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的公交站雨搭
八十年代的东北矿区，通往镇上的柏油路坑坑洼洼。运煤卡车驶过，扬起漫天黑尘。路旁边，孤零零立着一个公交站雨搭——那是整个矿区通往外界的唯一一道门。
它简陋得不像话。四根锈透了的角钢焊成柱子，上面架几根铁梁，铺几片灰扑扑的石棉瓦，边角翘着，用细铁丝勉强捆住。没有墙，只有半人高的铁栏杆围着，里面焊一条长长的木板凳，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油亮。整个雨搭从顶到柱，都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煤黑。石棉瓦上裂着几道缝，漏下的雨痕在柱子上画出歪歪扭扭的黑线。铁皮站牌钉在柱子上，白漆掉了大半，“矿务局站”四个红字，勉强能认清。
就是这样一个破雨搭，装下了矿区人所有的出发和归来。
天刚蒙蒙亮，雨搭下就站满了人。下了夜班的矿工，脸上还带着没洗净的煤黑，安全帽扣在头上，矿灯别在腰上，怀里揣着刚买的热乎馒头，等着头班车去镇上倒火车。他们靠在柱子上打盹，嘴里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一团一团散开。背着军绿书包的孩子，攥着五分钱的车票，挤在大人中间叽叽喳喳。去镇上赶集的大娘们，胳膊上挎着竹篮，里面装着自家腌的咸菜、攒的鸡蛋，等着换点油盐酱醋。
矿区的雨，混着煤末子，又脏又急。雨点砸在石棉瓦上，噼里啪啦闷响。雨搭下瞬间挤满了人。不认识的挤在一起，你往我这边挪，我往你那边靠，没人嫌弃。有人掏出烟卷，给旁边递一根，火苗在雨幕里一闪，话匣子就开了——井下的活，家里的琐事，镇上的新鲜事。雨声噼啪响着，小小的雨搭下，谁也不觉得吵。
冬天是矿区最冷的时候。大烟炮刮起来，能把人吹个跟头。等车的人缩着脖子跺着脚，把手揣在袖筒里，挤在雨搭下互相靠着取暖。有人从怀里摸出酒壶，抿一口，再递给旁边的人。一口烈酒下去，浑身都热乎了。雪落在石棉瓦上，积成厚厚一层，压得雨搭吱吱响。檐下挂着一排冰溜子，长的能拖到地上。孩子们等车的时候，就掰下冰溜子互相扔着玩，笑声把雪都震散了。
我最难忘的，是那年冬天送父亲出差。天还没亮，我和母亲陪父亲走到公交站。雨搭下空空的，只有寒风在耳边刮。父亲背着帆布包，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反复叮嘱我要听话。班车远远开过来，车灯刺破了黑暗。父亲上车前，摸了摸我的头，转身跳上去。我和母亲站在雨搭下，看着班车越开越远，直到被煤尘吞掉。母亲的手冰凉，却一直攥着我。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这个破铁雨搭，原来也会替人舍不得。
雨搭也是矿区的广播站。谁家来了亲戚，谁考上了大学，谁调去了城里，最先都是在雨搭下传开的。等车的间隙，你一言我一语，家长里短都在那一点空档里流。看自行车的大爷，永远坐在雨搭的角落，身边摆一个搪瓷缸子。谁的自行车没气了，他拿出打气筒；谁的车票丢了，他帮着四处问。他说，这个雨搭，就是矿区的大门，得守好。
后来矿区通了新公路，有了更漂亮的公交站——不锈钢站牌，玻璃候车亭。那个老旧的石棉瓦雨搭被拆了，当废铁卖了。新站台亮堂又干净，可再也见不到挤在一起取暖、一起唠嗑的光景了。
如今每次回矿区，我都会走到当年那个位置。那里早已是商铺，找不到半点雨搭的痕迹。可我总会想起它——石棉瓦上噼里啪啦的雨声，等车人缩着脖子跺脚的样子，父亲上车前那只手落在我头顶的重量。
那个破雨搭，像矿区的旧门牌，钉在八十年代的风里。它不结实，可该挡的都挡住了。煤尘，风雪，离别的冷，等车的慌。它陪着一代人，一趟一趟，从黑走到亮。偶尔想起来，心里还会热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