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刷子走天下——庞进的龙学之路2

姚大为

二、从文学创作到龙学开创：一句话一辈子的“文化使命”

姚大为：庞老师是哪一年到报社的？

庞进：我1982年元月大学毕业，分配到临潼县文化局创作组。那个时候创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写戏曲剧本，也写文学作品。我写过一个剧本，可惜没有上演。文学创作方面，我以在骊山老母殿、老君殿、石瓮寺获得的素材为基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香火明灭》《皈依》，在1983年的《延河》杂志上先后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姚大为：那个时候能在《延河》上发表作品，不容易，很厉害的。

庞进：当时我还在《青年作家》《西安晚报》《陕西农民报》《陕西少年》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小说、散文、随笔、故事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姚大为：我平时爱看报，那些年在《西安晚报》读到过你不少文章，有的还剪了下来。后来才知道你是咱临潼乡党。

庞进：我在临潼县创作组工作了两年，1984年春天进入西安晚报社——后来更名为西安日报社，再后来又称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当时是《西安晚报》由八开小报改办四开大报，需要招聘一批人。到报社后，一直在文艺部上班。《西安日报》复刊后，我到该报副刊部上班，一直干到2016年年底退休。职称是由中级的编辑到副高的主任编辑，再到正高的高级编辑。这大概就是我的工作经历。

姚大为：从有关你的介绍中看到，你在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后，又进军到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后来竟以这方面为主了。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触动了你，使你开始涉足学术领域？

庞进：当时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叫马兴光，年龄比我轻些，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他有一位老师叫韩养民。

姚大为：韩养民先生我知道，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我的书柜里就有他出版的专著。

庞进：是的，韩养民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当时他正主编一套“中国风俗丛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韩老师是编委会主任。这套丛书后来获得国家优秀图书奖，影响很大。之后台湾还出了繁体字版。当时我参加了马兴光在西郊一个酒店办的结婚宴，和韩老师坐在一桌。记得那是1988年2月14日，农历丁卯兔年腊月二十七。席间，韩老师侧头对我说：“龙年快到了，龙的习俗这么多，咱‘中国风俗丛书’还缺一本这方面的书。庞进，你能不能给咱把这本书写了。”面对韩老师这个突然的提议，我怔愣了一下，随之说：“我试试，应该可以。”当时之所以敢应承，一是其时我已发表不少作品，文字表达能力已足以让我自信；二是我大学读的是政教系，哲学、史学是主课，文史哲不分家，龙的习俗属于民俗文化，在“文史哲”的框范之内。

接下任务后，我到陕西省图书馆、本报社的阅览室查阅资料，收集、翻阅刊有相关文章、信息的报纸杂志，整理，归纳，分析，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到1988年年底，完成了《龙的习俗》全部书稿，大约十万字吧。尽管书第二年年初才印出来（当时用的是笔名“庞烬”），但版权页标注的还是1988年。这就是我研究龙凤文化的第一本书。现在看，那时的研究还谈不上很深入、全面，但一些观点到现在都还能站住脚。如我在该书中提出的，成为龙文化研究领域一家之言的“龙起源的模糊集合说”，即认为：生活在距今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导致古人不清晰、不精确、不惟一、不固着地将有关联的，习性、形状相同、相似、相近甚至相反的对象，“集合”成一个神物，然后形象化地发明、展现出来加以崇拜。龙，还有凤凰、麒麟、貔貅等，都是这样发明、展现出来的神物。

姚大为：庞老师我问一下，龙在一般中国人的概念中，是虚构的生物，代表着大自然赋予的某种神秘力量及皇权等等。传统文化中，有“叶公好龙”“乘龙快婿”“龙骧虎步”“笔走龙蛇”等典故、成语；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有龙王、龙子，其形象、作为，好像不是很正面。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个很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播出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该片中，当时的一些精英人物，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对长城、黄河、龙等典型的中国文化象征符号进行了解说、反思，在他们的阐释里，龙是暴虐、专治、愚弄人民的象征，黄河就是暴虐的黄龙。还有，在西方文化里，龙是“混沌怪物”和“邪恶象征”。不久《河殇》就被禁播了，但该剧引发的人们对中国龙文化的反思和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后来还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弃龙”的大讨论。你的研究和写作是否与上面这些有关联？

庞进：你说的这些，至少涉及龙文化的三个问题：龙的虚与实、作为皇权象征的龙、龙与西方dragon（拽根）的区别。这三个问题要说清楚，都得较多的话语，我都写有文章，你可以上网搜来看。简要地说——

龙既是虚的又是实的，是虚与实的辩证统一。说它虚，是说它是中华先民经过多元容合而发明、展现的神物，古今中外，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生物意义上的活蹦乱跳的龙。说它实：一是说龙在自然界中有活生生的容合对象，如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以及树木花草、山脉河流等等。史籍上记述的、民间传说的、人类的肉眼所看到的所谓“龙”，大概率都不过是在自然界中显形的，被人作为龙的容合对象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星宿等天象，是人们把这些容合对象当成了龙本身。二是说还有人造的作为文物、艺术品、标志物的龙，以及体现在民俗事象中的龙。如考古发现的石龙、陶龙、玉龙、铜龙，如今天到处可见的各种材质的雕龙、塑龙、绣龙、画龙、写龙，以及作为民俗事象的属龙相、划龙舟、跳龙舞、喝龙茶等等。这些容合对象和人造的作为文物、艺术品、标志物的龙，以及作为民俗事象的龙，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视可见的，甚至是可触可摸的。显然，有了容合对象之实，才有了神物之虚；有了神物之虚，才有了文物、艺术品、标志物，及民俗事象之实。神物之虚，反映、体现、凝炼、升华着容合对象之实；文物、艺术品、标志物及民俗事象之实，又反映、体现、承载、外化着神物之虚。这是一个逻辑的辩证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是滚动发展的，不断升华的。一代一代的龙都既是实的，又是虚的，是虚实相生、以虚显实、以实示虚的。

在中国历史上，龙被帝王们拿去，成为皇权的象征。这是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理应持严肃的、理性的态度，对其做认真的清理。但是，必须注意以下事实：

    第一，龙起源于约公元前8000年至约公元前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中华先民对身外宇宙力感悟、认知、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中华先民就把龙发明、展现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比帝王皇权要早得多。

     第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龙与帝王的结合，使龙有了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功能，成了体制、秩序、权力、威严、不可挑战的代名词。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神物、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

    第三，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属龙相，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龙既是帝王的象征，也是水利神、农业神、祖先神、民族神和吉祥神。这样的神物，古往今来一直承受着老百姓的敬祀，当然不会随着帝王的消亡而消亡，也不能因帝王用过就不能再用。

 第四，帝王对龙的垄断，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岁月里，帝王可以比龙、称龙、用龙，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比龙、称龙、用龙。元、明、清三朝对龙纹的垄断，也只是垄断了五爪龙纹，其他四爪、三爪龙纹并没有垄断；而对五爪龙纹的垄断，执行得也不严格，民间照样有五爪龙流行；事实上，真正因龙纹冒犯帝王，从而被杀头者只有数例，并不普遍。

    第五，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帝王龙也做了许多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龙”之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分裂；应“赤龙”之兆的汉武帝的开通丝绸之路；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举；对龙情有独钟的康熙皇帝奠定了现在的中国版图，等。

由于曾经象征皇权，龙便有了象征权威、尊贵、富足等衍生义。

总的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历史地客观地具体地分析，有扬有弃，不能简单、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经认识清楚的负面的内容不放，也不能将与帝王皇权沾边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抛弃。而且，必须认识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华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开放包容，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中国力量的象征。

中国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在起源、本质、功能、形象上有重大区别：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在中华文化和民族形象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历史上有一些负面承载，但整体上代表着善和美。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怪兽恶魔的名称，是贬损、屠戮的对象，虽然也有一些正面的承载，但整体上代表恶和丑。将龙英译为dragon，始于二百多年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错案。从上个世纪至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呼吁“为龙正译名”，倡议将龙英译为loong——取自汉语拼音，加一个o，以区别于英文已有单词long。多年来，我们在这项事业上持续性地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撰、发《就更改龙的英译致全球华人信》，策划、联系、提供文本参考，支持、声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四年将《关于纠正龙与dragon翻译错误的建议》上呈全国两会等。以《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吉祥物形象“龙辰辰”官宣英文名为“Loong Chenchen”，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2024年1月9日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将“龙年”译为“Loong Year”，新华社2024年2月7日发表视频《“龙”到底该怎么译？》，支持将龙英译为loong，以及巴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领奖服“灵龙”英译为“Ling Loong”，近年风靡全球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译龙为loong等为标志，“为龙正译名”工作可谓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姚大为：你不光研究龙，还从龙拓展到凤凰、麒麟、貔貅等。

庞进：是的。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体系里，若要按其精神蕴涵、重要性、影响力等排一个次序的话，龙毫无疑问要坐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由凤凰来坐，接下来是麒麟、貔貅等。凤凰、麒麟、貔貅等，都属于龙族成员，都与龙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尤其是凤凰，和龙的关系很密切，所谓“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凤和美”。201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了我著的《中国祥瑞》丛书，一套四种，分别为《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中国祥瑞•麒麟》《中国祥瑞•貔貅》。其中，龙、凤凰二书，我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而麒麟、貔貅二书，我投注了数年的精力，属于全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貔貅一书，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结束了该神物无书可读的历史。该丛书一面世就受到关注，其中的《中国祥瑞•龙》《中国祥瑞•凤凰》二书入选陕西省2012年“农家书屋”书目。

姚大为：今年庞老师又推出了五十万字的《中华龙学》，媒体介绍说，这部书是你在挖掘先贤、借鉴时贤、总结自己近四十年来龙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吹沙见金、综合熔炼、拓展创新而成的，是中华龙文化研究史上继往开来、添补空白、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

庞进：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对人类创造活动做了一番考察、研究之后，撰写、出版了一部《创造论》。书中言“创造是由创造物参与并释放和发挥创造效能，经过创造过程完成从而有新的创造物出现的活动”，这个定义有点绕口，简单地说：创造就是给这个世界增添新的东西，也即这个世界原本没有，你让它有了，这就是创造了。就龙文化研究而言，从古至今，前人有著述，我也有著述，但一直没有一部系统化、成体系、理论性比较强的可以称为“龙学”的著作。而我这部《中华龙学》，系统梳理了中华龙文化万年演进脉络，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首创性地提出并构建了以“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宇宙力”“灵魂力”“尊爱利和”等为基本概念的理论架构。全书从哲学、发生学、生物学、天象学、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政治学、文明学、艺术学、创造学、符号学、阐释学、信仰学等十余个学科维度，系统展开论述，亦涵盖“龙与道学”“龙与儒学”“龙与佛学”等文化视角，体现出了跨学科的综合性与前沿性。

姚大为：“龙学”的建构很了不起，庞老师功莫大焉。

庞进：陈忠实说他的《白鹿原》是他的成枕垫棺之作，我对《中华龙学》也有这种感觉，总之是尽心尽力地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事。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总要在某一个方面有所突破，达到一个别人达不到的高度才好。我在武汉大学讲龙的时候，有研究生问我：“庞老师，一个人怎样做才能成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做到自己的最好。这不只是指做学问、搞创作，包括你在社会上做任何事情，不做则已，做就做到自己的最好；第二句话是做到别人做不到。做到自己最好，你就算是成功了；做到别人做不到，你就更成功了。”所以，这两句话可以说也是我做人做事的准则。

姚大为：说到做人做事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庞老师的文章中又提出了“尊爱利和”四个字，为什么要选这四个字？

庞进：“尊爱利和”这四个字，是我在研究龙道信仰时提出来的，可以说是龙道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理念。这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人活在世上，总要面对和处理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人与己即人与自我三大关系，而“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到适度的过程，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致良知、知行合一，从而成人、成贤、成圣的过程，也是觉悟成佛、得道成仙、升华成龙的过程。

说到这儿，我得说一下我特别尊敬的王楷模老师。我在陕师大政教系求学时，王楷模老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毕业离校后，王老师调至西北政法大学，历任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兼任陕西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撰有多部论著行世。2021年4月，我将上面这段话以硬笔书法誊写后，发表于微信朋友圈。前些日子，我与王楷模老师电话相约小聚，提议为老师写一幅字，询问其喜欢的内容。王老师随即发来他当年保存的这段文字截图，言：“你的这段话就很好。”次日交谈时，王老师提及曾将这段文字分享给多位学界友人，竟获得一致肯赞，认为是“贯通”“透彻”之言。那两天正好《中华龙学》纸质版一书定稿，就决定将这段话重写一遍，印在该书封底。

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

姚大为  1965年5月生于西安市临潼区，大学学历，建筑规划设计师、陕西柳青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现代文学学会会员，自由撰稿人。在多种报刊、杂志及自媒体平台等发表中长篇小说《拯救》《吉祥村流年纪事》《中年之惑》《好人“庞木匠”》《把黑夜摇醒》《逛荡客舅爷》等；散文《陈少敏在临潼》《东关夜市杂记》《临潼名医武之望的趣闻轶事》《革命烈士庞诚斋轶事拾遗》《横渠书院杂谈》等；诗歌《渴望地等：致2024春天的落雪》《古建营造系列：北方的颜色》《黑色的秦俑军阵》《方向的判断：寻找》；文学评论《云蒸霞蔚 气象万千——袁银波文学创作综评暨姓氏演绎小说的文学建构》《“白房子卡伦”的意象建构及意义——高建群长篇小说〈中亚往事〉阅读与解构》《值得收藏和思想的家族史——庞进〈平民世代〉的多维度解析》《无法突破：现实无解的矛盾与困惑——柳青〈在旷野里〉写作困境及未终稿原因探析》等多篇（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