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代中国美育之父”之誉的

蔡元培先生

文/刘毅峰(布衣学人)

近现代中国历史，自广东人的郑观应、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先生开启的“维新变法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孙中山先生开创以“民主共和理念”为主导的“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方向“转型”的过程中迈出了第一步。紧接着就是由被称为是“三只兔子”(即生肖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先生他们在“北京大学”共同开创的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开路的，对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走向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后又是“五四运动”。由此继“辛亥革命”以及“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而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有“思想文化启蒙”意义的时期，笔者认为有过四次。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第二次是在魏晋南北朝的“艺术觉醒和独立”时期，当然这次“文化启蒙”范围很有限，仅局限于极“少众”的文化精英贵族阶层范围，但对于之后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却是很大；第三次是在宋代以朱熹和陆象山为代表的“理学派”和”心学派”(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的“心学”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新儒家思想启蒙”，以及苏东坡为代表的比较有开放胸怀格局的贯通“儒道禅”精神，以“文学艺术”方式表达为主的“新儒家文化启蒙”时期；而第四次则是在“清末民初”发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时期。当然这四次“思想文化启蒙”时期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无疑是第一次和第四次这两个时期。而具有使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方向“转型”意义的，又无疑是第四次“清末民初”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启蒙”时期。而其中的“新文化运动”又是这一系列“启蒙运动”当中，有着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意义和非常重要的“启后”意义的“启蒙运动”。也成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一道大放异彩极为耀眼的文化景观。而这“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及对于之后中国的影响那么巨大而深远，还是不能不谈论到只要讲现代中国历史都是无法绕过的那“三只兔子”，尤其是这“三只兔子”之首的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塑像 刘开渠雕塑作品

蔡元培先生可谓是近现代中国“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主张“做学问”不应有“古今中西之分”的，一生致力于“中、西学术文化”之间，找出其“共通性”与“一致性”的，很有代表性的第一代学者型教育大家。笔者认为蔡先生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或“调和中西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启蒙”方面，要比陈独秀和胡适两先生做得更好。所以蔡先生在“新文化思想启蒙”方面的贡献其实是不亚于陈、胡两先生的。当然，蔡元培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还有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为他的晚辈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起发动并领导该“启蒙运动”提供了“北京大学”这个最为重要的“文化平台”，以及除倡导“科学”之外，还大力倡导“美育”。可以讲，如没有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所建立营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这个“文明开放”的“文化平台”，“新文化运动”以及后些发生的“五四运动”等都是无从谈起。当然包括李大钊、杨昌济先生及其学生毛泽东在内也都没有到“北大”的机缘，那后来的中国现代史或是另一番的说法了。笔者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对于蔡元培先生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贡献还是有低估之处，重视还是不够。蔡先生与现代中国教育文化方面的关系最为密切，蔡先生本是晚清的“进士”、“翰林”出身，又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后任“北大校长”，可说是民国时期“体制内”思想最为开明开放，最有“包容度”的第一流教育大家，也是开创现代中国包括“美育”在内的“国民教育”的先驱。下文就重点谈一下蔡先生在开创“现代中国美育”方面的贡献。

蔡元培书法作品

在蔡元培先生一生中最为重视教育并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事业，故他在发扬传统的“尊师重道、尊道贵士”精神，善于发现人才并不拘一格大胆任用人才方面，可说是在现代中国教育界无出其右的一个伟大教育家。蔡先生除了大力推介和支持及帮助过他的晚辈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等这些“启蒙思想”大家以及学术文化界的很多名人名家之外，对于现代中国艺术界的不少艺术大家和艺术教育大家，都同样给予过大力的推介和支持及帮助。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蔡先生对于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刘开渠以及萧友梅等这些艺术大家兼艺术教育大家在事业人生方面上的助力，他们在艺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方面上的辉煌成就，可说也是与蔡先生在他们早年“初出道”时的推介和支持及助力有关，这都是很值得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讲一下的。

蔡元培先生题写的“国立艺术院”原碑刻

据有史料记载，林风眠与蔡元培先生的缘份是始于法国。那是1924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当时蔡元培先生被推举为该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也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林风眠的画作和林文铮的美术评论文章给蔡先生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在该展览会结束后，据说蔡先生曾两次与夫人一起到林风眠的住所看望他，并与风眠相谈甚欢。蔡先生见风眠当时生活清苦，还资助了他三千法郎(也有说一千法郎)。那时的林风眠还只是一个在欧洲学习绘画时期的青年画家。而那林文铮后来还成为了蔡先生的女婿。而林风眠于1925年回国后，就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校长。当时林风眠才是一个25岁的年轻艺术家，这也是与蔡先生的推荐和支持有关。后林风眠于1927年因军阀干涉迫于压力而辞职。同年蔡先生主持“大学院”并成立“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聘任林风眠为委员，又提议在长江流域办一所“国立艺术大学”，并定址在杭州，这就是“国立艺术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前身，现中国美术学院）。蔡先生并书写了“校名”。“国立艺术院”在1928年4月9日正式开学，林风眠任第一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主任。这当然也是与蔡先生的推荐和支持有关。可以讲林风眠在艺术事业及艺术教育事业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蔡先生的提携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上，蔡先生亲临并发表题为《学院只为研究学术而设》的著名演讲，此讲话主要精神蔡先生明确地说：“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所以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由此已可见蔡先生“美育思想”之境界！而林风眠也确是没有辜负蔡先生对他的期望，除了呼应蔡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提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调和中西”艺术思想主张，并在绘画创作上取得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培养了包括如赵无极、朱德群、李可染、吴冠中、木心等艺术大家。林风眠早年在法国学习的多是“西方现代绘画”那一路，所以在他之后的艺术创作上虽然融入了不少“中国艺术”成份而自成一家画风，但还是看得出受“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影响较多。林风眠被称为是“中国现代绘画之父”。其实“西方现代绘画艺术”早就在蔡先生的关注范围之内。据有史料记述，蔡先生于1915年在法国研究美学期间，就曾专门拜访过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蔡先生当时还购买了至少五幅毕加索的画作带回国内，这标志着毕加索绘画作品正式传入中国。蔡先生并在日记中评论毕加索的画作说：“乍观之，似图案，非图案；似人物，非人物……盖见一物而觉其为美者，无非种种线之感触”。这应是中国学者美学家对于“毕加索艺术”的最早评价记录。此后毕加索的作品以出版物的形式被陆续引入国内，于是毕加索的名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艺术界第一次“火”起来了。

林风眠国画作品

而徐悲鸿在“初出道”时也是有幸得到两个对他之后的人生艺术事业至关重要的前辈导师的推介和支持及帮助，一个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当年作为青年艺术家的徐悲鸿，因有他老师康有为的介绍信，推荐其在“北平”(现北京)的弟子罗瘿公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而在此期间，徐悲鸿又专门拜访了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对于悲鸿的绘画天赋才情当然也是很欣赏，对他那富有民族艺术特色的画作大为称赞。随后蔡先生就力荐聘请当时还没有任何“大学学历”的徐悲鸿任“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以示支持。悲鸿在当时该“画法研究会”里可说是资历最浅的导师。这是因蔡先生看到悲鸿是一个可培养塑造很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后也是在蔡先生的帮助下，悲鸿才得以取得不用“自费”的“官费留法”资格。据说徐悲鸿是“现代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的第一人”。开启了他的“留法八年学画”，奠定其后来艺术事业基础的重要人生经历。有说在悲鸿临行前，蔡先生曾对悲鸿说“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回来改革中国绘画，为民族争光。”而悲鸿也确是抱着“改革中国绘画，为民族争光”的志向前往巴黎艺术殿堂的。而在1927年悲鸿“留法”学成回国后的第二年，又因蔡先生的推荐，受聘任为“国立北平艺术学院”（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院长。徐悲鸿在早年有如此作为，除了他自身天赋才情以及勤奋努力之外，也是与因有缘得到蔡先生的助力是分不开的。有说悲鸿曾言“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就是蔡元培先生。”而徐悲鸿同样也是没有辜负蔡先生对他的期望，日后除了他自身在艺术上取得了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成就之外，同时还引导了蒋兆和以及培养了如吴作人、李斛、杨之光等名画家，并也因他的慧眼识才，大力推荐和帮助了如齐白石、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

徐悲鸿国画作品

而刘海粟在艺术事业上更是因有缘一直得到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和大力支持、提携及帮助。刘海粟并且是直至蔡先生晚年在香港“养病”期间都仍然与蔡先生有密切往来的极少数艺术家之一。刘海粟曾言: “蔡先生是我的恩师，于我恩重如山，他还是我们‘上海美专’的精神领袖，我终生感激他。我和悲鸿若非蔡先生提拔，也许是另一种命运。”刘海粟这番话讲得不错，应是他的肺腑之言。刘海粟曾多次跟人谈起蔡先生对他扶持帮助的往事。那是于1917年蔡先生应邀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之后此演讲词全文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当时为现代中国最早期的“体制外民办”的艺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人之一兼校长，才21岁的青年艺术家刘海粟读到此文后，十分赞同蔡先生那“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思想主张。他就写信给蔡先生，表达了自己对于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宏论的赞同及敬意，另也希望能得到蔡先生对于“上海美专”教育改革的支持。刘海粟意想不到很快就得到蔡先生的回信答复，表示支持“上海美专”的教育改革。后来“上海美专”成立了“校董会”，蔡先生还兼任“校董会主席”。他并提名梁启超、黄炎培等担任“校董”。蔡先生不只是挂名“校董会主席”，而是亲自过问该会的一切事务，领导“上海美专”改革学制以及包括提高教学质量等一系列工作，并为“上海美专校刊”《美术》杂志题写刊名。据说这是现代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本美术专业杂志。蔡先生还先后为“美专”写了两个版本的校歌，又为“美专”书写了颇有深意的“宏约深美”四字，并请刻工用楠木雕刻制成牌匾，从北京送到“上海美专”。据说此牌匾在“上海美专”的礼堂上悬挂了30多年，直到该“美专”后合并到“华东艺专”之前。蔡先生并在1922年给当时任“教育次长”的陈垣（启功的老师)写信呼吁给“上海美专”立案，以使“上海美专毕业生”享受与“国立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同等待遇。蔡先生还在经济上支持刘海粟到欧洲学习考察艺术。这本是刘海粟多年的心愿。在海粟临行前，蔡先生又教导他说:“考察艺术不要限于绘画，各种兄弟艺术，各种艺术流派都应广泛接触，采众花之蜜，酿自我之香，用西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画画要保持民族的气质，东方人的气质，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有独有的魅力，不能忘了祖宗。”海粟听后十分感动，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刚开口就被蔡先生打断了，蔡先生摇摇手接着说:“这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大学院，而是为了需要振兴美育的神州。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不为后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要老年人干什么? 这是我的义务，你也应该做到最后一息。”蔡先生的这番语重深长，寄“振兴中国美育”的希望于后辈青年艺术家及艺术教育家身上的话，实在是令人感动！

刘海粟国画作品

这是刘海粟第一次去欧洲之行，也是他的艺术人生的关键性转折点，为他后来的事业奠定重要基础。1929年2月，在蔡先生的帮助下，刘海粟以“中国驻欧特约著作员”的身份到欧洲考察艺术。海粟这第一次的“欧游”，就与“德国东方艺术协会”达成了于1934年在德国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的协议。但此事意想不到遭到了当时一个姓蒋的“中国驻德公使”的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刘海粟不过一区区教授，怎能代表国家答复这么重要的问题?”后此“画展”之事却得到了蔡先生的大力支持。蔡先生并亲自赴德任该“画展”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请叶恭绰先生任副主任，任命刘海粟和“折衷画派”(后谓“岭南画派”)祖宗师之一的高奇峰这两个艺术大家为赴德国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的全权代表，负责筹备该“画展”有关工作事宜。但不料原计划与刘海粟一起去德国筹备该“画展”事宜的高奇峰，因从广州到上海的途中“旧病复发”，到上海后也医治无效，没过多少天就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于是只有刘海粟一人作为全权代表，赴德国开展该“画展”的有关筹备工作事宜。据说这次“中国现代绘画展览”开幕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刘海粟就乘势把此“画展”在欧洲各国作“巡回展览”。该“巡回画展”结束海粟回到国内后，得到了蔡、叶两先生的高度评价，并在上海设宴为他“洗尘”。包括黄宾虹、王个簃、郑午昌等在内的数十位艺坛名流名家都有出席这次宴会。蔡先生在此“宴会致词”中说: “刘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国赴德举办中国现代画展，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在柏林展览后，引起各国的注意，两年间在欧巡回展览十余处，震动全欧，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地前进，一变欧人以前之误会，……此次画展之后，转移欧人之视线，此因吾全国艺术家之力量博得之荣誉，而由于海粟先生之努力奋斗，不避难辛，始有此结果。……”总之这次在蔡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刘海粟负责有关筹备工作的在欧洲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与之前不久徐悲鸿负责筹备工作的也是在欧洲举办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都可说是近现代中国以“官方名义”组织筹备的最早期在欧洲举办的两次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向世界展示“中国艺术”的展览会。而刘海栗他两次在欧洲举办的个人画展，蔡先生都有为他作“序文”，给他以鼓励和支持。由此我们可见蔡先生对于后辈有志向、有才华、有作为的艺术家及艺术教育家的支持和帮助的程度。而在刘海粟任校长期间的“上海美专”的学生当中，走出来了如潘玉良、程十发、王琦、赵丹等有艺术成就以及影响力的艺术名家。

蔡元培先生当年为“上海美专”(原名“图画美术学校”)的题字

而刘开渠能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雕塑艺术名家，也是与蔡元培先生的扶持和帮助有关的。据现有史料记载，在刘开渠的艺术人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应是蔡元培先生。有说1927年在“北京艺专西洋画系”毕业的青年油画家刘开渠，最初曾在“南京中央大学”做刻蜡板工作那时爱上了学雕塑。这期间有一次恰巧遇见到蔡元培先生这样的难得机会时，他向蔡先生表示希望有机会能派他到法国去学习雕塑的愿望。蔡先生当时听后很高兴地说：“很好，只是我们国家还没有派过人出国学雕塑。”“但我记着这件事，等以后有机会吧。”刘开渠听了蔡先生这样说，便对想去法国学雕塑这事不抱多大希望了。但刘开渠意想不到的是蔡先生一直记着这件事，到了1928年秋，在蔡先生的帮助下，刘开渠得到了“带薪金”的以“驻外著作员”身份赴法国，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的机会，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积极响应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用心于钻研雕塑艺术。到1933年夏，刘开渠从法国学成回到国内后，他就向蔡先生汇报了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情况。蔡先生听后说:“你能回来为中国雕塑工作，这是很好的。从发展上看，雕塑没有绘画那样兴旺，希望今后你为中国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担负起雕塑教育工作，造就更多人才。”之后刘开渠也一直受到蔡先生的提携。很多年后，据说刘开渠还感慨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我这个雕塑家刘开渠。”

蔡先生在1927年又与“北大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有“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称誉的音乐大家也是广东人的萧友梅南下上海，一起创办了现代中国第一所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现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音乐院”创办之初，名义上是蔡先生挂名“院长”，萧友梅为“教务主任”，但该“音乐院”日常各项主要工作事务的实际负责人还是萧友梅，蔡先生在背后全力支持。后到了1929年“国立音乐院”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院”时，萧友梅才正式任院长之职。萧友梅无论是最初应蔡先生聘请他主持“北大音乐研究会”，到该会后更名为“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务主任，再到在“国立音乐院”任教务主任、院长，都无不是得到蔡先生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这也可说是萧友梅与蔡先生的缘份。萧友梅在音乐艺术事业方面上，他本人除了取得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之外，还培养了如冼星海、贺绿汀、李焕之等这样的在现代中国音乐艺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音乐大家。

蔡元培先生的书法题字

蔡先生与萧友梅共同创建了“国立音乐院”后，到了1928年8月蔡先生才携家眷定居上海，之后直到1937年11月“抗日战争”期间蔡先生才离开上海到香港“养病”。而在蔡先生晚年居香港期间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蔡先生与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晚辈才子，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兼好友萧子升常在一起讨论“美学”的故事。蔡先生居港期间与在内地时相比较，很少与人交往或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基本上可说是过着“隐居”的生活。从读蔡先生的自述文字中可看出他对于这段时期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蔡先生曾讲过: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有言：“但我自来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有许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与通闻问，并不见怪。我于是有暇读书，有暇著书，为十年来所未有……”而正是为了避免烦忙，蔡先生尽量减少会见客人，减少“俗事”烦扰。据说蔡先生居港期间他只是会见过很少人。而其中就包括有刘海粟、林风眠、萧友梅、萧子升等晚辈。而刘海粟和萧子升来访更多些，尤其是萧子升，他与蔡先生这期间来往最为密切，这也可说是萧子升与蔡先生的缘份吧。才子萧子升早年本是与毛泽东来往最为密切的同学兼好友，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过“新民学会”，萧子升当时还被推选为“总干事”。当年萧子升和毛泽东与蔡和森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被称为是“湘江三友”。但后来萧、毛二友因“志趣”看法不同，思想观念不合而导致最终分道扬镳，各走各路。据说这两个好友自1926年之后就一辈子都再也没有见过面了。而萧子升与蔡先生却是一直都有往来且关系密切。蔡先生是在他任“北大校长”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之时初识萧子升的。当时蔡先生就认为萧子升是一个很有才华，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故而就邀请他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长”，负责处理接待当时来自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的工作。其时也就是毛泽东由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到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那里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后萧子升去欧洲“游学”多年，并将关注重点放在研究“哲学”和“美学”方面。而在蔡先生居港期间， 已游学多年从欧洲归国的萧子升并没有忘记蔡先生，常来看望蔡先生，并与蔡先生一起讨论有关“哲学”和“美学”的问题，尤其是“美学”。这在蔡先生于1938年1月19日所写的日记中也有讲及到，其中有记述:“午后，子升来，……子升于最近四年专在（巴提尔)大学研究哲学，因该大学为培根与笛卡尔两大哲学家修学之所也。四年内尤用力于(居友)学说，其博士论文已付印。”蔡先生这里说子升在欧洲的大学最近四年的学习研究“尤用力于（居友)之学说”。“居友”是法国一个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居友”的“美学”认为“艺术”与“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现，有“美善统一说”。“居友”的“美学思想”有不少与蔡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也是有相近之处的。这在蔡先生所写的《居友社社友题名录小引》文中也有说:“居友为近代伦理学家、美学家、文学家，而又为教育家，其学说至为精深博大。吾国人之言居学者，二三十年来，李君石曾倡之最早，萧君子升治之最专。余宿有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与居友所论，亦多有暗合。……”故而蔡先生对于“居友学说”很感兴趣，他在听萧子升讲对于“居友学说”的研究心得时，蔡先生还一边听一边做笔记，笔记后还要子升校阅，看有无错漏之处。其虚心好学之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在由蔡先生口述，萧子升作记录后所撰写的《蔡孑民先生自传》中就有记述此情景。其中有言：“时蔡先生及其家人亦避居九龙。……时余正研究法国大哲学家居友学说，因亦涉及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之讨论。先生曾闻居友之名，而未读其书。常命余译述讲解，戏言上课，并作笔记。并令余校阅其笔记，其虚心好学，老而弥笃，感人如此！”从中可看出蔡先生与萧子升谈得投缘的程度，萧子友也把他所写的学术论文《居友学说评论》拿给蔡先生提意见，另应也有希望蔡先生能为他作一“序文”之意。蔡先生当然很高兴地为子升此“论文”作了“序”。其中有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由此可知，“以美育代宗教”，倡导“美育”的主张，一直是蔡先生毕生念念不忘，孜孜以求之信念！这“信念”无论是他在“北大”或“大学院”或“中央研究院”直至晚年居港到去世之前，他都从没有改变过。这也是蔡先生的最为可贵可敬之处。但居港后虽然少了事务的纠缠，可不易找到有“共识”的“知音”。而子升能到香港来常与他讨论“美学”话题，当然是使蔡先生很高兴之事。难得找到与他有“共识”的“知音”。在一篇记述《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岁月》文中也有讲到蔡先生在回忆中有说：“萧君子升，自少即有怀疑宗教，好美术之根性，闻余说（以美育代宗教说)而好之，曾自长沙至北平，与余上下其议论，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了。”好一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语，充分地表达了蔡先生与萧子升在“志趣理念”以及“价值观”方面上很早就有相近之处。因而这两个长晚辈真乃是达到了“忘年之交”之境界！萧子升自在欧洲“游学”多年之后，他就更多的是注重于能体现“现代文明”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方面上的追求。这应也是萧子升之所以与毕生追求充分体现“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科学”和“美育”的蔡元培先生，能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境界的重要原因吧。其实无论任何“学问”，到了最高境界必然是要谈论到“哲学”。蔡先生和萧子升无疑都是很懂得此道理。而“美学”本就是“艺术”的“哲学”。所以谈论“美育”也必然会涉及到“美学”。

自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张之后，尤其对于现代中国艺术界影响很大。如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萧友梅等艺术大家，无不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呼应蔡先生此“美育思想”主张，各自开创了他们的艺术事业。当时被称为是“折衷画派”(后谓“岭南画派”)的祖宗师“二高一陈”的“二高”，即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他们在广州分别创办了“春睡画院”和“美学馆”以作为培养学生以及传播他们提出的“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折衷画派”艺术思想。高剑父对于蔡先生借“无人我之偏见”的“非功利性”的“审美教育”来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樊笼，有利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美育思想”主张非常赞同和支持。而高奇峰在其创办的“美学馆”，对来到他这里学习“国画”的学生赵少昂等所讲的一番话，其中似乎有与蔡先生那“以美育代宗教”的“美育思想”主张相呼应。如其中有言：“……以真善美之学，图比兴赋之画去感格那浑浊的社会，慰藉那枯燥的人生，陶冶人的性灵，使其发生高尚、和平的观念。”这可以使“庶颓儒者有以立志，鄙倍者转为光明，暴戾者归乎博爱，高雅者益增峻洁……”高氏兄弟那时是以提倡“艺术革命”、“改革国画”为己任的。通过他们的努力，终于使得“岭南画派”成为现代中国画坛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几大画派之一，成为现代中国艺术史上其中一道绚丽景观。蔡元培先生对于开创“折衷画派”即“岭南画派”的祖宗师“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大家的“新国画”作品，都分别有作出过较高的评价。

高剑父国画作品

早在“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之初，时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就将“美育”列入了国家教育大纲，提出包括“美感教育”在内的“五育”作为新的教育方针主张。所谓“美感教育”就是“美育”。蔡先生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所以“美育”应与“智育”和“德育”相辅而行，不可偏废，以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以期达到高尚的具有“真善美”的精神境界。虽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在1903年也提出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重的思想主张，认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情感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但据蔡先生所讲“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译出，为前所未有。”早在1901年，蔡先生在他所写的《哲学总论》中最早在中国学术史上历史性地使用“美育”一词这概念。当然蔡先生后来可能也有受到过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影响，但王国维的“美育”主张只能说是仅限于“思想史”层面，而没有在教育实践上得到贯彻。而正是因为在蔡先生的提倡和努力推动下，才使得“美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教育大纲这层面上。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蔡先生后来辞去了“教育总长”一职，但他所提倡的“美育”主张还是得到了形式上的实行。这是蔡先生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而蔡先生之所以说他提出“美育”一词这个概念的时间是在民国元年，足见他认为之前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美育”。而究其之所以重视“美育”，提倡“美育”的“初心”，还是得从蔡先生在德国比莱锡大学学习时期开始萌发说起。蔡先生早在任“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之前，本曾在德国比莱锡大学学习过多年。据比莱锡大学所存的档案有记录蔡先生在此期间曾学习过的课程多达40多门，包括有教育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美术史、绘画艺术等课程。后兴趣更多地转移到“哲学”和“美学”方面，尤其是“美学”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曾自述：“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历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显然，康德的“美学思想”引起了蔡先生很大兴趣，使他开始收缩了学习的范围，从原来的涉及众多学科范围自觉地“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蔡先生除了研读康德的美学著作之外，他还研读了德国其他“美学家”的著作。可以讲学习“西方美学”，是蔡先生求学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也是他“留学德国”数年在学术研究上最为突出的收益。蔡先生在回忆起他这段求学经历时有说：“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自此之后，蔡先生就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美育”也就成为了蔡先生一生的思想主张。后蔡先生又去法国从事“美学”研究多年，并编写了不少的“美学’著作。在此期间他又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等。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早年都是通过这些组织的帮助顺利地到法国“勤工俭学”的。

而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思想主张，是1916年在“江苏教育会”演讲和1917年应邀到“北京神州学会”所作的专题演讲提出来的。后这《以美育代宗教说》为题的演讲词全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出来。这对于中国自秦之后二千多年以来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来说，无疑也是如同投下一块巨石落到了原本波澜不惊的湖畔，尤其是在教育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此后蔡先生又相继发表了包括《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在内的一系列关于“美育”的文章(包括整理的“演讲文稿”)。对于“美育”的定义、美术与美育的关系、美育与宗教的关系、美育与健全人格的关系以及美育的实施方法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后来蔡先生曾说过原本打算就“以美育代宗教”这话题写一部专著，并已拟定了提纲，无奈因“人事牵制”而未能如愿，为此而抱憾终身。蔡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主张，应也是有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启发而来。因而他特别强调“康德美学”中所指出的“审美”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在上述蔡先生的自述中已有讲过了。而关于《以美育代宗教说》演讲词主要内容，蔡先生有说：“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情感。”而“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唯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所以蔡先生在演讲词文中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择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问题为到会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说是也。”蔡先生指出：“凡宗教之建筑，多择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间恒有古木名花，传播于诗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宏幽邃之殿堂，饰以精美之造像，瑰丽之壁画，构成黯淡之光线。佐以微妙之音乐。赞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词，演说者必有雄辩之素养，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 “而唐以后诗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元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鸟等自然之美。……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欧洲“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类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粹之习惯，而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我们从此演讲词文稿所表达的主要意思，就足已可见蔡先生那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情怀”的“美育思想”境界之“高度”。蔡先生一再强调“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王国维先生也曾有言：“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物，使人忘记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确实在人类社会现实中，可以讲除了“审美”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带有“功利性”及“人我利害关系”的。唯有“审美”是具有超越于“世俗功利”及“人我利害关系”的层面。也正是“审美”具有这“超越性”和“普遍性”，才使得人类能普遍地分享到因“审美”而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乐趣，易于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蔡先生的“美育理念”是“无功利性”的。所以蔡先生指出“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普及的。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近现代中国最早意识到“美育”对于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美育”对于提高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是有着不亚于“宗教”甚至可以取代“宗教”的重要意义的第一个教育家。蔡先生无疑是当时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高度”层面上认识到“美育”意义，有先知先觉意识的富有“远见”的伟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题字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会刊《绘学杂志》

上个世纪初的“北大”，在蔡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陈独秀在得到蔡先生聘任为“北大文科学长”之后，与胡适、鲁迅等一起发动并领导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就是一个“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重构的时期。而在这过程中，“美育”无疑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蔡先生在此期间最为可贵之处，是除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守护神”之外，就是不忘大声疾呼“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不忘播撒“美育”的种子，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引导国人往提升“人文素质”方向发展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旗帜。于是“美育”在蔡先生的大力倡导下，登上了中国教育史的舞台，开启了“现代中国美育”风气之先。这也是在那段时期相继产生了各类“国立艺术院校”的历史背景。无疑是与蔡先生的大力倡导“美育”有关。蔡先生在当时提出的“救世方案”，就是“科学救国”和包括“美育”在内的“教育救国”。而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连同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主旨一道，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和兴盛之地。所以“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张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之一，而且是这时期最不激进的、最温和的、最能体现“真善美”人文精神的思想主张。只是当时能理解蔡先生倡导“美育”的“深意”的国人还是很少。现当代中国文化界人士少见有从这个“高度”看待蔡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作用。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将“美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改革举措。他特别强调：以前将“美育”包括在“德育”里面，现在要把“美育”独立出来，与“德智体”并为“四育并重”。他并身体力行，倡导、鼓励、支持学生创办了“各类美育艺术团体”，以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文精神情怀”，陶养学生的健全人格。蔡先生于1917年发起并组织了“北大画法研究会”，并设立“画法研究所”，蔡先生亲任所长，聘请了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名画家任导师。并亲手题写了该会刊《绘学》杂志刊名。之后“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北大音乐研究会”(后更名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等艺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随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术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前身，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立音乐院"(现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等现代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国立高等艺术院校”也相继成立。这些“国立高等艺术院校"的创办，蔡先生可说都是提议和参与创办者之一。而“北大”当时就开设有“美术史”和“美学”课程，可从事“美学”教育的教师甚少，只有蔡先生和叶浩吾二人分别担任这两项课程的导师。又有说“北大文科” 在1918年已开设有《美学》课。三年后，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蔡先生就亲自上阵讲课。这也成为了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唯一课程。当时上课的学生挤满了可容纳一、二百人的大讲堂，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因为那个时候“北大”讲课，除了选这课的学生上课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听，校外去听的人就不少，于是没法子，后来只好搬到更大的讲堂上讲。蔡先生也有自述：“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请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据记述有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进了北大以后，那一年的功课特别紧，可是非常快乐，因为蔡先生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教人欣赏艺术，课余学习美术游技，于是画法、音乐、技击等会应时而兴，人人都有一种高尚娱乐来消遣课余时间。又提倡自由研究，……大家兴致都非常好，在课余又编辑刊物，进一步介绍新学说、新思想，批评研究，层出不穷，学校风气为之一变。”由此也可见蔡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致力于传播“新思想学说”以“开启民智”方面的良苦用心。蔡先生还看到了“美育”在对抗“封建专制”，扫除“愚昧”，培养人们“爱国情怀”方面的意义作用。也可见几年下来蔡先生倡导“美育”的成效。蔡先生并且对于社会上凡是与“美育”有关的事情都无不热情支持，尽力扶助。在蔡先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主张影响下，当时《少年中国》期刊也开设了三期“美育与宗教问题”的“专号”。据说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也参与其中。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部美育学术期刊《美育》杂志创刊，“中华美育会”成立，各种艺术教育活动火热开展，“美育”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一股重要“思潮”。此乃蔡先生开“美育”风气之先所致也。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美展”的成功举办，也是与因得到蔡先生的大力支持有关。

而蔡先生大力倡导“美育”这时期，也正是中国知识界深切关注关于“国民性”问题而进行“反思”之际。“美育”的提出，正是蔡先生致力为重新塑造适合于“现代文明”的“国民性”的设想。蔡先生认为“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科学”与“美育”，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两个重要支点。他指出：“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具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基于此理，这也是蔡先生之所以在大力推行“科学教育”的同时又大力倡导“美育”的重要原因。蔡先生多次指出应当在“求知识之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蔡先生这里所说的“美术”，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广义性”的“美术”。这显然是从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入手，培养人的内在优美气质，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故推行“美育”就是重要的一步。这是蔡先生所采用的不同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所走的是另一条“改造国民性”的路子。蔡先生认为“内在精神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充溢优美气质的民族，必定是有生气而富有创造力的民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蔡先生谈起“美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就可看出蔡先生欲以“美育”改造“国民性”的“初心”的“远见”。然而这个良好愿望，在当时显然是条件不充分具备的时代。但我们可看到蔡先生的“美育启蒙思想”的“超前性”，很具有“现代性”。这说明蔡先生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古今中外的很多伟大人物都有“理想主义者”的倾向。而对于蔡先生倡导“美育启蒙”的“超前性”深远意义，就如有学者美学评论家胡经子所说的：“(蔡元培)特别重视把美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国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在鲁迅的支持配合下，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整个教育方针之中。在中华文明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蔡元培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数代人，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向现代方向前进。”从这个历史意义上来说，蔡元培先生堪称为“现代中国美育之父”。

而“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德胜有说：“美育与一般知识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强调通过日复一日的浸润式熏陶来持续滋养人的个体心灵意识自觉”，“站在现代中国文化精神重塑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主张内含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模式，这就是突出强调了价值信仰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以美育代宗教’其实不限于美学或美育层面的意义，应该把它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层面上，视其为一种功能性的文化建构观念来理解其特定价值。”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甄巍也有感言：“重读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尤其能够体会到美育的核心价值在于育人。艺术教育中审美能力的提升，是人与外在世界的交流中‘带有美的感情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因感而情或因情而感的感兴，抑或有感而发、迁想妙得的创造，完整人格的养成和生命幸福的达成，一定是审美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真实与自由的状态。”蔡元培先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生活几乎是很穷困潦倒的。据史料记载他没有一处自己的房产，长期都是习惯于“租房”住的。用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而能”这话来形容蔡先生应也是恰当的。被称为是“永远的北大校长”的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是于1940年3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的，享年74岁，后“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有多篇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都有说蔡先生去世后还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 入殓棺木也是由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帮付的。蔡先生的清贫也由此可见。传记有说蔡先生在临终前留下两句遗言就是：“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也由此可见在蔡先生的心里，“美育”的位置有多重要！蔡先生一生始终是把“学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把“世俗功利”放在第一位。可以说王国维和蔡元培两先生都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最早主张“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学术大家、教育大家。学者崔志海评论蔡元培先生也说“在他身上，其学者的气质远过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他本人即自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在实现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蔡元培大多数时候更倾向于思想文化的革命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对于蔡先生提出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作为“北大”办学指导思想的胸怀格局，据说陈独秀先生晚年曾感慨地说：“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就如有评论家所说的“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先生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这也应是蔡先生之所以终生主张“科学救国”和“美育救国”的重要原因吧。在蔡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可以讲营造了当时中国最为良好的极为“开放包容多元化”的“人文文化环境”。这也是“北大”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重要原因。

“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期间该学院师生创作的四联巨幅油画之一《国美春秋——清明》(处于画面中心坐在石头上的长者就是蔡元培先生)

获悉蔡元培先生去世消息后，全国各地都有举行悼念活动，当时很多报刊传媒都发表社论和专文称誉他的功德，社会各党派或团体及各领导人都纷纷来唁电表达对蔡先生的悼念之词。作为蔡先生的晚辈已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发来的唁电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称誉蔡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也已成为近现代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所撰的挽联，称赞蔡元培先生“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当时社会各界人士所送的悼念蔡先生的挽联可谓蔚为大观，在《哀挽录》中有一副挽联对于蔡先生一生的评价也很恰当，值得一读。其挽联云：“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文学大家林语堂评价蔡元培先生有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蔡先生的学生辈名学者、教育名家傅斯年称赞“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而曾为胡适的老师，二十世纪世界几大哲学家之一的杜威，他对于蔡先生的评价更是非常高，他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先生之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而毕生深受蔡先生影响及提携的刘海粟，在蔡先生去世后除了表达深情悼念之外，他在“上海美专”设立了“蔡孑民（蔡元培的“字”)先生纪念奖学金”，还设立了“蔡孑民美术图书馆”。1988年10月11日，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出自于蔡先生曾帮助过的学生，已成为雕塑艺术名家刘开渠之手的“蔡元培先生纪念铜像”，在上海“静安公园”落成。早已成为国画艺术大家的90多岁高龄的刘海粟，坐着轮椅出席了“揭像典礼仪式”。刘海粟当时站在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前，激动不已地大声说：“我已93岁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小学生，艺无止境，这是您的精神在激励我永远前进……”。到了1994年3月16日，刘海粟在他的“百岁华诞庆典”之时，又与人讲到他对蔡先生的怀念之情，他再次感慨地说：“世有蔡元培，才有我和徐悲鸿。没有他的鼎力扶助，悲鸿去不了法国深造，我也非今天面目。我永远记着他的支持和提携!”据报道，201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期间，该学院师生特意创作了《国美春秋》四联油画。第一幅《清明》就是为了怀念创建该院的第一代先师而创作的。处于画面中间坐在石头上的长者就是蔡元培先生。当时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接受采访中特意讲到：“中国美术学院的缔造者就是蔡元培先生，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我们学校，成为我们始终如一的精神核心。他高度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这启示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把社会美育作为我们学校育人的根本使命，我们在其影响下衍生出艺理兼通的哲匠思想和湖山文化的诗性精神。……”许院长并说：“我们今天谈‘以美育代宗教’，已经不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民族救亡的背景下展开，而是在全面实现小康，实现文化振兴的背景下来实践。所以我们今天谈社会美育，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艺术家、画几张画，而是希望我们全社会能够通过美育形成一种饱满的中国精神，形成一种丰厚的中国式审美，把这种精神，这种审美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来回馈世界，塑造中国人的形象。……”

笔者很认同现当代中国的“美学”名家李泽厚曾讲过的中国艺术美学史，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吗? 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无不使观者感受到那“有意味的形式美”。“艺术美学史”确如李泽厚所说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历史”。我们用“审美”的视角去欣赏品味各个时代的“艺术美”，感受一个民族的“心灵历史”，不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意义吗? 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也可说是“中国艺术”的“自觉”，以及不依附于“政治功利”和“实用功能”而“独立”发展的时期，也是奠定“中国文艺品评理论”框架最重要的时期。中国艺术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艺术理论宗炳的《画山水序》，以及传统以来作为“评论中国画艺术品位”最为权威的艺术品评著作，谢赫的《古画品录》也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包括历史上最早期评论“书法艺术”和评论“诗歌文赋”艺术的经典著作，都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如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可以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很长于“艺术”，长于“审美”的民族。我们可以从“中国艺术美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审美趣味”趋向，来了解其“美学精神”。通过学会欣赏品读历代的“艺术精品”，去了解和体验我们民族的“心灵历史”。这对于提升当今国人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趣味”，以及“人文精神情怀”与“文化自信”，远离“动物性”层面，可说是有着其它任何行业都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审美体验”，除了使人获得感观上的愉悦乐趣和增强“爱国情怀”，以及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培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繁荣的一个时期。可说也是与“美学”方面的“启蒙”有关。有评论家说那时期李泽厚“美学”的“新启蒙”，开启了80年代初文艺方面“思想解放运动”之先声，“美学成为自由运用智力的游戏场所，成了思想解放的边门，那里没有守门员。”而关于“美学”、“美育”的话题，最主要无疑还是体现在“艺术”方面。“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是一种解放人的“思想”，打破人的“思想”局限的力量，是最能使人走向“自由”的力量。“艺术”本就是“美学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可说是“哲学”的“感性显现”。“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解放人的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综观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史，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并不是单靠政治体制的变革便可一蹴而就的。蔡元培先生一再强调的“美育”，是一种全面的“审美教育理念”，其主旨就是全面提升个人对于“审美”的认知和欣赏能力，强调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蔡先生并把“美育”看作是人生价值的途径和激发创造力的动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卓识”！“真、善、美”的“人文精神情怀”，是最能体现在具有“超越性”和“普及性”意义的“美育”方面。综而言之，“美育”对于营造社会良好的“人文文化环境”，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有着很重要意义。

虽然中国近百年以来，学术文化界对于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一思想主张的话题，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并在“美育”实践层面中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扬。但笔者认为关于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这学术话题，在当今及未来应还有很大的可以“接着说”的探索“空间”。而无论将来“中国美育”的发展程度如何，我们都不要忘记被毛泽东称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以及有“现代中国美育之父”之誉的蔡元培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美育”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2024年秋冬季节撰写于半隐园

【该艺文作者简介】

刘毅峰，字恒源，号布衣学人、半隐居士、恒源山人等，学者书画家、艺术评论家，1963年生于广州地区，自少年时代起就爱好美术和文史，1987年毕业于深圳大学工艺美术专业。后在从事工艺美术设计之余开始研习书画及艺术理论，旁及“经史子集”，并从早期偏重于西方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探索，逐渐地转向偏重于中华文化艺术学术方面的研究探索，尤其是对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以及传统经典画史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的集大成者书画大家董其昌的“南北宗”画论学说与“石涛画论”，以及近现代的“文人画”大家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先生的画论有着独到精深的研究和见解。并曾受到过黎雄才、关山月、黄笃维、刘济荣、晏济元等前辈国画大家的指点，艺术造诣深厚。刘毅峰先生曾任广东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新闻出版社广东书画杂志副总编、中国书画家报学术刊总编、中国艺术杂志总编、中华名人杂志艺术顾问、文化投资导报学术顾问、“幸福广东”组委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书画家协会学术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南画院副院长、洛阳伊川邵雍易学研究院高级艺术顾问等，现为东方艺术研究院(洛阳)名誉院长、中南书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工艺美术师、国艺杂志编委会主任、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广东诚成文化艺术顾问、广州乾德堂美术馆学术顾问、广州国艺春秋艺术馆学术顾问。

【点评布衣学人刘毅峰的艺术和艺文】

刘毅峰先生善于将“艺”与“道”相结合，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宗旨，构建起其独具特色的艺术美学理论系统。

“笔参造化，学究天人。” 欣赏刘毅峰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体现其独具艺术特色的“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中，能感受到深邃的传统意蕴与生动的现代表现力。他的“散锋点彩技法”创造性地将中国画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色彩美学理论相融合，在创造性地发扬传统“笔墨意趣”的同时，大胆引入现代视觉艺术语言。其“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既有体现了中国画气韵生动的“意象美”，又有体现融入了西方绘画的空间构成与色彩张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西融合”以及很个性化表达的艺术风格，而又不失“中国艺术精神”！他以“散锋笔法”破传统“皴法”之拘，用“点彩墨色”解传统赋彩之固，在看似随意的笔墨点彩间构建出山水的韵律与空间的意象。其画既得宋元山水的幽远意境，又有明清“文人写意画”的艺术精神，更赋予其现代视觉艺术的层次与节奏的美学趣味，在虚实、疏密、浓淡、明暗、动静以及“点线面”等对比关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既扎根传统又具有现代气息的独特的山水画艺术语言。其山水画笔墨之间似乎蕴含着哲学思考与美学理想，追求意境深远，并有注重于“画气不画形”的大写意艺术审美倾向，还似乎有将中国传统艺术的“青绿山水画”和“水墨山水画”两种不同的经典审美趣味，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以其独特的“散锋”和“点彩”画法“大写意化”的表现倾向，通过“散锋笔墨”和“点彩”的艺术语言传达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深度理解。

刘毅峰先生在艺术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建树卓著，他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基础，并融入“西方艺术美学”于其中，又发扬“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构建了其系统的艺术美学理论体系。其代表性学术艺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中国"文人画"最为可贵的艺术创作精神》、《"儒道禅"审美精神才是中国山水画之传统"美学"基础》、《“艺术”才是中国的品牌》、《有“现代中国美育之父”之誉的蔡元培先生》、《从“甲午战争”中走出来的“海上画派”一代艺术宗师吴昌硕》、《开创“融合中西美学”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等，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学术艺文被誉为“文章大气中不失细腻，现代中透着古风”。作为资深艺术评论家，他对于当代艺术现象的批评见解独到，针砭时弊，展现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文化担当以及社会责任感。

刘毅峰先生的艺术成就卓著，曾获“国学杰出贡献艺术家”、“中华传统文化杰出传承人”、“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书画家之一”、“中国好品牌艺术人物”、“中国好品牌影响力书画家”等荣誉称号。2024年，其“散锋点彩山水国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林泉高致》获“莫奈国际艺术奖金奖”。他的“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并多次被中国邮政收录发行专题邮票，学术艺文广为传播，被誉为“岭南才子”，其文章融“文史哲”为一体，以“博古通今、深入浅出”著称，在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传播中华艺术美学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藏艺网艺术评论家：高一凡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点彩山水国画”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