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的远方，回归的故乡精华热点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黄河尾闾盐碱地的一座土坯房前。这是鲁北散文集《县，或村》中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场景：它连接着“后墩”这片谦卑厚重的土地与“利津”那座被称为凤凰城的古老县城，也浓缩了一代人生命中最为激烈的拉扯——逃离与回归。作家鲁北，以其大半生的跋涉与回望，在这部作品里，将这场无声却动人的精神迁徙，刻画得平朴真切、感人至深。

鲁北的文字生涯是从容而丰沛的，诗、报告文学、散文，诸体兼擅。而这部《县，或村》，尤其是其中“逃离与回归”的篇章，或许是他最为赤诚的生命注脚。它始于一个决绝的姿态：“我是拼了命往城里挤的。”这声呐喊，源自血脉的递传——老爷爷是农民，爷爷是农民，父亲是农民。“农民朴实、勤劳、善良，我赞美农民，但我不愿做农民。”在《一只1963年的兔子》里，这种认知清醒而疼痛。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清贫与闭塞，更是一种仿佛被土地预先规定的命运。那颗“走出去”的种子，被父亲亲手埋下，更在自己心中以不可逆的态势疯长。高考落榜、民办教师、再次落榜……每一次挫败都未让这颗种子干瘪，反而如浸水的豆粒，膨胀得更加坚定。他写诗，自费出版诗集；他手持报纸，为一位作者的转正先例，径直叩开县长的办公室。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个灵魂对更广阔世界的全部赌注。

多年执念，一朝梦圆。终于，在那个喜鹊喳喳、麦苗摇绿的初冬早晨，那辆轿车来了。梦想以如此具体的形式抵达。县城，这座别在黄河襟扣上的“凤凰城”，接纳了他。稳定的工作、可观的薪水、宽敞的楼房，以及最重要的——那“半间屋”所象征的、得以延续的文学世界、精神生活。城市给了他身份的“亮壳”，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安身之所。

然而，故事并未在此走向圆满的终点。当生活的尘埃落定，另一种更深层的不安开始浮现。为何在霓虹闪烁的夜晚，那百里之外的小村会蓦然潜入心间？为何机械的键盘声中，会流淌起辘轳吱呀的清凉？这便是《县，或村》最动人的悖论：唯有真正离开，才能开始“看见”并“爱上”故乡。 于是，回归的视线被重新擦亮，故乡一次次被回望。

他笔下的回归，不是衣锦还乡的炫耀，而是精神胎记的辨认。那田野里“按捺不住地生长”的庄稼——红脸的高粱、鼓胀的玉米、成嘟噜的大豆，让他旷神怡；房前屋后的野菜野草，从春天最早萌发的荠菜，到蒲公英、茵陈、黄须菜，不再仅是充饥之物，葳蕤了《诗经》的这些草木，自有其无需隐喻的、蓬勃的审美。更有母亲站在门口的眺望，父亲茶桌对面的絮语，玉米地头的身影与厨房门口的香气，这些记忆的丝线，编织成一张温柔而坚韧的网。当打麦场上的人欢马叫被收割机的轰鸣取代，当灶膛的柴草香被天然气取代，他的回归，便成为一种对消逝生活方式和乡土文明的深情回眸。整部作品的书写，从而超越了个人回忆录，“回归”是物质丰裕后，现代人对精神原乡的普遍追寻。

“后，多么谦逊；墩，多么厚重。”鲁北在一首诗里如是写道。这六个字，何尝不是他自身的生命密码？后墩赋予他谦逊厚重的底色，那是根的所在；凤凰城赋予他飞翔的视野与可能，那是枝叶伸展的方向。他的“逃离”，是向上的、求索的、属于白昼的行动；他的“回归”，是向下的、抚慰的、属于夜晚的沉思。二者并非简单的先后，而是持续一生的对话和牵绊。

最终，在鲁北的籍贯栏里，“利津”与“后墩”安然并存，互为他者，又融为一体。这世界确有两个“我”：一个举杯邀明月，一个弯腰捡碎银；一个向往远方，一个梦回故乡。《县，或村》的价值，正在于它诚实且富有张力地呈现了这种分裂与统一。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家园，或许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点，而正是这场在“逃离”与“回归”之间永不停息的、壮丽的跋涉。鲁北用他大半生的足迹与笔迹，在这条漫漫长路上，为我们刻下了一处温暖而明亮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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