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煤白汽里的日子
文/墨涵
东北矿区那会儿,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井架上的冰溜子断了的声儿,“咔”——跟骨头折了似的。
矿区的天亮得慢。最先醒的永远是那架老井架。钢梁上的锈,裹着一层一层的冰溜子,风一吹,冰碴子掉在煤堆上,跟黑灰搅一块儿。你看不出哪是煤哪是冰。时间久了,自己也分不清。
天还没亮透,矿灯就先亮了。几十盏黄光晃来晃去,像低空飞的萤火虫。一个老矿工走在最前头,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胶靴上糊着干煤泥。他叫王德才,井下干了二十来年。他跟旁边的小子说:“跟紧了,底下黑得跟你闭了眼似的。”
他们就那么顺着铁梯子往下走。那口井,像大地张着嘴。吞进去一天的力气,吐出来的,是整座城过冬的热乎气。
井下是真黑。黑得呛人。煤尘浓得跟雾似的,矿灯也就照个三几米远。风镐“突突突”震得手心发麻,煤块哗啦啦往下掉,砸在靴子上,生疼。空气里有铁锈味、土腥味、汗味,混在一块儿,说不清。
王德才让徒弟把手贴在煤壁上。“凉的吧?”徒弟点头。“哪天摸着热乎了,赶紧跑。”他没多解释,徒弟后来才知道,那是透水的前兆。
矿灯房的老太太说,她每天发灯,都记着谁没回来还灯。有一回,一排灯空了一整夜。
井架边上,蒸汽火车头每天清早五点拉笛。那声儿不是“呜”一下就完了——先是低沉的,跟老牛憋了口气似的,然后猛然拔高,撕开冻透了的空气,震得家属房的窗户纸都哆嗦。
白汽裹着黑烟漫过来,晾衣绳上刚洗的白被单,转眼就灰了一层。烟囱里喷火星子,星星点点的,像冬天里撒了一把烧红的碎铁。车轮碾铁轨,“哐当哐当”,震得旧电线杆也跟着嗡嗡。
开火车的姓赵,大伙儿叫他赵大闸,因为他攥闸把攥得死。脸上让煤灰蹭得花一道白一道,棉手套磨出了洞。他跑了二十多年,闭眼都知道铁轨哪个弯儿在哪。有人问他闷不闷,他咧嘴,一口黄牙:“闷啥?我拉的可是全城的热乎气儿。”
放学的孩子追着火车跑,捡车皮缝里漏出来的煤块。有个叫刘铁蛋的,为抢一块海碗大的煤,棉裤膝盖磨了个窟窿,回家挨了一顿笤帚疙瘩。晚上他趴炕头嘿嘿乐——那块煤扔炉子里,火苗蹿得老高,屋里热得像夏天。
太阳一下山,卷扬机就“吱呀吱呀”转起来,钢缆绷得紧紧的。第一个矿工从罐笼里探出头来的时候,你认不出他是个人——脸上、脖子上、手上全是黑的,就眼白和牙是白的。耳朵眼里都是黑。他们一个接一个爬出来,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黑泥人。有人吐口黑痰,雪地上砸个小坑;有人摘了安全帽,头发湿得跟刚从河里捞出来一样。
没人急着回家。他们都往澡堂子走。
那澡堂子,大概是全中国最脏、最破、但也是最暖和的澡堂了。
门一推开,白汽“呼”地糊你一脸。热浪裹着肥皂味、汗味、煤面子味,就这么扑过来。墙上的瓷砖让热气熏得发潮,水珠顺着墙淌。池子里的水是黑的,冒着泡,已经泡了好几个人。他们光着膀子,靠在池壁上,就露出一个个黑脑袋和排骨。
脱了衣服,你能看见那些身上的疤。肩膀上是被风镐磨出来的茧子,硬邦邦的;后背上是被煤块砸出来的印子,大大小小,歪歪扭扭。有个叫孙大膀子的,左肩胛骨下面一道十二公分长的疤,三年前冒顶砸的,差两公分就废了。他一边搓澡一边哼二人转《小拜年》,调跑得找不着北,也没人笑话他。
“老张,今儿掌子面咋样?”
“顶板碎,吓尿了,真事儿。”
“你尿你的,我那个工作面瓦斯探了三回——”
他们互相搓背。搓下来的黑条顺水淌,池子里的水从浅灰变成深灰,最后跟墨汁似的。有人叼根烟,眯缝着眼靠着墙,让蒸汽熏得脸通红,说话都带上了懒洋洋的尾音。
澡堂外头,晾衣绳上挂满了刚洗的工作服。黑布让水泡得死沉,一滴一滴往下坠。水珠砸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像那些年说不出嘴的累,总得有个地方落下去。
从澡堂子出来,天擦黑了。矿工们换上干净的蓝工作服,头发还滴水,手里拎着网兜装的脏衣裳,三三两两往家属区走。风卷着煤烟味过来,可吹不散他们身上那股肥皂味——那是这一天里头,最清爽的时候了。
家属区的平房连成一片,烟囱都冒着烟。谁家炖了酸菜,味道飘出来,混着玉米面窝头的甜气,勾得人肚子咕咕叫。孩子们早扒在门口等着了,瞅见爸爸的身影,跟小炮弹似的冲过去,拽着衣角往屋里拖。妈妈们系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把热好的烧酒倒进粗瓷碗里,再端上一盘油滋滋的炒花生米。一天的乏,就在这一口酒一口菜里头,慢慢化了。
炕头烧得滚烫,脱了鞋往上一坐,浑身的骨头都酥了。男人们盘腿坐着,聊井下的事——今儿哪个掌子面出了好煤,谁又差点让掉下来的矸石砸着。轻描淡写的口气,听的人心里一紧。女人们坐在炕沿纳鞋底,时不时插句嘴:“明儿下井,小心点。”孩子们满地跑,把爸爸带回来的糖块藏枕头底下,那是他们一天里头最甜的盼头。
夜里,矿区并不安静。老井口的卷扬机还在转,夜班的又下去了。蒸汽火车头的汽笛,隔一会儿就远远传来,“呜——”一声,划拉一下夜空,震得窗户纸嗡嗡响。大澡堂子的灯也还亮着,等着下夜班的人来洗掉一层黑。那盏昏黄的灯,就那么一直亮着,像一只眼睛,守着矿区的深夜,也守着那些在黑地里干活的人。
我小时候,最爱跟着爸爸去澡堂子。他把我举过头顶,放进温乎的池子里,用那只糙得拉手的大巴掌给我搓背,搓得我嗷嗷叫。澡堂子里的叔叔们都爱逗我,往我脸上抹肥皂泡,然后嘎嘎乐。洗完出来,爸爸给我买一根冰棍。我坐他自行车后座上,啃着冰棍,看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风里有煤烟味,也有青草味。那时候觉着,矿区的天永远是灰的,可日子过得挺热乎。
后来我长大了,走了。再回去时,老井口已经封死了,上头长满了草。蒸汽火车头静静地停在博物馆里,身上的锈又厚了一层。大澡堂子也拆了,盖成了新楼。家属区的平房大多空了,年轻人都走了,就剩些老人,还在这儿守着。
可每回闻到煤烟味,听见火车的汽笛声,我还是会想起那些日子。老井架的影子,冒着白汽的车头,澡堂子里蒸起来的热气,还有那些脸被煤灰糊得黢黑、笑起来露出白牙的人。他们那会儿,就像地底下的煤——不吭声,可烧起来是真热乎。
日子苦是苦,可那股劲儿,是真的。人也不起眼,可活得结实。他们用自己的手,挖出了一个时代的暖气,也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那些关于老井口、火车头和澡堂子的记忆,我不想拿什么“宝藏”去说。它就是长在骨头里的东西,不用翻,也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