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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镜头为笔，山水为卷，把大关的峰峦叠翠、溪涧鸣泉，凝作可珍藏的天地回响。
字里拾光，行间藏暖，那些散在烟火里的旧日常，终成流年里最温柔的回望。
王孝林提供大关山水风光
似水流年
王孝林
初夏闲来无事，信笔写点类似流年记事的东西，把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农村有趣的东西或事件记录下来，称为《似水流年》。流年，可以泛指人生。在许多小说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中，常见：“流年如歌”、“在我流年的轨迹上”等。其中流年都可以指人生或是生活，亦或是人一生的缩影。
一
1964年正月十八这天下午4点左右，大人们说看见离太阳下山还有一竹竿高的时候，我出生于天星南甸瓦房村。这是一个普通但不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里有四间有些破败的南北向大瓦房，其中两间好像是解放前防土匪的三层雕房，墙体比一般的厚得多，村里人爱说，那墙土用来熬硝最好。这个家庭好像还有些热闹：有我父母在内的老人三个，还有我的二个姐姐；大姐二姐已出嫁，还有两个姐姐待字闺中。
我的到来，最高兴的恐怕是我的父亲。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眼看满45岁了，膝下还没有一个男丁，我想他已经是有些焦头烂额甚至多次想挺而走险了。此前，父亲在五十年代末犯过一个错误，在那个年代被无限放大，为此他付出了在昭通新生机械厂劳动四年的惨痛代价，因此他在随后的“文革”中只好混迹于“四类分子”之列，好在他在王姓村里辈分最高，村里人就算不怀好意的人也不好下手，他才很少被批斗，队里还安排他做了一个轻巧拿工分的活路---为生产队管田水。一天扛一把锄头在田里四处走走，拿满工分，是够清闲的了。算了，本着“为尊者讳”的古训，父亲的故事，我这里先按下不表。
我的出生，在家里是一件大事，也给大人们带来了某种不甚明晰的希望和实实在在的惊喜。那惊喜和希望仿佛又是确定的。这年的秋天，家里还特地为此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我就7、8个月的样子。这张照片，九十年代还被我搬上了《昭通日报》。母亲后来对我说，你出生的头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一匹大黑马儿向我跑来，“把我骇醒了！”她后来又对我说，你未出生前，我们饭都吃不饱，还吃过棕米米、蕨渣、红枝儿（救军粮）等。她接着说，你出生后，我们家的生活就逐渐好过多了。其实，我知道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政策渐渐好了，特别是当时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自留地，有了一些自主权，家庭可以养猪，养了猪自己吃半边，有猪尾巴那一半买给国家，还有了自己的粮食和蔬菜。
我对一岁以前的记忆已经很少了，只模模糊糊的记得一点，白天被姐姐们在家背着，有时推磨还放在磨单沟推来推去的还勉强舒服；一到下午，我就爱哭闹，要她们背着朝院门口走，去迎接参加生产队劳动回来的母亲，就是要吃奶---这点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想，一个人或者说正处于婴儿期的人，最初的记忆和感知、最亲近和熟悉的怕只有他或她的母亲吧。当然，最难忘记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还有关于童年生活的记忆！
二
父亲这个人，我用了三十来年了解他，还是有点琢磨不透。父亲出生于“五四运动”那年，估计就是运动前后那几天，但他和这个运动没啥大的关系。他在这个偏僻的瓦房村渐渐长成。这个家庭在村里也算是旺族，有十来户本家七八十来号人口。父亲这代，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分别成家立业。那时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我爷爷奶奶较开明，重视文化教育，从天星镇请来一位姓罗的私塾先生在家开课，这位先生和战将罗占云是本家，估计是有些学问的人，古文功底好，教学认真。佐证之一就是父亲晚年爱看“老章书”（繁体字书）。有一回，假期里我带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回老家阅读。父亲见了，如获至宝，天天看得津津有味，可见他的古文功底。这位私塾先生或许看出了父亲的聪慧，也许是看上了我家乡的富庶，竟至于将他镇上唯一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地处偏远农村的我父亲！他们先后生了三个女儿，还有了一个儿子，取名王孝啥子，我听说过，但记不得了。很可爱，但长到几岁的时候，出天花夭折了。那时候的人不像今天的人那样开通，“生男生女都一样！”何况是当年的农村。
父亲40多岁了，与他同龄的人，好些都是抱孙子当爷爷的人了，可他膝下竟还没有一个男丁，可想象他一定是万分焦急坐卧不安无颜见人矮人一等。其实，当时农村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这种观点，分析下来，主要是认为女儿都是要嫁出去的，是别家的人；男孩是家庭特别是房屋土地的当然继承人，又是老人们晚年的赡养者；无子容易成为邻里吵架时谩骂的对象，比如骂“孤寡”之类的，很难听，很令人抬不起头；男孩劳力好，能传宗接代，撑得起家里的门面。在周围的邻居中，有一户姓罗的人家，他媳妇一口气生了五朵金花就不生了，他气得半死，从此与酒为伴，酒后就打媳妇，人也潦倒颓唐。其实，他的几个女儿长大后都外出打工，寄钱给他用，买新衣服给他穿，出钱给他翻修房子，对他挺好的；但他始终走不出自身无男孩的阴影，天天醺酒，早晨一爬起来就要喝，人变得未老先衰鼻脓口水的，村里人都见不得他！就在前些年，当我知道大关有一户村民为自己的独生女儿办了《独生子女证》，我意识到这种观念变了，很高兴了一阵！
可以想象，因为我的出生，父亲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在他看来，一个家庭有了希望有了前景，更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
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个啥样？是要有点年纪的人才会有印象。我家紧靠南甸村公所旁边，村公所伙食团旁边还有一个供销社的代销店，有一个姓郭的代销员；村边上还有一个卫生所，有两位村医。所以村里经常是人来人往，一年四季都很热闹。特别是“文革”开始后，今天传达“最高指示”，明天庆祝“伟大胜利”，后天举行“文艺汇演”......在我们小孩的眼中，实在热闹极了！记得有一次开庆祝大会，主席台刚刚搭好，红红绿绿的，很是壮观，但用来搭主席台的木制楼梯，大人们还没来得及取走，那时才几岁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顺着梯子爬将上去，只听得下面“下来下来”一阵大喊，慌乱之中，我竟将主席台上的横标扯落下来！幸好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村里也没追究，要是换成成人，那麻烦可能就大了。那时也有斗争会，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经常开展的文艺表演，成员都是本村的青年男女，文化也不算高，但他们一上台，表演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比起今天的文艺演出并不逊色，可算”文革“中的一大奇葩！
那时的村公所不叫村公所，先叫人民公社，后叫大队，然后自然村叫小队，南甸村有将近10来个小队3000来人口。自然，大队部就成为全村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设有支书、副支书、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文书一干人等。小时候，作为没见过外面世界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官，对他们是有些敬畏的。有一次，父亲左请右请，居然把支书请到家里来吃饭喝酒，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总觉得人家还看得起你家！不要说大队的干部，就是对里的头头，比如队长和会计，你都要尊敬他们三分，他们掌握着安排劳动、分配口粮和现金（当时叫“分红”）的权利。在生产队相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可以安排你做相对较轻的劳动，比如看田水、放牛或者外出做生意为生产队找福利等；在评工分和物资分配中，他们拥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像评公分，一定程度上，他说你是几分就是几分，还有可能在账目上弄点虚假。我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因为学了几天算术便自作聪明，一次无意中看出了他们账目的作假之处并与他们理论，结果为他们所不容，处处整他，小小年纪便远走他乡。过了很多年回家探亲，当初的队里干部（而且是家族中人）请他吃饭，想来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结果派了好几个人来请，左说右说，他硬是坚决不去赴宴，弄得大家都很尴尬，可见当初伤害之深！
由于相邻的关系，小时候的我们经常去大队玩耍，特别喜欢去潘文书那里玩，主要是他那里有一部留音机，还有许多唱片，我们多次不厌其烦地在他那里听《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感觉很开心。在那相对封闭和贫瘠的小山村，在那个点煤油灯和马灯度过漫漫长夜的日子，经常能欣赏点音乐，度过美妙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也算很开心的一件事了。此外，有时，县文工团的还来大队坝子里拉点二胡，我感觉是很开眼界。“文革”是错误的，但听点音乐也错不到哪里去。当然，我也亲眼看到残酷的批斗会，还打死了两个村里的教书先生，这在《南甸记》里也有所描述，不再赘述。说件不算题外的小事。也许是源于儿时美好的记忆，2010年的一天，我来到年事已高、还能放牛的潘文书家，其实“文革”结束后他就没在村上工作了。他说，他家缺水，能否解决400多块钱的皮管钱，他自己去引水解决家庭的用水困难。我想都没想，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给他，后来他逢人便说我这人很念旧，很和气，是个好人。
四
乡村是农村孩子幸福成长的乐园。
小时候看到的花真多啊！比如春天，围绕房舍四周的自留地里的花，随着春天的脚步，渐次开放的有杏花、桃花、樱桃花、李花、梨花和橘花，还有空地和庄稼地里不知名的各种野花，把一个几近荒芜的小山村瞬间打扮得莺歌燕舞生机勃勃。孩子们都知道，繁花谢过，这些果树都会先慢慢结出小而圆的青色果实，李树、梨树和樱桃如此，而桃树和杏树的小果实则是呈扁型，毛绒绒的。这些果实慢慢长大和成熟，最先吃到他们的，肯定是我们这些嘴馋而又善于攀爬的孩子。那时节，家家户户都种有果树，也就不用担心会有人来偷摘；好像也还没有形成商品市场，也不用拿去市场出售，也就是自家享用而已。梨树和柿树的果实要秋天才会成熟，特别是柿树的果实成熟了，柿树上的叶子基本掉光了，又大又圆又红的柿子挂满果树，满树红彤彤的，煞是好看！大人和我们爬上树去，费力的把他们摘下来，背回家，把早已洗干净的土罐子摆好，放上清水，把没伤疤的柿子放进去，再把坛口盖好，再掺上坛盖水。这样，一个星期后便可取出食用；那柿子又甜又脆，有时吃饱了连饭都不想吃。到秋收季节，农村的吃法可多了，花生、核桃、板栗以及各种山珍野果，滋润着乡下孩子略缺营养而又快速成长的身体。我想，它们是原生态的、野性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绝不同于今天城里小孩吃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经过人工加工富含化学物质添加剂保鲜剂及有害的各种果品食品。此外，农村孩子在对果树的攀爬活动中，加上放牛打柴等劳动，应该是起到了有益的健身强体作用。
今天城里的小孩都喜欢各种玩具，比如小汽车、小坦克、小飞机、小单车和其它零零种种五花八门的玩具。伴随一个孩子的长成，那花费成本动辄数以万计，又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这些玩具最终又弃之如废铁，很伤年轻父母的金钱和精力。我们小时候因为家穷和玩具的匮乏，所用的很多玩具都是自制的。比如陀螺，在山上找来稍硬一点的木材，按陀螺的形态削好，锯下来再作一点深加工就成了；找来一截合适的竹子，在一头拴上麻线如鞭子一般，那陀螺便被我们在平地里挥得“忽忽”的转。应该说，也起到健身的作用。比如弓箭，找来青竹使力的弄弯，竹两头拴紧麻线，再找来高粱杆，在一头安上竹制的小箭头就可以作射箭之用了。比如打毽子，用两节竹筒作材料，把连着的另一节呈张开的手巴掌状用刀子花开，再用细篾片横着密密的编好，毽拍便制成了，至于毽子，那就更便宜了，用公鸡的花花绿绿的颈尾毛，加上胶片、铜钱就行了，而且经久耐用。再比如农村小孩喜欢的纸枪、水枪、弹弓，制作也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再多叙述。弹弓是我们最喜欢的玩具，我们把它唤作“橡皮枪”，一般都天天随身带着，就像一件不可多得的“武器”，喜欢用它来打鸟儿。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打中鸟儿的时候太少了；即使偶尔打着，心里也有些不忍。这些玩具，伴随我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至今我想起它们和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脸上会绽开笑容灿烂如乡下的桃花。
那时候，农村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这是因为生活在美丽的大自然里，一切都生机勃勃趣味无限。我们喜欢去村里堰沟里扳螃蟹玩，得到了螃蟹，就放在装有清水的磁盆中养着玩。看着螃蟹的钳子，它的眼睛，它的肚皮，包括翻开它的肚皮，都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很神奇。最喜欢的，是去稻田里捉泥鳅黄鳝，这是我们一个夏天最喜欢干的事情。生产队田多，插了秧，我们也不管，提着竹兜，拿着自制的工具，挽起衣袖和裤管，我们便高高兴兴的下到田中。说到工具，就是用两块竹片，用铁线把中间固定，但可以左右活动，在两片竹片中刻出锯齿痕，有点像今天理发店的削发箭。根据黄鳝活动留下的一些明显的痕迹，用右脚使劲往黄鳝洞里有节奏得透。哦，这“透”字太形象了，本身就是捉黄鳝的一个环节。慢慢地，黄鳝的尾巴从另一头徐徐钻出，眼看它露出大半截身子，便用竹夹把它夹起来。有的黄鳝之大，会把我们吓一跳，心里戚戚的。几乎每天都要整些黄鳝，但那时候的农村里，大人们说它们泥腥气重，村里人都不大喜欢吃这些东西，不像今天的人们啥都喜欢吃，因而有些物种会趋于灭绝！说到捉泥鳅，捉的方式我都有点记不起了，想来主要是好玩而已。多年过去，这些东西都成为城乡人们桌上的美味佳肴了。剖好后的黄鳝，城里前久已卖到七十元一市斤了。 （待续）
大关南学研究协会理事会
会 长：陈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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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南学网刊编辑部
主 编：蒙世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