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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钟土清老师相识,是在今年1月25日惠州市作协举办的“潮起东江 文润时代”2025年工作总结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上。当时我们同坐一桌,彼此作了自我介绍。我对他的名字有些印象,曾在《惠州日报》“人文惠州·合江楼”副刊上读过他写的文史文章。我们互加了微信,但毕竟初识,交流并不多。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主动发微信给我,说要买一本《生死救捞》,争取读完写一篇书评,还通过微信转来了书费。我连忙将书费退回去,决定送他一本。刚认识不久,就愿意为我的拙作动笔写评,这份热忱,让我感动不已。我忍不住在网上和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了他的履历,才发现他的身份不简单——曾担任惠东县文化局副局长、惠东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惠东县文联主席、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两部著作,还曾为市作协主席陈雪等惠州多位作家的作品撰写过评论。我暗自想,或许他说的只是一句客套话吧。
然而,两个月后,他竟真的发来信息,让我把创作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和推文发给他——他要动笔了。又过了两周,我收到了他的稿件《从“发现赵喜昌”看到一个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治敏锐与责任担当》。他从《生死救捞》第11章“发现赵喜昌”切入,探讨地方主流媒体的政治敏锐与责任担当,切口小,角度新,洋洋洒洒近3000字。这个主题适合在《惠州日报》刊发,但“人文惠州·西湖”副刊版面有限,需要压缩字数。我斗胆将其修改至1900多字,代他向副刊投了稿。今天,这篇文字终于见报了——《惠州日报》“人文惠州·西湖”副刊头条,虽然又被压缩到1500多字,但它所承载的情义,却丝毫不减。
钟老师与我只是萍水相逢,却如此热忱地为我的拙作撰写评论,我心中除了感动,更多的是诚惶诚恐。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拙作亦有许多不足,承蒙钟老师不弃,给予如此厚爱。在此,谨将刊发的全文呈现如下——一来与各位网友分享,二来也作为一份小小的存谢。感恩文字让我们相遇,也感恩每一位愿意为我“掌灯”的人!
2026年05月05日惠州日报A04人文惠州·西湖
□钟土清

▲2026年5月5日出版的《惠州日报》A04“人文惠州·西湖”副刊头条刊登钟土清的读后感。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在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中,从来都是如此坚定。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意外,还有非理智的轻生,我们的社会需要赵喜昌这样的“手”,擎起“战旗”去“救捞”、去慰藉!
阅读江雨的长篇报告文学《生死救捞》,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发现赵喜昌》,心里蓦然浮现出这样的一个文章标题,因为我被惠州日报社(当时报社名称为惠州报业传媒集团,为方便阐述,以下统称为惠州日报社)及其旗下媒体《东江时报》的“报人”感动了。
以《东江时报》时任执行编委、首席记者何运平以及他的同事记者逯延勐、江勇龙、侯县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工作者,在如何发掘、宣传赵喜昌这一“道德模范”的重大新闻实践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确实,“赵喜昌是惠州报业选树起来的全国典型”(江雨语)。
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2010年的8月15日。这是“《东江时报》与赵喜昌的第一次交集”。“惠城区水口街道湖滨公园发生了一起溺亡事故,3名异地务工人员游泳时一人不幸遇难。赵喜昌闻讯赶来,义务下水打捞。现场一位工人也上前帮忙,却在事后开口索要200元的‘辛苦费’”。面对这一本就寻常的新闻素材,不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电视、电台等有声媒体,大可以简讯等形式进行常规报道,但《东江时报》没有这么处理,而是“对‘红衣男’与‘老赵’的行为反差深感震憾,随即在报纸上发起讨论,引导公众反思功利心态。”
在江勇龙采访“老赵”被“婉拒”后,记者逯延勐没有死心,“以东北老乡的身份与赵喜昌拉近距离、交朋友”。但一年多了,赵喜昌就是不愿接受记者专访。功夫不负苦心人,转机出现在2012年的3月,逯延勐到赵喜昌家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首播的专题片《永远的雷锋》,这才打开赵喜昌的心结,他说:“我担心报道之后,会有更多人避讳我们”。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宣传!”何运平首先拟了一份报道方案,并指导逯延勐等记者采写。2012年3月14日,《东江时报》以空前的力度,隆重推出3600多字的长篇通讯《从“雷锋团”里走出来的志愿救捞队长》、配稿《亲朋好友还原有血有肉的赵喜昌:见谁有了困难他都会帮一把》。从此“老赵”在《东江时报》上,第一次以“赵喜昌”的真实身份出现了!“我们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赵喜昌进行追踪报道,持续报道30多篇。报社旗下《东江时报》和网站也陆续对赵喜昌先进事迹和活动进行了报道。媒体合力掀起了赵喜昌典型人物宣传报道的第一阶段高潮。”
年过花甲,我总结人的一生,实际皆可以一个“情”来总结。大到“家国情”,小到“儿女情”“战友情”“同学情”等等。而对于“生”与“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都是天大的事。在“生”的问题上,我们见惯了婴孩呱呱坠地时,父母、家人、亲友的笑脸,并能体会到他们对“新人”前途无限光明的憧憬、期许。当然,更不忍目睹世人对亲人逝去的悲伤、无奈。江雨用“生”“死”来作书名的首语,并用“救捞”来阐释它的内涵,读来令人心头一缩:“生”乎?“死”乎?“救”乎?“捞”乎?一切都是那么沉重而又那么无可奈何之后的悲凉。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在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念中,从来都是如此坚定。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意外,还有非理智的轻生,我们的社会需要赵喜昌这样的“手”,擎起“战旗”去“救捞”、去慰藉!
今天上午,江雨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与病魔缠斗时,我从未放下笔》的大作。此文之所以能在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获奖,是因为它写的是人性、是善良,是社会的基本良知、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及其坚守。《生死救捞》的意义是,在地方主流媒体大力宣传、选树典型的基础上,又以江雨的文学笔触再一次深情回望了“道德模范”的闪光人生,它所引发的更具社会层面的深刻思考,完全是预料之中的。
忽然想起了保尔·柯察金,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笔者佩服江雨的“十年一剑”,更感叹其坚强和坚守!
来源:江雨的文学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