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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地厚慈母恩
—写在母亲的生日
文/徐桂兰
母亲生于庚午（1930）年农历三月十三日，到今天冥寿97岁，今年也是她老人家的本命年。
母亲十七岁嫁给父亲，直到她五十五岁离世，一辈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因家庭遇上了诸多坎坷与磨难，母亲没有享过福，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解放初期，我家与别人家合伙拴起马车。由于父亲精明强干，被公推为“掌包”的，常年在外揽活拉脚。合作化后马车入了社，父亲到一个矿山当起了采购员，也是一年四季不着家。矿山下马后，父亲在离家几十里路远的办事处上班，母亲和父亲还是两地生活。直到父亲四十三岁去世，他们虽为二十一年的夫妻，相聚的日子却屈指可数。
母亲最为艰难的日子是在那动乱的年月。
父亲被无辜地打成国民党军队的连长，爷爷是国民党的炮手，我是国民党的秘书。父亲死于非命后，我们成了“反革命家属”，四面楚歌。四岁的小弟弟去邻居家里玩，被推出门外，说“不和国民党崽子玩”。二弟弟拎着筐篮子去东山炸药库外面捡煤核，被看库的人踢倒在地，差一点从山坡上滚下来。我们家还险些被遣送回农村。铅矿崔某人派白X、周X军去了我们的老家福兴地，强行让我的叔伯老爷爷接纳我们孤儿寡母。老爷爷无奈地答应后，他们计划择日把汽车开到我家门前，把破烂家具装上车，把人拽到车上开车就走。我们当时并不知此事（是落实政策后得知的），在他们的计划还没实施前，我领二弟弟半夜两点出发偷着去旗里上访告状。行走在青龙山那崎岖的小道上，我在前面开路，二弟弟手拎一根镐把在后面为我仗胆，我们走出三十多里路后才敢坐班车到旗里。崔某人接到旗军管会的指示后，才没敢遣送我们。但母亲整天还是担心我们全家再次受到伤害。
父亲去世的当月只给了半个月的工资，从第二个月就停发了工资。我们全家老小衣食无着，因为都吃商品粮，每月要去粮站领粮，没有钱就偷着和要好的邻居借钱领粮。母亲不仅要承受着中年丧夫的精神痛苦，还要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度日。为了我们——七十二岁的祖父、四岁的小弟弟、十六岁的二弟弟和二十岁的我，母亲没有再嫁，三十八岁就独守空房。
我的母亲
落实政策后父亲被平反昭雪，结论为“因公死亡”。我们摘掉了“国民党”“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我在单位做临时工挣钱养家。境遇好起来了，母亲的身体却垮了，多种疾病缠身。我曾多次与母亲一起去阜新市和当地多家医院看病治疗，医生给我们娘俩的诊断都是气血亏、精神分裂症前期。母亲气血双亏，急需增加营养，可是经济条件有限，上有老下有小，母亲根本就吃不到什么。尽管如此，母亲还要料理全家的生活，照顾年迈的祖父。
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有一个家庭主妇分担母亲的压力，在1970年夏季二弟弟还没上班时，母亲和我商量就为他定下了一门婚事。女方刚好面临初中毕业，要求我们供她念完高中再结婚。因为赶上十年动乱我没有念够书，我就希望我未来的弟媳妇能多念点书。于是我就答应了女方的要求，承担了她念高中的费用。在她高中毕业后与介绍人（女方的亲叔伯叔）商定于1972年的正月十二结婚。彩礼都过完了，我们给亲友们也送了信儿，委托老爷爷给杀了一只羊，还擀了一床毡子送了过来。结果正月初六介绍人的父亲来我家，说要更改结婚的日子，实际上就是悔婚，没好直接说。我戳穿了他们的伎俩，他们退回了大部分彩礼，二弟弟的第一次婚事就这样以我们被愚弄而收场。因为白搭了一些钱，又丢了面子，母亲为此既伤心又生气。
第二年在我下乡搞基本路线教育期间，由母亲做主，又让二弟弟和一位农村姑娘订了亲，要彩礼二百元钱（因为钱不够，母亲只给了一百九十元。）不是六身就是七身衣服，双铺双盖，一架缝纫机（家里已有）。二弟弟在那年冬天顺利地结了婚，了却了母亲的一大桩心事。二弟弟婚后的第二年大侄子出生，第三年小侄子出生，1980年初侄女又出生。母亲帮助弟妹看孩子、做饭，祖父在世还要照看祖父。有时弟妹在单位做临时工，跟汽车往阜新送铅粉，往返就是一天。看孩子、做家务、喂猪鸡，都是母亲一人承担。为了这个家，在我们都成年后，母亲仍然又付出了很多。
在二弟弟结婚后，母亲心中还有件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想有自己的房子。原因还得从1960年说起：那年夏季，我们从桥河公社福兴地村搬家到父亲的单位——南湾子公社哈什图萤石矿，住的是单位一溜由马圈、草屋子改建的房子，两边住的是书记和矿长，我家住在中间。由于房子又小又矮，11岁的我站在炕上伸手能够得着屋顶上的小梁柁，大人站在炕上就得弯着腰。7岁的二弟弟因为在老家住惯了大房子，见房顶上还有架柁，一连几天晚上不肯上炕睡觉，怕梁柁掉下来砸着。即便是上炕睡着了也经常做梦惊醒了，哭喊着“妈呀，砸死我了！”从那时起，父亲和母亲就下定决心以后有条件要自己盖房子。
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很多企业关停并转精简人员，我听父亲和母亲商量，如果被下放回家，去大沁他拉的勿根包冷大队白家炉村落户，一是离大姑和老姑家近，二是离旗所在地近，比较发达，办事方便（因父亲当过采购员交际较广）。
我的母亲和父亲（照片为合成）
1980年冬我调入旗工业局之后，母亲就让我想法把在铅矿上班的二弟弟调到旗里，她好再求人把二弟妹和侄子侄女娘四个的农村户口迁到白家炉小队，然后要地基盖房子。在二弟弟调到旗酒厂后，当时住在我家的母亲几次去找担任勿根包冷大队书记的亲属，将弟妹、侄子、侄女娘四个的户口落在了白家炉小队。户口落下后，盖房子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因大姑的三儿子在小队主管工作，二儿子在大队也主管一些工作，在他们的鼎力帮助下，二弟弟家分得了房基地。
房基地有了，母亲就催促我张罗帮二弟弟哥俩盖房子。还让我领她去找城建局的任局长（父亲早年的同事），求他帮助解决打地基的石头。当时二弟弟39元钱的工资要供两个侄子上学，还得解决全家五口人的吃穿。小弟弟虽然上班了，挣的却是学徒工的工资。盖房需要钱，而我和二弟弟家里都没有积蓄，经过商量盖土房，这样省钱。没想到土房房框子打起来后，一场大雨土墙全倒塌了。我们又商量后一狠心决定盖砖房。这就需要更多的钱，除了大镇政府发给母亲评残的补贴，又贴补上我和丈夫、小弟弟的一点工资。实在没钱时，我和丈夫就临时和针织厂、设计室、夕砂公司借钱，开工资再还上。为了省点钱，房子的内墙全由砖坯子垒成（我爱人在城建局工作，和下属的砖厂厂长打了招呼，否则人家不出售砖坯子。），盖房子的工钱和门窗口料钱是二弟弟自己解决的。1984年夏末秋初，四间房子总算盖完了。母亲终于松了口气，她实现了她和父亲的夙愿——有了自己的房子，两个儿子也都有了自己的窝儿。
在冬季母亲有病住院期间，她叮嘱我：如果她不行了，那口气得回家去咽，因为她自己有房子了。所以，在母亲病危后，我们把她送回到她自己的家——二弟弟那里。她最后是在自家的房子里离开了人世的。她之所以临终能闭上双眼，我想，和她实现了盖房子的愿望有很大的关系。只可惜，期盼着盖房盼了二十多年，房子盖上了，她自己竟没能多住几年！可怜的母亲，您为儿女想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您自己却没有享受到。您多亏呀！
我现在双臂活动自如、生活自理，是母亲第二次给了我健全的肌体。1961年夏季，我坐父亲单位的马车去青龙山看姑奶奶，途中马惊了，狂奔了几里路，我从车上掉下来，摔伤了左胳膊。经医院简单治疗后回到了家中，母亲不分昼夜地守在我的床前，托扶着我的伤胳膊。因为胳膊一动就疼，一疼我就哭。母亲安慰着我，为我擦眼泪，赶苍蝇，打蚊子。每当我睁开惺忪的双眼，总会看到母亲满脸疲惫、不断地擦抹着自己脸上的汗水，用一本书不停地为我搧凉风。我还多次看见母亲背着我哭泣。后来母亲打听到有个叫“大猪倌”的山村大夫红伤看得好，就求人牵着驴驮我去找他看伤。四五十里的山路，我骑在毛驴背上，母亲徒步行走，当天打来回。怕我口渴，母亲带了一酒瓶子凉水。三伏天里，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母亲头上的汗顺着脸往下淌，加上着急上火，嗓子沙哑说话都费劲，就这样她也没舍得喝一口水，全让给我喝了。
在回家的途中，遇上辽宁省黑山县跑盲流（实际上是逃荒）的一家人，他们把我们也当成是逃荒的了。我气得没法儿，真想骂他们几句。母亲非但没有生气，还把我们中午吃剩下的干粮给了他家孩子一个。那个小孩有三四岁，饿得哇哇直哭。他家大人说，昨天晚上和人家要了一个菜团子给孩子吃了，从早上到现在孩子还一直饿着肚子。我看着孩子怪可怜的，可是看着那个被他狼吞虎咽吃没的干粮又怪心疼的。这是出门在外母亲才舍得吃这样的干粮，平时在家她都让给祖父和我与弟弟吃，她吃的最多的是文化糠和配给的甜菜丝、箩卜干。回到家后，母亲脚上的大泡已磨破了，血和袜子粘到了一起，母亲却像没事儿一样。
我贴上了“大猪倌”的白膏药，胳膊不疼了，也能动了。后因肩膀被邻居郑书记的儿子坐了一下，又不能动了，根本抬不起来，我自己更不能洗脸梳头。邻居们都说我的胳膊好利索了，连最疼我的祖父也这么说，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她说既然好了，孩子的胳膊为啥抬不起来。因为父亲出差在外，母亲找了父亲的单位，说孩子的胳膊没好，要求到外地去治治，不能让孩子残废了。也不凑巧，那年父亲外出采购，农历正月初七走的，八月十四回来的，我的伤累苦了母亲 。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单位借给了钱由祖父带着我，坐着马车到二百多里地以外的阜新市去看伤。经铁路医院诊断，是臂关节脱臼没有复位（当时肩臂之间的骨缝宽度可横着放进成人的两个手指）。医生说，里面已经长了肉芽儿，如果再晚些时候治疗，肉芽儿长满了就不能复位了。于是，在全身麻醉后为我做了肩臂复位手术。此后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我的生活能自理了。万幸呀！由于母亲的坚持，十二岁的我彻底摆脱了残疾人的命运，这全是母亲的功劳。
母亲和我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68年夏我还是青龙山中学的在校生，由于派性的原因，东方红与井冈山两个派别相持不下。后来井冈山派在革委会的支持下占了上风，我们东方红派只好偃旗息鼓。因为我原是东方红派管宣传的头头，在辩论中常常使对方败北，连青龙山武装部部长都被我驳得哑口无言。我这张嘴得罪了不少人，班主任王老师就让我回到铅矿家中“避难”。没过两天，母亲看见矿上的职工刘X印在我家房子西面转悠，就觉得我在家里不安全，让我去南湾子公社孙家围子亲属家躲躲，我就去了孙家围子亲属家。我到那第三天中午母亲就去了。她听说青龙山中学来人到铅矿抓我，就把三岁的小弟弟放到邻居家，自己去孙家围子给我送信。十二三里地的路程，中间还要翻过一座小山，母亲流着汗进了亲属家，和亲属说让他送我去大道村的亲友家，还没等我们出门，去抓我的人就进了亲属的院子。他们是坐着铅矿的大马车去的，因为不能走山路绕道走大路，就比妈妈晚到了一会儿。亲属赶紧迎了出去，他们对亲属说：“是铅矿的刘X印让他们去的，让他务必帮忙把徐桂兰抓住。”亲属看见几个人气势汹汹，怕招惹是非，就把我交给了他们带回了铅矿。母亲一打开房门，他们就进屋搜查反革命黑材料，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就把我家的几本古药书，我和爷爷以前看过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唐全传》《包公案》《三国志》（包括药书都是繁体字竖排版的）等很多书藉（有的书是借老爷爷家的）当作黑材料当众烧毁。青中学生赵友用自行车的链条抽打我的后背，让我低头认罪，我挺直腰板以沉默作为回应。母亲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抓走了我，后来母亲对我说，她那一晚上都没合眼。
那两三年，母亲因为我和父亲整天地担惊受怕，寝食难安。那时我倒没觉得怎么样，认为自己没搞“打砸抢”，所作所为都是革命行动。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无知和幼稚。母亲呀，女儿真的不是省油的灯，您能原谅女儿吗？
母亲不仅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还把我的大儿子哄到近三周岁，把小儿子哄到六个月。由于工作需要，大儿子刚满月，我的产假还没休完，就赶到棉毛针织厂去履行党支部书记兼副厂长的职责。因为厂长调离，由我主持工作，面对新项目、新设备、新职工，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厂子离家远，我又不会骑自行车，无法给孩子喂奶。没办法，只好安排母亲带着孩子跟我去厂里住宿舍。一上班我忙得经常顾不上给孩子喂奶，母亲就抱着孩子各车间去找我。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们才搬回家住。母亲怕我太累，就尽量为我分担家务。有几次我下班回到家，看见母亲一脚蹬着锅台，让大儿子坐在她的大腿上，一只手搂着孩子，一只手拿着笊篱从锅里往外捞饭。这一幕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大儿子总生病，经常打针，臀部起了一个很大的硬结，母亲就用偏方每天给儿子作热敷，直到硬结全部消失。二儿子刚出生时，半面脸偏斜。母亲就在孩子睡觉时守在身边，给孩子头下垫个手绢，通过来回拉动手绢调整孩子头部的位置，就这样一点点把孩子的脸睡正了。现在二儿子已经四十二岁，一米八二的身高，圆盘大脸，五官端正，丝毫看不出偏斜脸的痕迹。如今一看到二儿子的脸，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母亲。在父亲遇难50周年的那个清明节，我的两个儿子从天津回内蒙奈曼老家为他们的姥爷、姥姥扫墓，献上了他们的一片孝心。
母亲和我的两个儿子
母亲，您离世已经42年了，我还保留着您为我做的一件棉袄。我已写下遗嘱，我火化时就穿您做的这件棉袄。我穿着它去见您，您就会马上认出我。
在父亲离世的当初，我还没能完全理解母亲痛失丈夫的全部情感。直到我后来结了婚，也到了三十八岁，我对母亲的痛苦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后悔当初没有劝母亲改嫁。然而，也正是母亲的未改嫁，才为我们撑起了这个名副其实的家，才使得我能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进而入党、提干、当先进。有谁能想象失去父亲再没有了母亲，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母亲改了嫁，又有谁来帮助我为二弟弟娶妻生子?帮弟妹哄孩子看家？又有谁操持为弟妹母子四人落户到白家炉?又有谁张罗着要房基地盖房子？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工作成绩中有母亲的一半功劳。徐氏家族人丁兴旺，吃穿不愁，母亲更是功不可没。每当想到这些，更增加了我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
母亲在世时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是，我带她去天津看病时（住在父亲的朋友家），就近去了一次北京（住铅矿同事家），我领母亲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母亲还登上了佛香阁，在天安门前照了张相。再就是去阜新看病时的相互陪伴，我和母亲留下了那张照片。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感到欣慰，在我到天津后的1996年清明节，得知要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移坟，尽管我一个人上班生活窘迫，和爱人想法筹了钱，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竖起了天然大理石墓碑。这样即便大风刮平了坟茔，后代也会找到几位老人的寝宫。
在母亲的善行感召和父亲的佑护下，他们的子孙人丁兴旺，家道亨通，这是他们得到的回报。
如今，母亲的大孙子是雄安新区一所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二孙子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汽车司机，三孙子是一名优秀的铁路员工，小孙子是一个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大孙女经商持家也小有成就。母亲的重孙子也大学毕业上了班，大重孙女学习成绩很优秀，在备战高考，小重孙女活泼可爱，快上小学了。母亲的两个儿子都有自家的小汽车，自己家的住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母亲地下有知，应该和父亲含笑九泉了。
我大儿子和两位舅舅全家的合影
父亲去世后，我立志终身不嫁，全力以赴帮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好祖父和两个弟弟。可是，我的不嫁却成了母亲的心病，加之闺女大了闲话多，在为祖父送了终、为二弟弟娶妻生子后，无奈的我在三十一岁那年结了婚。我结婚后，也就是母亲去世的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让母亲住在我家。这一是我家条件稍好些，让母亲养一养身体；二是让母亲为我看孩子。我尽最大的努力让母亲生活得好点儿。后来怕母亲身体吃不消，我又让表妹到我家帮助母亲照看大儿子，这样母亲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体重也增加了很多。母亲不该走，她是因为打青霉素针过敏才去世的。由于赶在1984年年末，我因担任工业局统计员，忙于全旗工业系统的年报汇总，我的报表上不去就会影响全盟的汇总，所以工作特别紧张，使我没能尽心地照顾好母亲。如果我那时不去上班，一直守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是不会走的。我跪地拦着母亲的灵车恸哭欲绝，可母亲还是带着对儿孙们无限的眷恋远走了。
我本想让母亲在我家度过幸福的晚年，把对父亲没尽的孝道回敬给母亲。没想到我的愿望刚刚要实现，母亲就离我而去。在良心的自我谴责中，我把照顾好两个弟弟作为回报母亲的惟一。我和爱人为二弟妹及她的三个孩子解决了农转非，为二弟妹和二侄子安置了工作（二弟妹早已退休）。为小弟弟娶妻成了家，为小弟妹调整了工作，为他们解决了住房。然而，这些也无法补报母亲的恩德，无法解脱我对母亲的亏欠之情。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从没给母亲过过生日，更没买过礼物。今天，我不能让母亲穿上红衣裤袜，也不能奉上蛋糕，只能无奈地说一句：“祝母亲生日快乐！”
天高地厚慈母恩，丝帛之报悔终生。愿母亲接纳女儿遥远的祝福，九泉之下与父亲共度美好时光。
（农历丙午马年三月十三日）
作者简介
徐桂兰（笔名怀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散文专集《心灵放歌》。曾有通讯、散文、诗歌、小说发表在《天津日报》《天津今晚报》《天津中老年时报》《通辽日报》《永恒的飘扬》《天津优秀散文选》《在美丽的桃花岛上》《新世纪大爱文学精品选》等书报上。在征文中有作品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