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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钟土清老师相识，是在今年1月25日惠州市作协举办的“潮起东江 文润时代”2025年工作总结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上。当时我们同坐一桌，彼此作了自我介绍。我对他的名字有些印象，曾在《惠州日报》“人文惠州·合江楼”副刊上读过他写的文史文章。我们互加了微信，但毕竟初识，交流并不多。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主动发微信给我，说要买一本《生死救捞》，争取读完写一篇书评，还通过微信转来了书费。我连忙将书费退回去，决定送他一本。刚认识不久，就愿意为我的拙作动笔写评，这份热忱，让我感动不已。我忍不住在网上和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了他的履历，才发现他的身份不简单——曾担任惠东县文化局副局长、惠东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惠东县文联主席、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两部著作，还曾为市作协主席陈雪等惠州多位作家的作品撰写过评论。我暗自想，或许他说的只是一句客套话吧。
然而，两个月后，他竟真的发来信息，让我把创作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和推文发给他——他要动笔了。又过了两周，我收到了他的稿件《从“发现赵喜昌”看到一个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治敏锐与责任担当》。他从《生死救捞》第11章“发现赵喜昌”切入，探讨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治敏锐与责任担当，切口小，角度新，洋洋洒洒近3000字。这个主题适合在《惠州日报》刊发，但“人文惠州·西湖”副刊版面有限，需要压缩字数。我斗胆将其修改至1900多字，代他向副刊投了稿。今天，这篇文字终于见报了——《惠州日报》“人文惠州·西湖”副刊头条，虽然又被压缩到1500多字，但它所承载的情义，却丝毫不减。
钟老师与我只是萍水相逢，却如此热忱地为我的拙作撰写评论，我心中除了感动，更多的是诚惶诚恐。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拙作亦有许多不足，承蒙钟老师不弃，给予如此厚爱。在此，谨将刊发的全文呈现如下——一来与各位网友分享，二来也作为一份小小的存谢。感恩文字让我们相遇，也感恩每一位愿意为我“掌灯”的人！
2026年05月05日惠州日报A04人文惠州·西湖
□钟土清
▲2026年5月5日出版的《惠州日报》A04“人文惠州·西湖”副刊头条刊登钟土清的读后感。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在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中，从来都是如此坚定。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意外，还有非理智的轻生，我们的社会需要赵喜昌这样的“手”，擎起“战旗”去“救捞”、去慰藉！
阅读江雨的长篇报告文学《生死救捞》，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发现赵喜昌》，心里蓦然浮现出这样的一个文章标题，因为我被惠州日报社（当时报社名称为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为方便阐述，以下统称为惠州日报社）及其旗下媒体《东江时报》的“报人”感动了。
以《东江时报》时任执行编委、首席记者何运平以及他的同事记者逯延勐、江勇龙、侯县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工作者，在如何发掘、宣传赵喜昌这一“道德模范”的重大新闻实践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确实，“赵喜昌是惠州报业选树起来的全国典型”（江雨语）。
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2010年的8月15日。这是“《东江时报》与赵喜昌的第一次交集”。“惠城区水口街道湖滨公园发生了一起溺亡事故，3名异地务工人员游泳时一人不幸遇难。赵喜昌闻讯赶来，义务下水打捞。现场一位工人也上前帮忙，却在事后开口索要200元的‘辛苦费’”。面对这一本就寻常的新闻素材，不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视、电台等有声媒体，大可以简讯等形式进行常规报道，但《东江时报》没有这么处理，而是“对‘红衣男’与‘老赵’的行为反差深感震憾，随即在报纸上发起讨论，引导公众反思功利心态。”
在江勇龙采访“老赵”被“婉拒”后，记者逯延勐没有死心，“以东北老乡的身份与赵喜昌拉近距离、交朋友”。但一年多了，赵喜昌就是不愿接受记者专访。功夫不负苦心人，转机出现在2012年的3月，逯延勐到赵喜昌家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首播的专题片《永远的雷锋》，这才打开赵喜昌的心结，他说：“我担心报道之后，会有更多人避讳我们”。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宣传！”何运平首先拟了一份报道方案，并指导逯延勐等记者采写。2012年3月14日，《东江时报》以空前的力度，隆重推出3600多字的长篇通讯《从“雷锋团”里走出来的志愿救捞队长》、配稿《亲朋好友还原有血有肉的赵喜昌：见谁有了困难他都会帮一把》。从此“老赵”在《东江时报》上，第一次以“赵喜昌”的真实身份出现了！“我们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赵喜昌进行追踪报道，持续报道30多篇。报社旗下《东江时报》和网站也陆续对赵喜昌先进事迹和活动进行了报道。媒体合力掀起了赵喜昌典型人物宣传报道的第一阶段高潮。”
年过花甲，我总结人的一生，实际皆可以一个“情”来总结。大到“家国情”，小到“儿女情”“战友情”“同学情”等等。而对于“生”与“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在“生”的问题上，我们见惯了婴孩呱呱坠地时，父母、家人、亲友的笑脸，并能体会到他们对“新人”前途无限光明的憧憬、期许。当然，更不忍目睹世人对亲人逝去的悲伤、无奈。江雨用“生”“死”来作书名的首语，并用“救捞”来阐释它的内涵，读来令人心头一缩：“生”乎？“死”乎？“救”乎？“捞”乎？一切都是那么沉重而又那么无可奈何之后的悲凉。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在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中，从来都是如此坚定。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意外，还有非理智的轻生，我们的社会需要赵喜昌这样的“手”，擎起“战旗”去“救捞”、去慰藉！
今天上午，江雨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与病魔缠斗时，我从未放下笔》的大作。此文之所以能在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获奖，是因为它写的是人性、是善良，是社会的基本良知、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及其坚守。《生死救捞》的意义是，在地方主流媒体大力宣传、选树典型的基础上，又以江雨的文学笔触再一次深情回望了“道德模范”的闪光人生，它所引发的更具社会层面的深刻思考，完全是预料之中的。
忽然想起了保尔·柯察金，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笔者佩服江雨的“十年一剑”，更感叹其坚强和坚守！
来源：江雨的文学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