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老铁职工的泣血忧思
5月1日,我去石家庄,十七局集团三公司就在那里。三公司过去是铁道兵七师的三十三团,那里是我当兵生涯的第一站,也是我笔耕生涯的起点处。我订的车票是7707次列车,是最慢的绿皮火车,且没有座位,从北京西站出发3个小时才能到达石家庄。多年没坐过这样的火车了,我想以一个老记者身份,体验一下挤车的滋味,写篇短文,去追忆那个黄牛拉慢车的时代。这样的体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是一次磨砺,但又是一种幸福,17万公里的中国铁路,仍不能满足运能需求,这对铁路来说,仍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啊。乘坐这趟列车,晚8点才能抵达石家庄。三公司的战友纷纷发微信、打电话让我提前赶到,说,给聊天留下一个宽松的机会,想倒倒一肚子苦水。你必须改乘其他次列车。这样,我持着工作证,在北京西站登上开往重庆的T9次列车,于下午5点41分赶到了石家庄。
坐下后战友们开我的批斗会:“在网上看到你写不少铁道兵的文章,我们倒要问问,怎么发扬铁道兵精神?是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头子伸着脖子唱《志在四方》吗?是发表那些与现实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豪言壮语吗?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扒拉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吗?”我被他们质问得哑口无言。我问:“你们认为怎样去发场铁道兵精神?”他们说:“我们别在这里瞎扯犊子,到门外看看,让现实回答这个问题。”
十七局集团三公司座落在石家庄市的鹿泉区,地处西郊,是城乡的接合部。一号地铁延长线经过三公司门口,向西延伸。那里建了一个地铁站,地铁站工地距三公司的大门仅两丈远,是三公司“家门口”的工程,三公司理应近水楼台先得月,拿到这项工程。但是这块肥肉偏偏没落在三公司的碗里,而是被中建八局拿走了。战友们对我说:“这不仅是打三公司的脸,也是打十七局集团的脸。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企业偏偏就压你这个地头蛇,就从你锅里拎肥肉。三公司现在不是什么地头蛇,而是一条冻僵的蛇,不敢出洞的蛇,它没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腰里空得分文没有,反而亏损60多亿(职工第一次披露这个数字),凭什么敢与强手竞争?现在,多数工程施工起步阶段,往往需要施工企业垫资,像这样的地铁站工程,起码需要垫资200万元,现在的三公司就是10万也拿不出来,他敢于去竞争这样一个项目吗?只能躲在一旁干瞪眼。另外,白给你,你都不敢干,不会干。因为企业缺少这样的技术人才,这几年稍有点技术的人,都跳槽了。此处无饭吃,你不能不让走人。家门口丢标,把十七局的脸丢尽了。家门口的工程都拿不到,你还敢闯荡天下吗?”
一位周姓职工说:“十几年前我在石家庄干过地铁工程,任项目书记。由于有竞争力,干完一期干二期,干完二期干三期,一年之内获5项省部级大奖,威震燕赵大地。那时三公司在这方大地上,就是十七局的旗帜,就是中铁建的牌子。没想到现在三公司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麻袋换草袋,一代不如一代。”
他接着说道:“我女儿前几天从外地一个项目回来了,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准备在石家庄找零工干,无论干什么,都比在三公司的项目干好得多。多多少少,打零工也能拿到工资;在项目上干,一年才发一次工资,而补发的工资不是全年的,而是一个月的。有的一年发两次工资,不是全年的,而是两个月的。目前企业没有止损迹象,仍在一落千丈,走下坡路。”
老王是这个企业的中层干部,与我同年入伍。他说:“七八年前企业已呈现不景气现象,无活干,许多职工下岗了,公司给他们每月发1100块钱。后来,企业效益越来越差,每月1100块也发不出了,下岗的职工,只好在石家庄到处找活干。有的到公园打扫卫生,每天干12个小时,一星期干6天,休息一天,我看了心痛。自己毕竟做过领导,带过职工,看着自己的企业落到这步田地,职工逃荒要饭我心疼。按说不该操这个心,我的养老金由地方发,又是部队时期的干部,石家庄给部队干部的企业补助每月近2000块钱,比北京高出近4倍,我每月收入7000多元。虽然事不关己,我也心痛,三公司、三处、33团是我的根,我的魂住在那里,我的心安在那里,企业如此困难,我能不心痛吗?企业亏损100亿(第二次出现100亿这个数字),这个大洞怎么填上,100亿的亏损,反过来算,干多少亿的工程才能亏到100亿?一个项目亏,难道个个项目都亏吗?这里除管理外,有没有腐败?偷钱的手到底有多长,才能亏损这么多?”
当晚我住的房间里,挤挤挨挨坐着1973年入伍的沧州老兵,1976年入伍的安徽老兵,1978年入伍的平山老兵,他们个个泪流满面,为他们曾经的部队,曾经的企业而哭泣……
一位职工说:“在三公司这个院里至少有十年没听过《志在四方》这支歌了,歌声救不了企业,大家没有唱歌的心情,只有那些吃饱了饭无忧无愁的人才想起唱歌,嘴都没有地方放,还有心思唱歌吗?凭什么才能志在四方?凭市场,当一个企业失去市场时,你逢山凿路,有山让你凿吗?你遇水架桥,有桥给你架吗?企业每前进一步,都是靠竞争,国家不会白白给你一座山让你凿洞,不会给你一条河让你架桥。市场不相信眼泪,当你无力参与市场竞争时,自己只能把自己置于死地。”
一位职工说:“自己已退休多年,退休后,企业应该将职工的公积金退给职工,但是企业欠我15万的公积金至今未还,因为企业无钱。我找到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他说,把你的公积金还了,其他人怎么办?有你的15万,没有其他人的15万,我怎么办?”可以想见,拖欠职工的公积金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不是15万,而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位职工对我说:“三公司目前亏损80亿(这是第三次披露的数字)。”我问到底亏损了多少亿?他答:“说亏60亿少了,说亏100亿多了,亏80亿接近真实,我了解情况。”
这一夜我彻夜难眠,我为我的第二故乡难过,是谁把一支部队、一个战功卓著的企业带得如此糟糕。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我一人走进三公司的大院。这个大院占地60亩,当初是由三处党委书记黄光福、处长万敦炎拍板购下的,由副处长宋宏璋负责筹建,一进大门是三公司宏伟壮丽的办公大楼,办公楼后面一条路直贯南北,两边是职工的住宅楼。办公大楼落成之日,三公司请当年33团政委、后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孙有礼为之剪彩,我作为第二故乡放出的游子、铁路媒体人与孙有礼书记一同前往。从落成那天起,这座楼一直在我心头上耸立着。薄薄晨雾中,我看到大楼上的那幅楹联:军旅升齐鲁,劲旅威名连一脉;功业壮中华,雄风浩气贯千秋。是的,这支部队在80年的不凡历程中,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解放战争中,弛骋齐鲁大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战功,后来在苏州的寒山寺步入铁道兵部队,尔后挥师朝鲜,在援美援朝的战火中功绩不凡。回国后,在鹰厦铁路、海南环岛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都留下这支英雄部队的足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重上井冈山的道路就是由这支部队修建的,那条路从茅坪穿过黄洋界到达茨坪,一锨土一块石都是33团指战员的汗水铺就。1965年,毛泽东在这条路上写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伟大诗篇。茨坪那些耸入云天的青松,也是这个团的指战员亲手植下的,它们代表着井冈山挺拔的形象,向这个世界宣扬着井冈山精神的战无不胜与恒久永远。其次,是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这个团修建了十分之一,他们修建了从连湖至锡铁山一号隧道出口的192公里铁路;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中,他们参建了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5072米唐古拉山越岭地带。以团、处为单位而论,没有任何一个团、处,在青藏铁路修建的里程上,能与33团比肩。这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部队,中国铁建原党委书记孙有礼、十七局原局长陈孔安、中国铁建原副董事长丁原臣、中铁电化局原董事长薛之桂、广东省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许光超,以及十七局原领导万敦炎、王关平、张学安与中铁电化局原党委副书记燕正安等等,都是从这支部队走出的。享誉全国铁路行业的“南昆铁人马鸿臣”、“悬灌大王徐春光”,也是从这支部队中走出来的企业英模。改工之后,企业的前几任处长丁原臣、万敦炎、宋宏璋、杨明雨、杨金成等人,为这个企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年中国铁建130多个工程处效益考评,三处跃入前七效益最好单位,成为中国铁建“七雄”之一。现在怎么了?真的是风水轮流转,风水转到别人地里去了吗?三公司上半场属于富有,下半场就应该属于贫困吗?
我走到办公楼的背后,此刻院里人还没有起床,我独自一人走在这个略有寒意的破败的院落里。住宅楼前楼后布满垃圾,垃圾桶东倒西歪,各座楼前都是开垦的小菜园,破旧的塑料桶里,塑料盆里装满浇菜的水,不规则的篱笆到处皆是。最北端的“高山流水”,原来是这个大院的风景最佳处,现在没有了假山,也没有流水,墙下地上摆满塑料盆,种的皆是蔬菜。整个大院,除楼房外,处处是微型“南泥湾”。这时,一位老年妇女出来摘菜,她说:“我们也不想开荒。多年三公司没有物业管理了,绿化没人管,地上长满荒草,于是你一家他一家开始种菜。企业如果管起来多好,把院子好好绿化一下,既美化环境,又愉悦身心。可惜没人管啊,健身器材都是大院落成时置的,现在落后了,也无人去锻练。”
我与这位老人对话时,渐渐散步的人多了起来,他们都是退休的男职工,问我:“你是哪单位的?这么早跑到我们大院里。”我说:“我是这单位。”
他们问:“你叫啥?”
我答:“我是朱海燕。”
几位老人一怔:“你啥时候回来的?光听说你的名字,没见过人。你看,咱三公司还是活人呆的地方吗?石家庄若是评最差的小区就是这个小区。什么铁道兵精神,都被他们败光了。”
他们问我:“你能见到我们的老政委孙有礼和我们的老处长丁原臣吗?你告诉他俩,他们的根据地让后来的人摧毁了,光荣不在,辉煌不在。”
我说:“孙书记和丁原臣都退休多年了。”他们说:“共产党员的良心不会凉吧?能不能让他们向中国铁建领导建议,给三公司好好把脉看病,挽救一下企业。共产党员退休不是退责,不能让这个企业活活地这样熬死。其实,我们都是退休的人,企业死八回,少不了我们的养老金,但是这个企业藏着我们的青春、壮年和老年,埋着几十年的汗水与理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倒塌啊。孙政委和丁原臣起码有向中国铁建领导建议的渠道。共产党人,既便退休了,也要心系企业啊。”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三公司领导建议。”
他们说:“大院就在公司大楼的屁股上,近在咫尺,我们至少有七、八年未见过公司领导到院里走一走,看一看了。对老职工他们像防贼一样防着、躲着。他们都是空降来的,对老职工没感情,对这个大院也没有感情。白天到办公室坐坐,下班后到城里去住,有人说住高级宾馆,有人说是租的房子,究竟住在哪个地方职工不知道。企业亏再多,也要贷款租房给他们住。不像当年丁原臣当处长那样,出差带着方便面,住着马车店。现在的领导忘本了,没有那种作风了。这出生产力,那出生产力,其实领导的作风最出生产力。”
5月2日上午,我见到三公司正处级原副董事长陈前明。我说:“企业到这种地步,你作为公司老领导应该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让企业走出困境。”他苦笑着说:“不瞒你说,我退休近10年,从来没见过新来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长得什么样子,三公司早已丢掉了给老领导老同志拜年拜访的习惯与传统,你想抽他们一支烟都难。他们还能听得进去老同志的话吗?”陈前明以擅于施工管理著称。当年在任时,哪个项目工程艰巨,哪个项目预算亏损,公司主要领导必派陈前明出阵对敌,力挽狂澜,且每次都最大限度地扭转危局。对三公司的困境他作如下分析:
企业靠什么?首先靠人才,三公司年年招聘大学生,答应给他们这,给他们那,他们来了之后,全是假的,什么也不兑现,人家只好拍屁股走人。据我所知,这几年三公司跳槽的人有六七百人,这不是一般的职工,都是大学生,都是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未来企业的顶梁柱。试想,一个处一级的公司,走了六七百技术干部,心脏还能跳动吗?血脉还能流动吗?这样,企业只能停摆,只能倒退!除此,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当年企业最好时期,全公司3000多人、2000多人不等,全国各地有上百个项目。现在全公司走的还有几百人。不走的是那些没有技术的再过几年要退休的人。你说,这样的企业,还有什么凝聚力,战斗力与市场竞争力?
二是用人问题。你知道,近几年十七局的董事长有两位因贪腐坐牢。他们的腐败不仅是自己贪了多少钱的问题,那一点钱对企业构不成致命的打击。而是他们的用人政策的腐败,这个破坏性要比他们自身的贪多少钱要严重十倍、百倍。这是一种覆盖工程项目的腐败,它涉及到投标招标、工程管理、施工技术的方方面面,是地震式腐败,是全面塌方式的破坏。因为用人不公,三公司自己能干的、会管理的上不来,这些年三公司的干部基本上是空降,全局范围里这个公司来一个,那个公司来一个,机关再下来一个,像饭馆一样,七七八八拼个凉盘,他们对三公司两眼一抹黑,来了也是瞎子摸象,怎么能领导企业施工。说轻一点是来镀金的,说严重一点是来淘金的。有一回空降,一次竟来了5个副总经理,有的半年走了,有的一年走了,走马灯式的干部轮流,谁有心扎根企业,干好企业?板凳没坐热,情况没摸透,一拍屁股走人,最后受害的还是企业。
一个职工说:“三公司办公楼前的阶梯多,一次坐了130多个退休职工,都是来要退休后的公积金的。坐了几天,公司答应分期分批解决,这些职工体谅企业难处,便回去了。结果只解决一次,后来又不给了。不给,他们只好再坐。”
5月2日早晨,我在三公司西面500米处一个饭馆吃早餐,那是一个丁字路口,路口南北黑压压挤两片求职的打工者,有的在那里求职等一个星期都找不到活干。我走到他们中间问:“有十七局三公司的职工吗?”一位身着迷彩服的求职者说:“有,肯定有。但他们从不报单位,怕丢人。十七局什么单位?央企,超大企业,和我们农民在一起求活干,显得没脸面,他们和我们在一起,从不说单位,学余则成,搞潜伏式求职。”
三公司原处长杨明雨听说我回到三公司,打电话说:“我身体有恙,不能去看你。作为这个处的老处长,一名共产党员,对于企业走到这一步,我感到心痛。这是共产党的企业,不能让它这样一天天烂下去啊!这样是在对国家犯罪,对人民犯罪,也不对起我们的子孙。”他说:他曾向公司领导献言,但人家不听啊。国企是不是国家的?是国家的为什么不向国家负责,不向职工负责,不向效益负责?他提出一个观点: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尤其是中国铁建、十七局集团要把办好企业的作风真正落实到基层,不要面向苍天说空话,要向市场要工程,向管理要效益,要死马当活马医,让三公司起死回生。
杨明雨说:“我记得1993年,十七局出现困难的时候,局党委书记石大华向全局问计:十七局该怎么办?十七局的道路在哪里?石大华提出要放下包袱,放下荣誉,破釜沉舟,向死而生,不见兔子也要撒鹰,去搏击市场。因为鹰在手中,永远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抓不到兔子,只有放飞天空,才能瞩目远方,发现兔子,捕获兔子。现在中国铁建、十七局集团该是对三公司响鼓重锤的时刻了。当年十七局“七月的反思”使十七局再度崛起,现在也必须来个“困境中的反思”,去拓宽发展的道路。”
当晚,三公司一位职工,让我要通老处长丁原臣的电话,话语中带着哭腔:“老处长,你可知道你的老家毁了,这个企业让人败光了。”说着眼泪便流下来了。那厢,丁原臣说:“我光听说三处这些年不景气,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作为中国铁建的三级公司,不要说亏损80亿,就是10亿都承受不起啊!”
一位职工问我:“你知道石家庄距北京有多远吗?”我答:“280多公里。”他说:“不对。北京总部的目光看不到我们这里。隔着太行山,隔着太原十七局集团,隔着一万里的形式主义,隔着三万里的官僚主义,隔着五万里的不正之风,远的很啊!”
这是流泪的呐喊!这是泣血的期盼!一个十七局最好的企业,一个中铁建系统效益进入前七的企业,为何走到这一步?难道不值得去解剖,去反思,去吸取这沉痛的教训吗?
唱《志在四方》唱不出精神,嘴上抹石灰,说得再好,都是白说。铁道兵精神只有落实在职工的福利上,落实在对国家的贡献上,落实在夯实企业百年老店长青永固的基础上,那才能真正把铁道兵精神落在实处,那才是根植于大地的精神,而不是说在纸上的精神。
5月3日,我离开三公司,众多战友含泪为我送行,问我:“这个穷家你还会回来吗?”我答:“游子不嫌母贫,这里是我当兵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相信长夜过后,终有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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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