成了谦谦君子或窈窕淑女。
我们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在校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陕西师大教育学院的张立昌教授、杨洁博士、牛晓牧副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保胜教授;陕西师大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吴成基教授、王较过教授、王茂金教授、王国杰教授;陕西师大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主任陈答才教授;陕西师大教务处处长李贵安博士;陕西师大高层次人才办公室的杨远征老师;陕西师大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田枫老师;西安市教研室历史教研员闫璟老师;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历史教研员张晓娟老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社长任鹏杰、主编张艳云老师;时任《陕西日报》理论部副主任贾玉锋;陕西师大教育学院访问学者鲁元老师;西安明德中学党委书记鲁彦及该校的10多位老师等都先后前来观摩指导或考察。他们对于我们的课改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同学们在课堂上表现出的独立见解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大加赞赏。张保胜教授在点评时明确指出:“我当年在北大学习梵文时,季羡林、金克木先生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杨远征老师认为我们的课改已经与香港和西方的课堂教学模式接轨。闫璟老师站在全国中学课改的高度肯定了大学课改对中学课改的积极影响。鲁彦老师认为,如果这一改革能够推广到其他专业和更多的课堂,并且在大学4年中一直坚持下去,那么将使免费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为他们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这是在众多教育同仁的支持下,我们的课堂模式改革才一直坚持到现在,得以在卓越教师班的课堂上进行进行。
我们的课改也引起了教育部《中国教师报》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教师报》在2011年7月11日《一所大学的“课改”——陕西师范大学课改现象透视》和2017年6月14日《陕西:点燃高校课堂教学改革之火》中均对我们的课改有专门报道,并且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
四、课改的意义和影响
我们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并非只能局限于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的培养,或者仅仅适用于历史学科。从长远来看,这一探索对于大学特别是师范院校的教学改革可以产生诸多积极的影响,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一)有助于优化国内大学、特别是所有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的人才培养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中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成立。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学教育在世界上无疑属于迟到者。但是,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到40年,中国的大学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个奇迹。以清华大学为例,区区1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奥秘何在?究其根源,就在于办学者的水平高,办学机制比较灵活。曾经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先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先生,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著名教育家,均受过一流的西方教育。他们从一开始办学就与世界最先进的大学管理理念接上了轨。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而蔡元培、梅贻奇、张伯苓就是这样的教育家。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逐渐接受了苏联的管理模式,体制僵化,观念保守,60年来我们的教育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以课堂教学模式而论,教师高高在上,完全成为课堂的主宰,学生沦为被动的受众,只能聆听老师的说教。其结果,学生的个性遭到压抑,创造性被无情的扼杀。泱泱大国,13亿人口,为什么60年来培养出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寥寥无几?为什么中国人到了美国、英国就可以屡屡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难道不是我们大学教育的不幸和悲哀吗?温家宝总理说,“要认真思考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从而对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以及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深入研究,整体谋划。” 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就必须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而要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就必须改革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免费师范生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仅仅是一个初浅的尝试。如果要建立全新的、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就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这个行列,在各个学科、各个专业进行大胆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改革潮流!
长期以来,实践不足成为困扰师范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教育部要求把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时间延长到半年!这样做固然有助于提高实践能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严重削弱了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改革现行的大学课堂教学模式,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提高免费师范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强化其教学实践能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二)有助于大学教育与中学课改接轨。
如果说大学教育是中学教育的延续和升华,那么,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就必须接过中学课改的接力棒,建立全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教学模式。这不但是社会发展对教育本身提出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承载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学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温家宝总理指出,“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多出拔尖人才、一流人才、创新人才。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因此,改革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大学教学模式,特别是课堂教学模式,建立独具特色的免费师范生培养模式,就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满自信的迎接中学课改对大学教育提出的挑战,满足课改后进入大学学习的新一代学生成长的需要。
(三)有助于提升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班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众所周知,师范院校是为中学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毕业后必须到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10年以上。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中学课改的实际需要,培养出既能适应又能推动中学课改的新型人才,那么,大学课改就可以成为我们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未来就业工作的一大亮点,我们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因此也能成为中学最亟需、最受欢迎的人才。
五、课改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完善之处
因为免费师范生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刚刚起步,在国内大学教育中几乎无先例可循,所以我们的改革在初见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在诸多方面都有待于调整完善。
(一)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在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当中,因为专业特点的需要,学生不仅要阅读大量的史学专著和论文,而且每一章都必须撰写讲稿!这样,就需要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由于目前学生必修的学分太多,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都忙于上课,几乎没有多少闲暇来完成这些任务!有时只能疲于应付!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对这种把功课塞满学习日、使学生精疲力竭的教学方式提出过严厉批判,认为“它归根结底将会摧残学生的体力和智力,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冷淡的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一个人只有学习,却没有智力生活。”所以他指出,“自由时间的问题,不仅是涉及教学,而且是涉及智育、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正象空气对于健康一样,自由时间对于学生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时间是丰富学生智力生活的首要条件。我们要使学生的生活中不单单只有学习,还要使学习富有成效,那就需要给学生自由时间。”尽管陕西师大已经认识到学分过多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所压缩,但是仍然不断满足我们的课改需要!另外,学校整个教学计划安排严重失衡。与大三、大四相比,大一、大二课程过于集中,学生压力太大。这也成为一些学生满腹牢骚、不支持课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要加大课改力度,就必须再砍掉一些学分,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给学生留出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否则,任何改革都会流于形式!
(二)图书资料严重不足。学习小组是课改的关键。对于每一个学习小组而言,每一章的教学内容都有大量相同的书籍需要阅读。以2008级二班为例,该班有8个学习小组。这就意味着老师开列的每一本参考书学校图书馆至少要有9套(其中一套供教师参考)。如果把另外两个班级师生的需要考虑在内,那么每一本参考书的藏书量最少也应该达到13册以上!然而,把师大图书馆和历史文化学院的藏书加在一起,也不足一半。尤其是一些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图书馆从编目到流通,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之久!另外,现在图书馆采编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在采购图书时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结果就是广大师生亟需的图书买不到,买回来的图书用不上。这不仅造成了资金和资源的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我们课改的正常进行!许多学生常常因为借不到需要的参考书而怨声载道。而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既能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订购图书资料,也能够通过调整借阅时间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因此,我们的课改亟需得到图书馆的大力配合。
(三)部分学生在观念上跟不上课改的需要。从课改结束后的调查报告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支持课改的。但是,由于不少学生在中学没有经过课改的熏陶,多年来一直接受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因此,他们在理念上一时难以适应课改提出的新要求,不愿意主动的去读书、去思考问题。我们课改的核心是知识问题化,问题小组化。不少学生在其他同学上台讲课时没有认真做笔记,结果造成了知识的断裂和缺失,影响了知识的完整性。反过来,这又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甚至蜕变为课改的反对力量。
(四)课改面临重重阻力。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是国内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新生事物。许多教师既不了解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也不关心中学课改的现状,对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更是一无所知,完全痴迷于传统的教学观念。他们认为学生就是不如老师,因此上课只能听老师讲,对于我们的课改一时从思想上还难以接受和认同。加之现在的大学重科研,轻教学,一切都围绕着教育部的评价体系做文章,许多教师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教学上,甚至担心这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和评职称。所以,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进行抵制和反对,甚至强烈要求限制或取消这一改革。我们的课改不仅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重视,甚至动辄面临夭折的危险。
我们的免费师范生和卓越教师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贪图名利,更非一时心血来潮。它代表着大学教育特别是师范院校教育改革的方向,承担着中学课改未竟的历史使命。所以,尽管它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逆历史潮流而动。温家宝总理指出,“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观念更新和培养模式创新要成为规划的亮点。”这事实上已经为我们未来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应当大胆探索,积极、主动地迎接时代的挑战,把我们的大学教育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能够尽快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的大学教育,为国家发展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附:课改照片

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免费师范生一班组内讨论图,张小云同学在展示

2008级2班杨静同学代表本小组在展示

2007级1班张洁同学在质疑

2017年5月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卓越教师班课改课堂
《中国教师报》2011年7月13日头版
《一所大学的“课改”——陕西师范大学“课改现象”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