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式立柜顶上，搁着一只旧皮药箱。边角磨得发白起毛，箱面上的红十字褪成了淡粉色。背带断过三回，都是我用粗麻绳一圈圈缠牢的。每次瞅见它，我就想起那些年。

我年轻那会儿，屯子里哪有什么卫生院。头疼脑热，全靠硬扛；实在扛不住，挖点草药煮水喝。要是遇上难产、急病，那真要命。去公社医院三十多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连辆自行车都少见。

十六岁那年，邻屯一个产妇大出血。她男人背着她往公社跑，没跑到一半，人就不行了。那老太太坐在泥地里拍着大腿哭，那个声音，到现在我想起来，心里还针扎似的疼。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咱屯子里有个懂点医术、能随叫随到的人，该多好。

十八岁那年，大队书记找我，说要选个赤脚医生，看我识字、性子稳，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妈当时就急了：“一个黄花大闺女，干接生看病的活儿，以后怎么嫁人？”屯子里也有人嚼舌头，说我放着好好的姑娘不当，偏要去当“接生婆子”。可我一想起那个哭倒在路边的老太太，一想起那些求医无门的乡亲，咬咬牙：“我干。”

教我本事的，是从城里下放来的刘大夫。她是正经医大毕业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一个人背着铺盖卷，住进了大队部旁边那间漏雨的小土房。她说话直，脾气急，可心比谁都软。

那时候学医，哪有现在这条件。没有课本，没有教具，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刘大夫找了个猪膀胱，洗干净，用粗线缝成子宫的样子，让我在上面练上环、刮宫。冬天屋里四面透风，煤油灯的火苗晃来晃去，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捏不住针，就放在嘴边哈口气，接着练。练到后半夜，手指头肚上全是磨破的茧子，渗着血珠子。

有些实操课，我一个大姑娘家，臊得脸通红，不敢上手。刘大夫板着脸说：“你现在不好意思，以后病人躺在你面前，你也不好意思？那是一条命！”我咬咬牙，硬着头皮学。白天要跟着大伙下地干农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背药方、记穴位。把药方抄在烟盒纸上，揣在兜里，干活歇气的时候也掏出来看。

行医的路，更是一步一个坎。没有汽车，没有电动车，走村串户全靠一双脚。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只要有人捎个口信，我背上药箱就走。冬天东北的雪大，深的地方没过膝盖，走一步拔一步，棉鞋里灌满了雪，没一会儿脚就冻麻了。有一回雪夜出诊，摔了一跤，药箱飞出去老远。我爬起来先捡药箱，生怕里面的针剂碎了。夏天暴雨冲坏了土路，一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回到家，浑身都是泥点子，跟个泥人似的。

药品也缺得厉害。青霉素、退烧药都是紧俏货，省着用都不够。常用的草药，都是我自己上山采的。柴胡、蒲公英、车前子，哪座山长什么药，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可苦归苦，累归累，那时候的乐，也是真真切切的。

咱乡下人实在。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能把心掏给你。谁家孩子病好了，大人领着孩子，拎一筐鸡蛋、一把青菜来看我。寒冬夜里出诊回来，乡亲们总给我端一碗热姜汤，再烧一盆炭火。有一回我发烧起不来床，屯子里的大娘大婶轮流来给我做饭、熬药，比自家亲人还亲。

最开心的，就是听见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看见病人退烧后睁开眼睛。那一刻，所有苦、所有累、所有委屈，全没了。被人需要、被人信任，比什么都强。

我当了三十年赤脚医生，没有编制，没有高工资，挣的是大队的工分。可我从来没后悔过。当年那些说闲话的人，后来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

现在日子好了，村里有了卫生室，有了年轻的医生。我的旧药箱早就不用了，可我舍不得扔。它陪着我走过了最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