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母亲把我的手攥了又攥，一句话颠来倒去说了一早晨：“出门在外，跟紧你堂哥，别逞能。”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却早已飞出老远——头一回出远门，头一回挣钱，头一回觉得自己像个大人。
堂哥比我大8岁，在铜川焦坪煤矿打了五年工，人瘦了一圈，眼窝深了，说话也稳了。爹娘很放心把我交给他。
去打工，也是无奈，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开春的学费还差一截，趁着寒假，跟堂哥去矿上干半月，挣几个算几个。
七十里山路，不通车，步行。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从沟里灌进来，像刀子割脸。雪把山路盖得严严实实，一脚踩下去，没过脚踝。
堂哥走在前面，肩上挎着个布包，里头是母亲烙的玉米面饼子。我拄着一根棍子，踩着堂哥的脚印走，一脚深一脚浅。
临出村，堂哥一再叮咛：“谁问你多大了，记住说18岁，别忘了！“矿上不准用童工，像我这种临时帮工，一般没人细究。
“到矿上记住几条。”堂哥头也不回，“第一，少说话多干活；第二，别往窑口跟前凑；第三，有啥事找我，别自己扛。”
我一一应着，呼出的白气被风刮散。
他又讲矿上的事。说有个河南人叫大毛，拉架子车的好手，一趟能拉八百斤；说机电班的老吴会修电机，一个月挣六十多块；说去年腊月，隔壁小窑冒顶，压死两个人，赔了家属三百块。
说到这儿，堂哥顿了顿，“干活时候机灵点，听见响动赶紧跑。”
天黑透的时候，到了。
工棚是高粱秆搭的，地上铺一层稻草，草堆上坐着或躺着有六个人。我和堂哥弯腰进棚子，大家互相摆了摆手算是打了招呼。
堂哥和我挤一个被窝，拉开被子，里头窜出一股汗味和煤烟味。
地上挖了个坑，用砖头砌个火炉子。矿山多的是煤，可以随便烧，火苗子蹿得老高，烤得人脸上发烫。
第二天一早，跟上堂哥跑到大灶上，匆匆吃了两个饼子，喝了一碗包谷糁。
一会儿，堂哥过来给我说：“你不用下井，我给队长说好了，你去给大毛帮忙推车”。
我干的活就是从小煤窑用架子车将煤拉到大煤矿的煤场，小煤窑就是大矿采不到的边煤，雇民工开采，属于大矿管理。
于是堂哥领我去见大毛。
大毛二十八，瘦高个，颧骨突出，黑黑的脸上露出一口黄牙。他打量我一眼，扭头对堂哥说：“这娃太小，能干啥？”
“给你搭把手，推车。”堂哥递了根烟，“我弟就干半个月，每车给你加一毛钱。”
大毛接过烟，嘿嘿笑了。
架子车比我想的大。加厚加高的车斗，装满煤，少说八百斤。
大毛把拉绳套在肩上，我在后面推。从窑口到煤场三里路，一里上坡，两里平道。雪化了又冻，路面上结一层冰碴子，脚踩上去打滑。
上坡那段最难，我把身子压得很低，两手死死抵住车帮，腿肚子打颤，牙关咬得咯咯响。
第一天拉了八趟，我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收工时候，天早黑了。我钻进工棚，浑身酸疼，衬衣湿透，贴在背上冰凉。
堂哥让我洗脚，说解乏。我懒得动，把湿棉袄脱了，光着膀子钻进被窝。
半夜醒来，听见外头风刮得高粱杆哗哗响，想起母亲送我时那忧伤的眼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堂哥醒了，把我按回被窝：“哭啥，再干几天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那双湿透的棉布鞋在火炉边烤着，鞋帮子还热乎。挂在铁丝上的棉衣也干了。
大毛话不多，歇着时候蹲在车把上卷旱烟。他问我多大，我说十八。他摇摇头说：“不像”。然后点点头，“我十多岁，给地主放牛，冬天没鞋穿。”
慢慢熟了，他的话也多起来。他家在河南农村，过年没回去，舍不得路费。
家里给说了个哑巴媳妇，彩礼三百块，还差一百多。生产队一个工一毛钱，干一年也攒不够。
他偷着跑出来打工，队长睁只眼闭只眼，算是照顾。
“这地方，”他磕磕烟袋锅子，“一个月能挣五十多，比我们公社书记还多。”
第三天，腿不那么疼了。基本能跟上大毛的步子。第五天，上坡时候，大毛回头冲我笑了笑：“中！”
每天天不亮起床，吃过早饭上工，天黑收工。一天拉八趟到十趟，除去租车，一天能净落两块钱——够我父亲在生产队干十天。那时候一个劳动日值一两毛钱。
半个月到了。
最后那几天，堂哥在市里参加机电培训班学习，没回来。
临走，大毛帮我收拾行李，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塞给我：“这是你堂哥交代的，除过伙食杂费，一共二十四块。”
我不好意思接。他硬塞进我兜里，“拿着，回去好好念书。”
走出工棚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照在煤堆上，黑得发亮。大毛站在工棚旁冲我挥手，瘦长的影子投在地上。
走出老远，我忽然想起来——一起干了半个月，我竟不知道大毛的脸是什么样子。
每天收工，他一脸煤黑；第二天见面，又是一脸煤黑。我只记得他笑的时候，牙很白。
六十年后，我还记得那个冬天。记得雪，记得煤，记得高粱杆工棚，记得那双在火炉边烤干的棉布鞋。
我更记得，那一年，我十四岁。头一回知道，穷人的命，真是吃苦耐劳的命。
但那也是头一回知道，在吃苦耐劳的穷人里，也有暖。
2018年写于西安建国饭店 图片AI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