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的风情 军营的吟唱：军旅作家
王宽鹏上校《浅墨文集》的艺术特征
摘要：王宽鹏上校的《浅墨文集》是一部融合黄土高原乡土情怀与西北军营戍边记忆的军旅散文集。
我想从军旅生活的文学书写、军事文学的建构贡献、作者身份的自我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的表达以及对红色文化的思考与贡献五个维度，系统分析该文集的艺术特征。
我认为，《浅墨文集》以“纪实散文”为主体文体，以“真情”为美学底色，以“史料+感悟”为叙事策略，在乡土中国与军旅中国的交汇处，完成了一位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军官的精神史诗书写。作品既是对个体生命的深度凝视，也是对一代军人集体记忆的文学铭刻，在当下军旅文学版图中具有独特的标本意义。
关键词：《浅墨文集》；王宽鹏；军旅文学；身份塑造；地域文化；红色叙事
一、引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军旅文学始终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从刘白羽、魏巍到徐怀中、朱苏进，几代军旅作家以笔墨记录着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与军人的精神世界。然而，长期以来，军旅文学的聚光灯更多投向将帅传奇和重大战役，那些默默戍守在边关大漠、用青春丈量国土的普通官兵，往往只在宏大的叙事缝隙中被一笔带过。
王宽鹏上校的《浅墨文集》正是对这一“缺席”的有力回应。这部约40万字的散文集，收录了作者从军三十载乃至退休后创作的百余篇作品，分为《亲情篇》《乡情篇》《军旅篇》《红色篇》及《人生感悟》五个核心板块。正如雷雨少将在序言中所言：“欲成大树，必固其本”——这“本”既是黄土高原赋予的生命根脉，也是军旅生涯锻造的精神骨骼。
因此，我试从文学书写、军事文学建构、身份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红色文化贡献五个维度，对《浅墨文集》的艺术特征进行系统阐释，揭示其在军旅文学谱系中的独特价值。
二、真情实录：军旅生活的文学书写
（一）纪实底色与散文文体选择
《浅墨文集》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在于对“纪实”文体的自觉坚守。王宽鹏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发端于新闻报道员岗位，这种职业训练赋予他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不虚构、不煽情、不浮夸，以事实为筋骨，以细节为血肉。
文集中的军旅篇章，如《我的延安我的营》《我的戈壁我的团》《我的兰州我的团》《心中永远的守备团》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坐标体系。延安、戈壁、兰州——这些不仅是驻地的地名，更是作者生命年轮的精神刻度。每一篇作品都以具体的军旅空间为原点，延展出人物群像、事件脉络和情感光谱。这种以地理为经、以时间为纬的叙事结构，使作品具备了“个人编年史”的厚重质地。
刘钰大校的评价切中肯綮：“该书记录的是军人的乡情，军人的奋斗与坚韧”。这种“记录”意识，使《浅墨文集》区别于纯粹的抒情散文，而呈现出“非虚构写作”的纪实力量。
（二）细节的力量：于细微处见精神
优秀的军旅书写，从不依赖宏大的战争场面来获取感染力。王宽鹏深谙此道。在《为当兵我改了名字》《我的新闻跋涉之路》等篇章中，他用质朴的文字还原了一个农家子弟参军之初的种种细节：对前途的迷茫、对写作的执拗、对报纸“报缝”里每一条“火柴盒”稿件的珍视。
雷雨少将在序中回忆了一个生动的细节：宽鹏在《育才报》学习期间，起初一个多月的稿件都刊登在报缝里，团领导起初表扬，后来“不满意了，提出要让他往正版突围”。这一细节既是个人成长史的幽默注脚，也是那一代基层报道员共同经历的缩影。王宽鹏以“自嘲”而非“自矜”的态度书写这些往事，恰恰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旷达。
（三）日常与非常：和平年代军人的精神肖像
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缺少炮火硝烟的戏剧性，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淬炼着真正的军人品格。《浅墨文集》中的军旅书写，大量着墨于“日常”：琐碎的收发稿件、繁重的抄写任务、戈壁滩上的孤独守望。然而，正是在这些“非常”的日常中，作者提炼出军人的精神本质——忠诚、坚韧、尽职、包容。
“路，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相互扶持，跋涉得更远；事，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能彼此互补，久久为功。”这种朴素的人生感悟，恰恰是和平年代军旅生活的精神结晶。王宽鹏以“在场者”的视角，为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留下了一份真实可感的精神档案。
三、个体与集体：军事文学的建构贡献
（一）军旅文学谱系中的“下士叙事”
以往军旅文学，以“将军叙事”和“英雄叙事”为主流。《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作品固然精彩，但普通士兵的日常经验、成长轨迹、内心波澜，往往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王宽鹏的《浅墨文集》提供了一种稀缺的叙事视角——“下士叙事”。
从战士到新闻报道员，从志愿兵到军官，从干事到团政委——王宽鹏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士兵突击”。他以亲历者的身份，书写了军队人才选拔机制下普通人的奋斗可能。《我这六十年》作为文集的“压轴”之作，以时间线索串联起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抉择与坚持。这种书写，对于广大基层官兵具有重要的精神激励意义：英雄不问出处，奋斗改变命运。
（二）纪实散文与军事历史书写的互文
值得关注的是，《浅墨文集》并非单纯的情感抒发，其中包含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硬核”内容。《红色篇》收录了《我军发展的光辉历程》《毛泽东与洛川会议》《李克农与洛川会谈》《“无名英雄”毛培春》《铁碌碡与洛川机场》《西路军祭》等一系列党史军史研究文章。王宽鹏作为“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使这些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
这种“散文+史料”的复合文体形态，构成了《浅墨文集》独特的学术价值。一方面，作者以散文的笔触增强了历史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他以军史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严肃考证和真实再现”。这种互文性写作，拓展了军旅文学的题材边界与表达空间。
（三）口述史意识与集体记忆的保存
《浅墨文集》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篇章——《向洛川籍参战老兵致敬》。王宽鹏没有将笔触局限于自身经历，而是以采访者的姿态，记录同乡参战老兵的故事。这种写作姿态呈现出鲜明的“口述史”意识：以自己的笔，为那些不善言辞的战友“代笔”，将他们的记忆打捞、整理、固化。
孙建民在评论中指出，该书“具有巨大的思想性、哲理性、史料性、现实性、针对性”。这种史料性，正源于作者对集体记忆的自觉保存。在个体记忆迅速湮灭的时代，《浅墨文集》以文字为媒介，为一群人的青春、一代军人的奉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四、从士兵到上校：身份塑造的叙事策略
（一）成长叙事的内在逻辑
《浅墨文集》实质上是一部“成长小说”的散文版。王宽鹏通过散点透视的篇章结构，完成了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完整叙事。这一叙事的内在逻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根脉、淬炼、反哺。
“根脉”在《亲情篇》与《乡情篇》中得到充分展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哥哥弟弟、姐夫姐姐——王宽鹏以近乎“族谱式”的书写，确认自己的血缘谱系与文化根脉。《我的父亲我叫伯》《母亲娘家纪事》等篇章中的方言表达，更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的“在地性”。
“淬炼”在《军旅篇》中展开。从延安到戈壁，从戈壁到兰州，从士兵到团政委，每一步都是对既有自我的超越。王宽鹏书写这些经历时，始终保持一种可贵的谦逊——“感恩”是其叙事的核心情感基调。他反复强调自己“一路上遇到的都是贵人”，将个人的成功归因于组织的培养与战友的帮助。
“反哺”则体现在退休后的创作转向。《浅墨文集》的出版本身，就是一次对故乡、对部队、对亲友的精神回馈。正如作者自述，该书是“向培养自己成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家乡父老乡亲的思想、业绩和心路历程的综合汇报”。
（二）双重身份的对话与融合
《浅墨文集》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身份的对话：作为“儿子”的乡土身份与作为“军人”的国家身份。这两种身份在作者的叙事中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
乡土赋予王宽鹏的品质——忠厚、踏实、知足、感恩——恰恰是优秀军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色。雷雨少将在序言中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点：“宽鹏是位忠诚宽厚之人——这个特质贯穿他的大半生”。同时，军旅生涯又反哺了作者的乡土情怀——当他以军人的标准回望故乡时，对那片黄土地的理解便多了一份家国同构的深刻。
这种双重身份的对话，在《故乡情深》《心灵的港湾是故乡》《大美洛川我的家》等篇章中尤为明显。故乡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洛川县罗村，而成为精神上的“原乡”与价值上的“锚点”。
（三）“我”与“我们”：个人叙事中的普遍性
优秀的个人叙事，从来不是孤立的自我欣赏，而是通过“我”的独特性抵达“我们”的普遍性。《浅墨文集》的感染力，正源于王宽鹏在书写个人命运时，同时完成了对一代人集体命运的书写。
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60后”军人，那些在“两用人才培养”政策下改变命运的基层官兵，那些将青春献给戈壁却鲜少被书写的普通军官——他们的故事，在《浅墨文集》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王宽鹏的幸运在于，他以笔为旗，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同一代人留下了集体肖像。
、黄土情深：多彩文字与地域文化认同
（一）方言的使用与叙事风格
在《浅墨文集》的行文中，不时闪现的陕西方言词汇，成为标识作者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我的父亲我叫伯》这一标题本身就极具地域特色——洛川方言中称父亲为“伯”，这一称呼凝聚着特定的家庭情感与文化记忆。
王宽鹏的语言风格整体上呈现出“质朴中见细腻，平实中含深情”的特征。他极少使用华丽辞藻，而是以短句、白描、口语化的表达，营造出一种“拉家常”式的叙事氛围。这种风格与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域性格高度同构——厚重、实在、不事浮华。
赵定康大校在主持分享会时，对作者语言风格的评价颇为精准：文字犀利又真挚，读来既有强烈的现场感，又能让人深切感受到文字的感染力。
（二）“红色洛川”与地域文化的精神底色
洛川县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著名的“洛川会议”即在此召开。王宽鹏在《红色篇》中，以大量篇幅书写洛川的红色历史：《毛泽东与洛川会议》《洛川新政权建立之初在罗村》《将星光芒照家乡》等。这些作品不仅是地方革命史的文学化呈现，更是作者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表达。
“洛川”在《浅墨文集》中，既是地理故乡，也是精神高地。王宽鹏通过对红色历史的钩沉与书写，完成了一次对故乡文化根脉的深度辨认。他在书写中确认：自己不仅是黄土地的儿子，更是红色革命精神的后裔。这种双重认同，使《浅墨文集》呈现出超越个人抒怀的精神纵深感。
（三）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书写
《浅墨文集》中的乡情篇章，还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变迁的深刻思考。《难忘安民沟》《先祖与石家庄土桥》《老院往事》《记忆中的车王中学》《远去的银川河》等作品，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土中国”浮世绘。
在这些作品中，王宽鹏以深情的笔触记录正在消逝的乡村景观与传统生活方式。“远去的”不仅是银川河，更是一种与土地血肉相连的生活方式。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伤感的怀旧，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姿态接受这种变迁，并在书写中为消逝的一切留下文学的档案。这种姿态，使《浅墨文集》的乡情书写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
六、精神寻根：红色文化的深度思考与贡献
（一）红色文化的个人化转译
《浅墨文集》的《红色篇》并非党史军史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宏大历史与个人生命史进行有机联结。王宽鹏对西路军历史、洛川会议、兰州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始终带着一种“作为后来者”的敬畏与传承意识。
这种“个人化转译”的经典范例，体现在《西路军祭》《西路军精神永载史册》等篇章中。作者不仅考证史实，更追问精神的延续——西路军的悲壮与坚韧，与当代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品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精神血缘？通过这种追问，《浅墨文集》将红色文化从教科书式的宣教，转化为可感、可触、可传承的精神资源。
（二）军魂意识的当代赓续
作为一部军旅作家的作品集，《浅墨文集》对红色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对“军魂”意识的当代阐释。王宽鹏以自身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为证，说明了红色基因如何在和平年代赓续不绝。
从入伍之初的懵懂青年，到退休后依然“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和勤奋的笔触”，王宽鹏的精神成长轨迹，本身就是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动教材。他在《军人的本色》《永远跟党走》等篇章中，以真诚的态度阐发了对信仰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植根于每一段经历、每一次抉择的生命体悟。
（三）南泥湾精神与新时代的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王宽鹏退休后担任“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浅墨文集》中收录的《从南泥湾精神中汲取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一文，体现了作者对红色文化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南泥湾精神的核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王宽鹏将其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命题相连接，显示出红色文化研究的当代关怀。这种连接不是牵强的比附，而是基于作者对军旅生涯与时代发展的深刻理解。《浅墨文集》在红色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的贡献，正在于这种“让历史照进现实”的阐释自觉。
我认为：《浅墨文集》是一部难以用单一文体概念定义的作品集。它是散文集，却承载着史书的厚重；它是个人回忆录，却折射出时代的光谱；它是军旅文学，却饱含着乡土的温情。
王宽鹏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本分”——不炫技、不虚饰、不迎合。他始终以一种“记录者”的姿态，将自己六十年的生命历程、三十年的军旅生涯、四十年的写作实践，凝聚于40万字的篇幅之中。这种“本分”的写作，恰是当下文学场域中稀缺的品质。
雨少将在序言中写道：“欲成大树，必固其本。这个本就是心存良善，忠厚做人，真诚坦荡，砥砺前行。”这既是王宽鹏的人生写照，也是《浅墨文集》的精神内核。这部作品集的问世，不仅为军旅文学宝库增添了鲜活内容，更为我们理解“平凡中的伟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文本——它告诉我们：英雄未必都要横刀立马，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住初心、写出真情，同样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精神高度。
《浅墨文集》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军旅作家对写作的虔诚、对军旅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对历史的敬畏。在信息碎片化、阅读快餐化的时代，这样一部“慢工出细活”的厚重之作，值得每一位关心军旅文学、关心乡土中国、关心红色文化传承的读者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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