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巩利

洪宇是人社局的老监察了，四十多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但眼神锐利得很。他把双方的陈述和材料都摆在桌上，先看了看红红，又看了看李菲儿，开口道：“我这个人办案子，不喜欢和稀泥。谁有理谁没理，咱们一项一项捋清楚。”

他把问题拆成了三块。第一块，解雇程序是否合法。红红超假是事实，公司制度里确实有旷工三天的规定，红红本人也签字确认过员工手册。从这个角度说，商小的处理有据可依。但问题在于，红红请了一个月的假，在亲亲去世后又多请了三天丧假——这三天丧假她跟客房部主管口头报备过，只是没有走正式的请假流程。按照劳动法规，直系亲属去世，员工享有法定的丧假权利，这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第二块，社保问题。云裳提供的工资条上确有社保补贴一项，红红当年的签字确认书也在。按照当年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做法，这不属于恶意欠缴。但红红现在要求的是将社保落实到个人账户上，这涉及到更复杂的补缴手续和费用问题。

第三块，也是最难的一块——红红在职工群里骂商小，言辞不妥，对公司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洪宇说完这三条，调解室里安静了足有半分钟。红红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捏得发白。李菲儿也不说话，等着。

终于，红红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我也不想闹成这样。我亲亲刚走，我心里难受，他们又那样对我，我一时想不开，就在群里骂了人。我知道骂人不对，可……可我在云裳干了十七八年，十七八年啊李总……”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面前的旧信封上。她伸手胡乱抹了一把脸，又把手缩回去，像是怕自己的眼泪弄脏了人家的桌子。

李菲儿站起身，从包里拿出一包纸巾，走到红红面前，递给她。红红愣住了，抬头看李菲儿，眼泪把眼睫毛糊成一簇一簇的。她接过纸巾，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一句：“李总，我不是要跟你作对……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我亲亲看病花了好几万，家里的钱都掏空了。我这把年纪了，出去找工作谁要我？我就是……就是想回来上班。”

李菲儿轻轻叹了口气，转头看向洪宇。

洪宇翻着材料，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提个方案，你们听听行不行。解雇的事，公司方程序上虽有依据，但丧假部分的处理存在瑕疵，可以考虑按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来走，公司给红红一笔经济补偿，按她在云裳的工作年限算。社保方面，红红你要是坚持补缴，那就得把当年公司发给你的社保补贴退回来，这个账要算清楚。至于工作能不能继续做，这个是公司内部的事，我只能调解，不能强制。”

李菲儿点点头。洪宇的方案不偏不倚，既认可了公司的制度管理，也给了红红一个体面的出路。可她心里真正琢磨的是另一件事——红红能不能回来上班。

按规矩，红红在群里骂了商小，商小是副总，是她的上级，这属于严重违纪。如果让她回来，商小以后怎么管别人？可如果不让她回来，这个干了快二十年的老员工，真的就这么扫地出门了？亲亲刚走，工作没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李菲儿在调解室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春阳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面上那份十几年前的工资明细表上，纸页已经泛黄了，可红红当年按在上面的红手印还是清清楚楚的。那一年，红红才二十七八岁，笑得一脸憨厚，在签字表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李菲儿忽然想起一件事。红红刚来那年，酒店还没建好，到处是脚手架和水泥沙子。有一天下大雨，工地上塌了一角，雨水裹着泥浆灌进了临时仓库，里面堆着从香港运来的一批SPA设备，总价好几十万。所有人都呆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红红，二话不说脱了鞋，光着脚踩进齐小腿深的泥浆里，一桶一桶地往外舀水。那天她一个人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浑身都是泥，头发上挂着草根，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可那批设备一台都没泡坏。

李菲儿当时就站在仓库外面，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淌，她看着泥人一样的红红，心想：这个人，我以后要对她好。

她收回思绪，转脸看着红红，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红红，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在云裳干了快二十年，你的好，我一直记着。但商总他是副总，管着全酒店的运营，他有他的难处。你在群里骂他，让他以后怎么在一百多号人面前立规矩？”

红红咬着嘴唇，眼泪又下来了。

李菲儿接着说：“我今天来之前，跟商总通了电话。他说，如果你愿意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开道歉，承认错误，他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也同意你回酒店上班。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做管理岗了，从普通员工做起，以前的工龄、待遇都不变。”

红红猛地抬起头，泪眼里迸出光来，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李菲儿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谈判桌上的那种公事公办，而是多了几分郑重，“你回来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先来找我，行不行？”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把红红憋了十几天的情绪全打开了。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浑身发抖，哭得把前头那些委屈、愤怒、绝望全倒了个干净。她想说谢谢，想说对不起，想说李总你不怪我吗，想说我在云裳干了快二十年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可这些话全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都出不来。

她只能拼命点头，使劲点头。

洪宇看着这一幕，慢慢合上了手里的文件夹。他见过太多劳资纠纷，闹到最后不是他告你就是你告他，个把月下来双方都是一身伤。像今天这样能坐下来把话说开、把事情谈拢的，还真不多。

他在调解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春光，忽然说了句：“翼岭上的映山红该开了吧？”

李菲儿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快了，再过半个月就漫山遍野了。”

“到时候我带我老媳妇去你们酒店泡温泉。”洪宇难得地笑了笑，“听说你们家的温泉水疗相当好。”

“免单。”李菲儿说。

“那可不行。”洪宇把调解书递给红红一份，“我们是执法人员，不能占群众便宜。”

李菲儿笑出了声，红红也擦了眼泪，脸上红红的。调解室里那层厚重的阴云，总算是散了一些。

从人社局出来，李菲儿没急着上车，站在台阶上望着远方。远处的清禾村笼罩在暮春的薄雾里，灰瓦白墙的民居层层叠叠地铺在堡子山下，像一幅水墨画。翼岭上的云裳温泉酒店隐约可见，楼顶的霓虹灯牌在日光下还没有亮起来，但那一排排白色的建筑轮廓，已经稳稳当当地坐在翼岭上了。

她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商小发来的消息：“李总，谈得怎么样？”

李菲儿回了两个字：“妥了。”

然后她又打了一行字：“商总，明天早会，你当面跟客房部说一下红红回来的事。另外，你让人力资源部把丧假制度重新梳理一遍，加上一条——直系亲属去世，额外给予三天带薪丧假，不限岗位，不限工龄，从今天起执行。”

商小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个“好”字。

李菲儿把手机揣进兜里，深深吸了一口山间的空气。翼岭上的风还是凉的，但带着一股子新翻泥土的气息，是春天要来了的味道。

她想起母亲从前常跟她说的一句话：“做事要讲规矩，做人要讲良心。规矩不立，企业就散了；良心不在，人就不是人了。”

这话她以前觉得有点老派，现在想想，母亲说得对。

车开了，沿着主干公路往翼岭上走。转过一个弯，云裳温泉酒店的大楼豁然出现在眼前。酒店门口的喷泉开了，水花在阳光下闪着碎金子似的光。

李菲儿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她知道，红红的事是解决了，可云裳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要带好，远不止这一个坎要过。人情和规矩之间的这根线，她还得继续小心翼翼地捻下去，捻紧了会断，捻松了就散了，得恰到好处才行。

她忽然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