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清禾记(二十八)
作者：沈巩利
大河向东流/摄影/张志江
玲晓在剧团唱戏，她和婵敏一样，可是出了名的角。
台上她是穆桂英，一身戎装，靠旗猎猎，枪尖挽出银花；台下她卸了妆，眉眼间还留着几分英气，说话爽利，做事干脆。剧团里的人都说，玲晓这人，唱戏是台柱子，过日子也是一把好手。
那年月，光靠剧团的工资不宽绰。玲晓便在唱戏之外，接些“顾事”的活计——谁家红白喜事，请她去唱一折；哪家店铺开张，请她去亮个相；甚至村里办庙会，也托人来请她。她嗓子好，身段好，更重要的是她“压得住场”，往台上一站，台下几百双眼睛就都定住了。
那年夏天，雨水出奇地少。
玲晓从剧团请了几天假，说要回老家一趟。她收拾了一个布包袱，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裳，一方镜子，还有一包用油纸裹好的点心。临出门时，她在镜子前照了照，把碎发抿到耳后，提上包袱就出了门。
她要去接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她的“交”——这个字在她们那地方，意思比朋友重，比姐妹亲，是那种能托付后背、能借银子不用打欠条的交情。
一个叫秀兰，一个叫改改。
秀兰和改改都是玲晓小时候的玩伴，三人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拾柴火，一块儿在河边摸螺蛳。后来玲晓进了剧团，秀兰嫁了人，改改去了省城打工，三人便散了。但每年总有一两次，玲晓会把她们聚到一起，吃顿饭，说说话，像把散落的珠子重新穿回一根线上。
这回不同。
秀兰来了信，信上说她那口子得了病，下不了地，家里的庄稼全荒了，她一个人实在撑不住。改改也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哑着，说省城待不下去了，想回来，又怕回来没个落脚处。
玲晓看完信，放下电话，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起身，去找了剧团的团长，请了假。团长问她请几天，她说：“说不准，该几天就几天。”团长知道她的脾气，没多问，批了。
玲晓先去接秀兰。
秀兰住在靠山根的那个村子，路不好走。玲晓搭了辆拖拉机，颠了将近两个时辰才到。秀兰家院门半掩着，院子里晒着几件旧衣裳，晾衣绳塌了一边，衣裳角拖在地上沾了灰。
秀兰正蹲在灶前烧火，听见动静抬起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玲晓没说什么客套话，走过去把秀兰拉起来，上下看了看，说：“瘦了。”然后从包袱里取出那包点心，塞到秀兰手里，又说：“收拾东西，跟我走。”
秀兰抹了把眼睛，说：“走？去哪？”
“去改改那。”玲晓说，“我租了间房，先住下，再从长计议。”
秀兰犹豫了一下，转身进屋，不多时拎了个小包袱出来。她把院门锁好，钥匙压在门口的石板下面，回头看了一眼，便跟着玲晓上了路。
两人又搭了一程拖拉机，换了一趟长途车，颠颠簸簸地到了改改所在的那个镇子。
改改在镇子东头租了一间小屋，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玲晓和秀兰到的时候，改改正蹲在屋后的小河边洗衣裳。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滴。
三个人站在河岸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没有哭。
玲晓先开了口，声音不大，却很稳：“走，进屋说话。”
那天晚上，三个人挤在改改的小屋里，吃了一顿简单的饭。玲晓从剧团带了一小瓶酒，三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了。酒不好，辣嗓子，但喝下去肚子里暖洋洋的。
秀兰说起她男人的病，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改改说起省城的事，说起老板欠了她三个月的工钱，说着说着就沉默了。
玲晓听完，把筷子放下，说：“我手头还有一点积蓄，先紧着秀兰那边看病。改改，你跟我回剧团，我认识一个班主，正缺人，你不唱戏，帮着管管衣裳、递递刀枪总行。”
秀兰要说话，玲晓抬手止住了她：“别说谢。咱们三个人，说什么谢。”
窗外起了风，吹得窗纸簌簌地响。远处的天边隐隐有雷声滚过，沉闷而遥远，像是什么东西在深处翻了个身。
这个夏天太干了，地裂了，河浅了，人都被晒得没了精神。但玲晓不信命。她信的是——人还能动，手还能干，日子总能翻过去。
她躺在床上，听着身边秀兰和改改渐渐均匀的呼吸声，自己却迟迟没有入睡。她在想明天的事——去哪个药店给秀兰男人抓药，去找哪个班主说改改的活计，再去哪里多接两场顾事的活。
想着想着，她翻了个身，也闭上了眼睛。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晚，三个人都在一个屋檐下，这就够了。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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