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财经大学出道的正厅级四朵金花，目前凋谢了两朵
我2002年从贵州财经大学调到广东高校来工作的，对贵州财经大学的行情自然还是比较了解。在我离开贵州之前，四朵金花已有两朵初开，一位是当了学报的主编，一是校团委书记。另外两朵还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她们就是已经出事的景亚萍和涂妍。我当时离开财经大学时她们至少还没有在正处级岗位上，而后来她们俩是冲得最快的两位，你看，景亚萍一路冲到贵州科学院院长、后来又是炙手可热的贵州大数据局局长，涂妍也相当了得，一路冲到贵州省团省委书记，贵州省妇联主席的职位。两位还有很耀眼的头衔，大家在网上查一查就都清楚了。
我只是想说，她们俩都赶上了贵州经济大发展而需要人才的好时机，她们又是贵州唯一的经济类大学的老师且学有所长，根红苗正，很自然地成为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她们俩坐火箭一般的速度在职务上的升迁，令我这个在外面艰难爬行的人羡慕不已。
我和涂妍还是在同一个单位即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同事，我们是每周四参加政治学习时才碰面，那时的贵州财经大学（当时叫财经学院），要说穷还真的很穷，我当时是中级职称，工资一个月就300来块钱，养家都比较困难，大学也穷，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改善老师的福利待遇，比如每年的体检，只有副高以上的才有资格，哪里能和我今天所在的大学比！临时工和清洁员都和大家一样每年都有资格免费体检。至于安排一些旅游活动，只有一次安排到花溪公园转了一下，顺便还安排了去打打保龄球。涂妍是所里最年轻的，体力又好，她当时的战绩最好，而我排在第二名。
至于景亚萍，我和她不在同一个二级单位，工作没有交集，但我们都住在同一个比较破烂的小区，住地虽然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但去上班的路上因为大部分都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常态。
还有另外两位金花，至今安然无恙，我想她们俩应该不会出事，一位现在已经退休，还有一位在岗。
4月27日，贵州农信联社远程集中授权中心主任蒙国友被查。
去年9月，贵州农信联社原理事长宋锐以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的身份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3081万余元。
宋锐之前，该联社已有三任理事长先后被查，包括王术君、黄秋斌、马林波。其中，宋锐、王术君、黄秋斌三人系调离联社后案发，马林波则是任上被查。
2015年4月，王术君在安顺市长任上被查处，检方指控其利用联社理事长职务便利，索取收受地产商给予的财物496万余元。
黄秋斌是2018年在贵州省粮食局长任上被查。2020年1月，其因受贿1085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六个月。
2024年11月，马林波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这几起案例深刻警示，只有扎紧制度笼子、强化日常监督，时刻用规矩约束言行，才能从源头防范风险，营造清正务实的从业环境。
南方周末那篇《律师之路，越来越挤》刷爆法律圈的时候，我正在江西一个乡镇的司法所，和一个干了15年的老法工喝茶。
他刷到这篇文章，笑了笑说：“他们在城里卷1元中标，我们在乡下忙得脚不沾地。上个月我一个人调解了23起纠纷，还接了3个村居的法律顾问，一年十几万稳拿，比城里很多青年律师过得舒坦多了。”这句话，道破了一个被整个行业忽略的真相：当全国83万律师在一二线城市杀红了眼，为了一个项目报出0元、1元的跳楼价时，在广袤的乡镇和县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一个几乎没有内卷的市场里，默默撑起了中国法治的半壁江山。一、83万律师的内卷，与基层的法律服务荒漠南方周末的数据触目惊心：从2018年到2024年，全国累计104万人通过法考，执业律师从42.3万人暴增至83万人，远超司法部“十四五”规划的75万人目标。
随之而来的是惨烈的内卷：政府法律顾问项目，1元、0元中标成为常态；银行律师函业务，报价低至6.2元一封；实习律师月薪跌破3000元，7成青年律师年收入不足10万；企业法律顾问业务集体缩水，很多律所创收连续三年下滑。但与城市里的“僧多粥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法律服务的巨大缺口。
四川大学韩旭教授的话一针见血：“我国律师不是多了，而是分布太不均衡了。以四川为例，3万多名律师中60%集中在成都，而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很多县前些年连一名律师都没有。”全国范围内，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截至2025年，全国仍有近百个“无律师县”，而在有律师的县，律师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县城，乡镇一级的法律服务，几乎完全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我去过很多乡镇，一个司法所往往只有1-2名工作人员，却要负责全乡几万人口的矛盾调解、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和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他们手里的案子，永远办不完；老百姓遇到法律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镇上的法工，而不是几十公里外县城的律师。二、为什么基层法工能避开律师的内卷？很多人看不起基层法工，觉得他们学历低、水平差，是“土律师”。
但他们不知道，基层法律服务市场，有着三道天然的“护城河”，让城里的律师根本进不来，也让法工们能够避开惨烈的内卷，获得稳定的收入和职业尊严。1 第一道护城河：地域壁垒，是限制也是保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区域，严格限制在所在的县（市、区）行政区域内。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歧视，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对基层法工的最好保护。
它意味着，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只有几十名法工在竞争本地的法律服务市场，没有外地律师的涌入，也没有全国性律所的降维打击。
而一个县几十万人口，产生的法律服务需求，足够养活这些法工。
反观律师行业，没有任何地域限制，全国的律师都在抢同一个市场，自然卷得不可开交。2 第二道护城河：业务壁垒，律师不愿做也做不好基层法律服务的核心业务，是矛盾调解、邻里纠纷、民间借贷、婚姻家庭、土地流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案子标的小、收费低、耗时久，城里的律师根本看不上，也做不好。
一个离婚案子，律师收费至少5000元，而法工可能只收1000元；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律师要走诉讼程序，耗时几个月，而法工去村里跑两趟，喝杯茶聊聊天，就能把矛盾化解。
更重要的是，基层法律服务需要懂乡土人情，懂老百姓的语言。
你跟农民讲“物权法定”“意思自治”，他听不懂；但你跟他说“这房子是你盖的，就是你的”，他就明白了。
这种“乡土智慧”，是城里的律师永远学不会的。3 第三道护城河：信任壁垒，熟人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在乡镇的熟人社会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法工在当地干了十几年，家家户户都认识他，他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名片。
老百姓遇到事，宁愿找一个知根知底的老法工，也不愿意找一个陌生的律师。
因为他们知道，老法工会真心实意为他们着想，不会坑他们；而城里的律师，可能收了钱就不办事了。
这种信任，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也是用钱买不来的。
它构成了基层法工最核心的竞争力，也是任何外来者都无法打破的壁垒。三、基层法工不是“躺赢”，这些隐忧必须警惕当然，我不是说基层法工就是“躺赢”的职业。
相反，他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隐忧，如果不提前准备，未来也可能被时代淘汰。第一，学历门槛正在逐步提高目前，基层法工的报名条件是法律专业专科及以上，或者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
但随着行业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很多省份已经开始试点提高学历门槛，未来很可能会统一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这意味着，现在还只有大专学历的法工，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学历，否则未来可能会失去执业资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考一个同等学力申硕，不仅能提升学历，还能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二，政策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基层法工的很多业务，都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
比如村居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这些都是政府买单的项目。
如果未来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减少了这方面的投入，那么法工的收入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此，法工们不能只靠政府订单吃饭，还要积极拓展市场化业务，比如企业法律顾问、合同审查、非诉讼代理等，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第三，年轻人才断层严重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大城市当律师，而不愿意回乡镇当法工。
很多基层法律服务所，都是50岁以上的老法工，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来。
再过十年，等这些老法工退休了，基层法律服务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对于现在的年轻法工来说，未来十年，他们将成为基层法治的中坚力量，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四、给所有基层法工的真心话：扎根乡土，同时拥抱变化很多人问我，现在考基层法工证还有用吗？
我的答案是：太有用了。
在律师行业内卷到窒息的今天，基层法工是法律行业为数不多的蓝海市场。
它门槛低、竞争小、收入稳定，而且非常有意义。
但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考了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时代在变，行业在变，我们也必须跟着变。要扎根乡土，珍惜自己的口碑和信任，这是你最宝贵的财富；
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仅要懂传统的民事法律，还要懂行政法、经济法、公司法，拓展自己的业务边界；
要学会利用工具，比如AI，可以帮你写文书、查法条，提高工作效率；
要抱团取暖，多和同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说，律师之路越来越挤。
但我想说，法律人的路，从来都不止一条。
当83万律师在城市里挤破头的时候，基层法工正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守护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公平正义。
他们没有光鲜的头衔，没有高额的收入，但他们是中国法治最坚实的基石。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内卷，如果你想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那么不妨考虑一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个职业。
在这里，你不需要卷低价，不需要拼人脉，只要你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你就能获得尊重，获得稳定的收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基层法治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