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煤白汽里的日子

文/墨涵

东北矿区那会儿，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井架上的冰溜子断了的声儿，“咔”——跟骨头折了似的。

矿区的天亮得慢。最先醒的永远是那架老井架。钢梁上的锈，裹着一层一层的冰溜子，风一吹，冰碴子掉在煤堆上，跟黑灰搅一块儿。你看不出哪是煤哪是冰。时间久了，自己也分不清。

天还没亮透，矿灯就先亮了。几十盏黄光晃来晃去，像低空飞的萤火虫。一个老矿工走在最前头，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胶靴上糊着干煤泥。他叫王德才，井下干了二十来年。他跟旁边的小子说：“跟紧了，底下黑得跟你闭了眼似的。”

他们就那么顺着铁梯子往下走。那口井，像大地张着嘴。吞进去一天的力气，吐出来的，是整座城过冬的热乎气。

井下是真黑。黑得呛人。煤尘浓得跟雾似的，矿灯也就照个三几米远。风镐“突突突”震得手心发麻，煤块哗啦啦往下掉，砸在靴子上，生疼。空气里有铁锈味、土腥味、汗味，混在一块儿，说不清。

王德才让徒弟把手贴在煤壁上。“凉的吧？”徒弟点头。“哪天摸着热乎了，赶紧跑。”他没多解释，徒弟后来才知道，那是透水的前兆。

矿灯房的老太太说，她每天发灯，都记着谁没回来还灯。有一回，一排灯空了一整夜。

井架边上，蒸汽火车头每天清早五点拉笛。那声儿不是“呜”一下就完了——先是低沉的，跟老牛憋了口气似的，然后猛然拔高，撕开冻透了的空气，震得家属房的窗户纸都哆嗦。

白汽裹着黑烟漫过来，晾衣绳上刚洗的白被单，转眼就灰了一层。烟囱里喷火星子，星星点点的，像冬天里撒了一把烧红的碎铁。车轮碾铁轨，“哐当哐当”，震得旧电线杆也跟着嗡嗡。

开火车的姓赵，大伙儿叫他赵大闸，因为他攥闸把攥得死。脸上让煤灰蹭得花一道白一道，棉手套磨出了洞。他跑了二十多年，闭眼都知道铁轨哪个弯儿在哪。有人问他闷不闷，他咧嘴，一口黄牙：“闷啥？我拉的可是全城的热乎气儿。”

放学的孩子追着火车跑，捡车皮缝里漏出来的煤块。有个叫刘铁蛋的，为抢一块海碗大的煤，棉裤膝盖磨了个窟窿，回家挨了一顿笤帚疙瘩。晚上他趴炕头嘿嘿乐——那块煤扔炉子里，火苗蹿得老高，屋里热得像夏天。

太阳一下山，卷扬机就“吱呀吱呀”转起来，钢缆绷得紧紧的。第一个矿工从罐笼里探出头来的时候，你认不出他是个人——脸上、脖子上、手上全是黑的，就眼白和牙是白的。耳朵眼里都是黑。他们一个接一个爬出来，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黑泥人。有人吐口黑痰，雪地上砸个小坑；有人摘了安全帽，头发湿得跟刚从河里捞出来一样。

没人急着回家。他们都往澡堂子走。

那澡堂子，大概是全中国最脏、最破、但也是最暖和的澡堂了。

门一推开，白汽“呼”地糊你一脸。热浪裹着肥皂味、汗味、煤面子味，就这么扑过来。墙上的瓷砖让热气熏得发潮，水珠顺着墙淌。池子里的水是黑的，冒着泡，已经泡了好几个人。他们光着膀子，靠在池壁上，就露出一个个黑脑袋和排骨。

脱了衣服，你能看见那些身上的疤。肩膀上是被风镐磨出来的茧子，硬邦邦的；后背上是被煤块砸出来的印子，大大小小，歪歪扭扭。有个叫孙大膀子的，左肩胛骨下面一道十二公分长的疤，三年前冒顶砸的，差两公分就废了。他一边搓澡一边哼二人转《小拜年》，调跑得找不着北，也没人笑话他。

“老张，今儿掌子面咋样？”

“顶板碎，吓尿了，真事儿。”

“你尿你的，我那个工作面瓦斯探了三回——”

他们互相搓背。搓下来的黑条顺水淌，池子里的水从浅灰变成深灰，最后跟墨汁似的。有人叼根烟，眯缝着眼靠着墙，让蒸汽熏得脸通红，说话都带上了懒洋洋的尾音。

澡堂外头，晾衣绳上挂满了刚洗的工作服。黑布让水泡得死沉，一滴一滴往下坠。水珠砸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像那些年说不出嘴的累，总得有个地方落下去。

从澡堂子出来，天擦黑了。矿工们换上干净的蓝工作服，头发还滴水，手里拎着网兜装的脏衣裳，三三两两往家属区走。风卷着煤烟味过来，可吹不散他们身上那股肥皂味——那是这一天里头，最清爽的时候了。

家属区的平房连成一片，烟囱都冒着烟。谁家炖了酸菜，味道飘出来，混着玉米面窝头的甜气，勾得人肚子咕咕叫。孩子们早扒在门口等着了，瞅见爸爸的身影，跟小炮弹似的冲过去，拽着衣角往屋里拖。妈妈们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把热好的烧酒倒进粗瓷碗里，再端上一盘油滋滋的炒花生米。一天的乏，就在这一口酒一口菜里头，慢慢化了。

炕头烧得滚烫，脱了鞋往上一坐，浑身的骨头都酥了。男人们盘腿坐着，聊井下的事——今儿哪个掌子面出了好煤，谁又差点让掉下来的矸石砸着。轻描淡写的口气，听的人心里一紧。女人们坐在炕沿纳鞋底，时不时插句嘴：“明儿下井，小心点。”孩子们满地跑，把爸爸带回来的糖块藏枕头底下，那是他们一天里头最甜的盼头。

夜里，矿区并不安静。老井口的卷扬机还在转，夜班的又下去了。蒸汽火车头的汽笛，隔一会儿就远远传来，“呜——”一声，划拉一下夜空，震得窗户纸嗡嗡响。大澡堂子的灯也还亮着，等着下夜班的人来洗掉一层黑。那盏昏黄的灯，就那么一直亮着，像一只眼睛，守着矿区的深夜，也守着那些在黑地里干活的人。

我小时候，最爱跟着爸爸去澡堂子。他把我举过头顶，放进温乎的池子里，用那只糙得拉手的大巴掌给我搓背，搓得我嗷嗷叫。澡堂子里的叔叔们都爱逗我，往我脸上抹肥皂泡，然后嘎嘎乐。洗完出来，爸爸给我买一根冰棍。我坐他自行车后座上，啃着冰棍，看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风里有煤烟味，也有青草味。那时候觉着，矿区的天永远是灰的，可日子过得挺热乎。

后来我长大了，走了。再回去时，老井口已经封死了，上头长满了草。蒸汽火车头静静地停在博物馆里，身上的锈又厚了一层。大澡堂子也拆了，盖成了新楼。家属区的平房大多空了，年轻人都走了，就剩些老人，还在这儿守着。

可每回闻到煤烟味，听见火车的汽笛声，我还是会想起那些日子。老井架的影子，冒着白汽的车头，澡堂子里蒸起来的热气，还有那些脸被煤灰糊得黢黑、笑起来露出白牙的人。他们那会儿，就像地底下的煤——不吭声，可烧起来是真热乎。

日子苦是苦，可那股劲儿，是真的。人也不起眼，可活得结实。他们用自己的手，挖出了一个时代的暖气，也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那些关于老井口、火车头和澡堂子的记忆，我不想拿什么“宝藏”去说。它就是长在骨头里的东西，不用翻，也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