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孩提时代就受着家庭传统教育薰陶，读书也是读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加之本人生性耿直，性情开朗，一生酷爱读书学习，喜欢关心和研究国家大事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及谈古论今。
对看不惯的事物，总是直抒胸臆，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不论是在学习会上或者在什么运动中，对领导、对同事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见到对党不利的人和事，敢于批评，敢于顶撞，无私无畏。虽襟怀坦荡，但言辞往往有些偏激，对当事者有些刺激，为某些心胸狭窄的领导所不容。
1959年元月底，由宜昌回来过春节，节后2月初去县委机关报到述职，并向有关职能部门交办在宜昌修铁路的一切手续。
关于我的工作，自从下放农场起已有两个年头了，工资还是在政法部门拿，但没有定位。县委领导知道我和政法部门领导的关系不太好，就把我调到县委组织部任支部教育工作组组长。组织部是县委的核心部门，支部教育工作是写党课、写模范党员材料，办区乡党训班等工作。县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如书记、县长等，对我比较了解，可能也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没有把我调到财贸部门，总算是在县委机关吧!于是我同意上班了。主要是在机关写写文章，其次是下区乡去上党课，办党训班。我们教育组有3人，文章也是轮流写，不捆在一个人身上，下乡去也是3人或2人一道去，有说有商量，工作比较顺利，在县委机关大院里人际关系也还可以，思想较为安定。
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之后，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开展起来，凡是持有与彭德怀相同观点的，说过类似的话，写过类似文章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凡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的通统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要受到揭发、批判。
一时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抓“小彭德怀”。当年的9、10月份，这股阴风很快刮到了沔阳，想整我而又无有“把柄”可抓的那些人高兴极了，认为这次是整叶某的好机会，因为这次运动不管你出身成份有多么好，只要跟彭德怀的问题能挂上钩就行了。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于是政法战线把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还有其他人)，向县委机关通气要求配合。
当时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等领导听到后很惊讶，说老叶是个很正派很有水平的同志，怎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
但是，经过整人者们无限上纲、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汇报，县委没有具体材料否定，就定下来，作为批判对象。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宁左勿右的日子里，有谁甘愿冒风险挺身出来说直话呢?
195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县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会上讲了庐山会议的情况，讲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材料，联系沔阳实际，揭露了沔阳县大大小小“彭德怀”，如在大会上首先揭发了一名县委副书记和两名部长以及县委机关的一些科级干部。
政法战线首先是我被指名道姓地抛出来，并上纲上线揭露了我的四种言论:
一是攻击“大跃进”。说大跃进是吹牛皮，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是发高烧说胡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全民大炼钢铁”砍伐树木搞土高炉是破坏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是劳民伤财，是瞎胡闹。说沔阳搞的什么“滚珠轴承化”、“木轨化”等完全是脑子发热，幼稚可笑，不知浪费了多少物资和钱财，百姓敢怒不敢言。二是攻击“人民公社”。毛主席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好”。可是叶某说：人民公社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不就是区委会加百分之十等于人民公社吗?就是原来的区改为公社后性质就起了变化，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可以向各大队提留生产总值10%作为人民公社公积金和公益金。其实这个公式我还是从文件上看到的，当时我还没有这样高度概括的水平，只不过是认为概括得十分准确而“鹦鹉学舌”罢了。 三是恶毒攻击总路线，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总路线好，什么东西买不到，糖果火柴都要票，百姓的肚子吃不饱。这时即便是县委首脑机关食堂每天早餐也是麸皮掺细米熬成的稀粥，那么，就别说其它小单位更不说老百姓了。但是，他们绝不允许别人说吃不饱，说了，就是对总路线、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以致形成人人说假话，不敢说真话，造成后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当时荆门、钟祥、京山三县是荆州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成为有名的“荆、钟、京事件”，县委书记都被撤职。
四是说内部肃反运动是犯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55年夏天沔阳首批内部肃反运动，就在当时沔阳中学(学生放了暑假)校园内集中开展，那时我在公安局任政保股副股长，也被抽调出来参加肃反专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