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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荡魂摄魄的中华民族统一史诗
——观话剧《秦筝》
杨焕亭
话剧《秦筝》，紧紧围绕秦王朝统一天下后，怎样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各民族融合这个历史和时代主题，以秦筝为引线，以万里长城和秦直道为载体，生动地反映了在历史变革的激流中，上自王朝统治集团，下到普通百姓沉浮悲欢、起伏跌宕的命运历程，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秦始皇、蒙恬、扶苏、李斯、赵高、蒙毅等从历史风雨走进艺术长廊的典型形象，以意象现实主义的风格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荡魂摄魄的中华民族统一史诗。
主题开掘深刻是《秦筝》一个显著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秦统一后，各民族始终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秦朝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独有的地位。如何表现这一重大题材，不仅考验艺术家对历史脉络的理性把握，更见证创作主体选择题材的美学维度。《秦筝》没有选择对统一战争的表现，而是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一统大秦走过六年风雨历程的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历史时空，显示了作者对题材的主体自觉。彼时的秦王朝，一方面，国内经济建设任务繁重，扩建咸阳宫成为朝野关注的话题；另一方面，北方的匈奴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王朝的安全。正是在这个内外矛盾的交汇点上，作品围绕扩皇宫还是修长城，立体地展示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思想和情感冲突。从朝堂上的激烈争辩到秦始皇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决然终止扩宫，决策修筑长城和秦直道；从公子扶苏的心理抵触到奔赴前线与蒙恬同舟共济并最终认识到修筑长城的深刻意义；从王朝黔首的忍苦耐劳到少数民族百姓的甘苦共担，直到沙丘驾崩后，秦始皇托梦给公子扶苏，叮咛“记住大秦可灭，中华版图不能缺。”这种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统一的叙事，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渗入血脉和灵魂的民族精神：“统一”不仅是领土的完整，更是一种共同身份的的认同，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这正是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秦筝》的当下性价值。
浓郁的意象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体现了《秦筝》求新求异的创新品格。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刘勰曾经将“窥意象而运斤”视为“独照之匠”的标识。在《秦筝》中，作者以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审美知觉，构建起“秦筝”和“长城”为主体的意象符号系统。如果说，古筝作为秦文化的标志意象，在剧中承担着它的改良者蒙恬的命运沉浮和筝女作为赵高线人潜入边陲导引的双重叙事维度，那么，当它在第六场成为蒙恬走向断头台的一种隐喻，就被赋予了苍凉、悲郁、慷慨等多重意蕴，成为主人公肉体毁灭，灵魂放飞的精神永恒，而筝女最终道明真相，则充分显示了作者给予人物道德回归、灵魂安妥的美学追求。正如尼采所说：“悲剧人物的死亡犹如重归大海的一滴水。个体消灭了，在它的背后是万能的意志。”
与秦筝相比，贯穿剧情始终的长城，不仅是展示人物相互关系，延展故事线索的载体，更被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演绎、观物移情、联觉想象等逻辑环节，赋予超越它自身物质具象的三重意蕴。第一个层面，在扶苏眼中，长城是“江山”，大秦王朝“东临碣石，南控百越，西达羌中，北据阴山，哪一个离得开长城的屏障。”在赵高的价值天平上，“长城是政权。它是大秦律的筋骨。筑长城，便是立规矩，让天下皆畏惧大秦，服从大秦。”第二个层面，在李斯看来，“长城是开天辟地的，是流传万世的，是精神，是文化！”但这些，都不能使秦始皇满意，感叹“竟无一人能解朕的梦。”第三个层面，当他走出咸阳宫，巡视长城时，面对燃烧连天的烽火台，层层叠叠的巨石阵，再度将这个问题提到了蒙恬面前，问道：“你心中的长城是什么？”蒙恬不无揣摩地回答道“您说的是民——心！”秦始皇高屋建瓴地强调：“朕修万里长城就是为了得民心、赢民心、护民心。”至此，作者通过独具匠心营构的“长城对”，借助于长城这个象征体，不仅使传统民本思想获得了艺术的喻体，而且以当代的视角，对“民心”这个历来的执政之基、权力本源给予了历史的、文化的、时代的诠释。这样，将军王戚在长城中段突然倒塌之际，冒死登岩顶，点燃烽火，与妻子胡姬一起坠崖身亡，将自己融入“不朽的长城”那一幕，就成为一种“人心”向度的艺术呈现，构成全剧“高光”时刻，书写了超越现实的灵魂飞翔，达到了“得意忘象”、“意在象外”的艺术效果。“象征是所有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怀特语）
在矛盾冲突中丰富人物性格，体现了的剧作者的艺术功力。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戏剧作品，人物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能不能塑造出恩格斯所说的在艺术史上毫无“重复”之弊的“这个”，是检验作家艺术功力的重要标志。而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是性格主导性与丰富性的有机统一。纵观《秦筝》中的主要人物，秦始皇在扩皇宫还是修长城、宫内选将还是宫外选将等重大问题上表现出的刚毅果断与雄才大略，相为内外表里地构成杰出人物的性格体系；李斯一手高举“法家”利剑，一手与赵高蝇营狗苟的的人格分裂；赵高的口蜜腹剑，阳奉阴违的人性扭曲，结缀成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画廊。作者善于将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去刻画。特别是对剧中主要人物蒙恬的塑造，具体地体现了“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因此，“多方面的性格内容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黑格尔语）的美学要求。作者通过上书秦始皇，奏言“重启长城”，并且当殿领旨，率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使得李斯、赵高扩建咸阳宫的图谋受挫，从而结下怨恨，工笔重彩地展现了蒙恬忠贞守义、刚正不阿的性格主导性；通过九原前线，面对将军王戚违令冒进，陷秦军于险危，被筝女暗报赵高，朝廷诏命斩刑的“杀”与“救”的两难境地，蒙恬不顾触怒龙颜，获罪于秦始皇的个人安安危，毅然回到咸阳，为王戚申辩的慷慨壮举，反映了蒙恬“沉稳谨慎，重情重义”的性格丰富性；通过他面对赐死的“诏书”，愤怒与困惑、“护筝”与“毁筝”、“屈死”还是“反叛”等内心冲突，生动地反映了蒙恬人性架构中委曲求全的性格侧面。从而使得剧中的蒙恬成为打着作者审美个性的、独特的、立体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追求，在剧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公子扶苏身上，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主要还是突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使他“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黑格尔语）从而将人物性格置于动态的审美视角下。胡姬角色的塑造，更是打破中原与匈奴对立的刻板印象，她从最初对秦军的敌视，到亲身目睹长城脚下各民族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逐渐理解蒙恬“以城护民”的初衷，最终成为民族交融的见证者。这种现实观照让《秦筝》跳出了以往历史剧的局限，成为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舞台力作。正如海明威所说：“一个真实而立体的角色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话剧《秦筝》的舞台美术也有可圈可点的亮点，作品以万里长城为核心视觉符号，通过虚实结合的布景，既还原了大秦北疆的雄浑苍凉，又用灯光、多媒体技术勾勒出朝堂的诡谲氛围，让历史场景有了当代审美张力。在修筑长城，君民戍边沙场鏖战等群像场景中，舞台通过服饰色彩区分不同民族与身份，用错落有致的布景和光影，立体地营造出宏大的历史空间感，既展现了大一统的磅礴格局，又兼顾了个体命运的细腻表达。
当全剧在悲壮的氛围中落幕时，留在观众心中的是对历史的敬畏，对统一的珍视，以及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艺术的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审美能力的大众。”而南北艺术合力共铸的创作模式，也让秦地文化在与南方创作经验的碰撞中焕发新的生机，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
2026年5月1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院兼职教授、陕工职大客座教授、美誉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咸阳市政协特聘专家、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