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根脉里的秦文化
——一场秦韵的精神回溯《乐人》世界
郑曼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乐人》的作者，更是深受咸阳地域文化滋养的写作者。咸阳，这片被称为“中国第一帝都”的古老土地，不仅是秦汉文化的发祥地，更是我全部灵感的源泉。
刚才听了张云老师讲《红楼梦》的格调高度，我深受触动。张云老师从一座更辽远的文学高峰上，为我们带来了俯瞰古今的视角。而我想带大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动作——俯下身去，把耳朵贴近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
如果说秦文化是关中黄土地里深埋的千年根脉，那么秦腔，就是这方水土上最滚烫、最苍凉的灵魂回响。
《乐人》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本书——它是我写给家乡父老的告白，向那些在黄土地上用大秦之音滋养灵魂的民间艺人致敬。今天，我们一起聊聊这本书，聊聊“乐人”，也更想追问：时代巨变中，秦腔般粗犷、弦板般细腻的文化根脉，将流向何方？
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一个骨血丰满的秦腔世界。
在我心里，那里的唢呐声，不是乐音——是庄稼人对天地的一声喊。板胡的弦呢，也不是什么丝竹雅乐，那就是乐人手掌上磨出来的老茧，是他们一辈子的命数。
从我想写这本书开始，到一次次下乡采风，我就追着那些在红白喜事上跑、在乡野戏台上守的乐人们，一笔一笔记下他们的故事。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吹着秦腔的调子，唱着关中的老词，可就在时代这个大变局里，他们活成了一座座不倒的碑。
秦腔不是博物馆里摆着的文物。它是乐人口里吼出来的血性，是秦文化在民间最本真的呼吸。可问题是，这一声声高亢的嘶吼，正被这个越来越热闹的时代，一点点淹掉。非遗传承难在哪儿？难的不光是技艺，更是那一方水土还能不能长出听它的耳朵。
我觉得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自己的乡土。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乐人》的世界，去听听那从黄土地深处传来的唢呐声——也听一听，那一声唢呐，到底还能响多久。
好，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对话。
1. 一个无人触碰的题材：他们是谁？
“乐人”，是我们关中对活跃在乡村红白喜事上、那些吹拉弹唱、以乐为生的民间艺人的统称。他们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乐户”。那是一种特定的古代户籍制度，乐人们世代为官府服役，在严苛的夹缝中传承着技艺。到了唐代，西域音乐东渐，为我们这片土地的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奠定了今天秦腔、眉户等戏曲的基础。
可以说，音乐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民间音乐流变史。他们为百姓的人生礼仪（婚丧嫁娶）提供着慰藉人心的音乐，是我们陕西戏曲秦腔最坚韧的根脉。但遗憾的是，在文学史上，这是一个极少被书写的角落。而我，因着家庭的特殊缘分，成为了一个“闯入者”。
2. 我为什么写他们？—一个关于父亲与逃离的故事
我写《乐人》，源于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位从专业剧团漂泊至乡村四十余载的乐人。
记忆中，我从四五岁起，就被父亲带着穿梭于各种戏曲舞台。我总坐在他乐队的板胡盒子上，听着那些如今看来无比古老的秦腔曲牌。十岁那年，父亲去了戏校任教，怀着一丝“女承父业”的念想，把我带了去。在那里，我开始了“魔鬼训练”：清晨五点半练声，然后是两小时基本功，接着是文化课，最后还要在父亲的严厉呵斥下练习二胡。
终于，在一次因错音被打手指后，我爆发出所有的委屈：“我要回家！我讨厌秦腔，太难听了！”
就这样，我逃离了。此后三十多年，我再没摸过父亲的二胡，一听秦腔就掉头走开。我以为，此生与它再无交集。
然而，命运是个圆。随着年龄增长，我不断听到父亲那些老友的境遇：有人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却因突发脑梗，再也拉不了二胡；有人为了生计，从木偶剧团去了工地，做了月嫂；更多人，依旧艰难地穿梭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上，用微薄的收入坚守着快要失传的曲牌。
父亲常感慨：“当年多亏你没学，否则现在也在四处讨生活。”但正是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那些和我父亲一样的底层乐人，他们被命运抛向最贫瘠的土壤，灵魂拖着沉重的翅膀飞翔，却依旧沉浸在“喜怒哀乐”的旋律里过生活。他们经历着戏曲从繁荣到低谷，经历了罕见的衰落，却依然热爱着那份文化信仰。
终于，在一位身患绝症的叔叔拉着我的手，希望看到这部作品被完成时，我骨子里的记忆被唤醒了。我在书房里循环播放秦腔曲牌，那苍凉悲壮的板胡声响起时，我泪流满面。三十多年没张口的唱词，竟然清晰地从我喉咙里“吼”了出来。那一刻我明白，藏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到了时候，它会自己出来唤醒你。
3. 他们的坚守与批判：一部乡村乐人的“命运交响曲”
《乐人》书中，我写了几代人的故事。他们的核心，是四种“坚守”与“批判”：
对道德底线的坚守： 关仕林、米前进这些老艺人，教徒弟从不谈钱，他们的信条是“人不能太自私”，家长把孩子交给咱，咱就得负责。他们获得的，是学生在舞台上的出类拔萃，这是一种信仰。
对人格底线的坚守： 陡自立面对市场逐利的诱惑，宁愿守着县剧团冷落的“戏箱子”，也不愿随波逐流演低俗节目。相比之下，他的妻子王采儿因迷失自我，最终沦为乞丐。这是对人性真美的呼唤。
对人文情怀的坚守： 这些底层乐人，时刻将自己的悲欢与国家命运相连。1998年抗洪，有乐人的孩子牺牲在前线；2008年汶川地震，有乐人的后代为灾区送去“油泼面”，被称为“扯面哥”。他们谱写了平凡人的生命豪歌。
对精神污秽的批判： 书中那些因理念不同而死在风雪里的母亲、沦为“哭灵者”的歌者，都表达了我对精神文明的忧思。但幸运的是，书的结尾有希望——乐人的后代们，接过了父辈的技艺，更赓续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红楼·格调——从非遗到东方美学的升华
如果说《乐人》是微观的、黄土的、底层的，那么今天讲座的副标题“秦文化的根脉与东方美学的格调”，则是宏观的、诗意的、高雅的。这二者如何连接？
1. 乐音里的“苦音”与“欢音”：秦人的生命美学
我们关中的音乐，无论是秦腔还是唢呐曲牌，都分为“苦音”和“欢音”。欢音明亮刚劲，用于喜庆；苦音委婉悲愤，适用于悲伤。这种“一音之转，悲喜立变”的独特调式，正是秦人性格的写照：豪放中有细腻，豁达中有悲怆。
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曾在1934年的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中，写下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把《乐人》中那些平凡的生命——那些被遗忘在黄土地上、用唢呐和板胡为百姓安魂的乐人们——视作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他们的音乐，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而是与命运抗争的呐喊，是在苦难中舔舐伤口的慰藉。这恰恰构成了我们东方美学中最深沉的力量：“将人生的苦痛化为艺术的壮美。”
2. 从唢呐到《红楼》：艺术是相通的
我曾带领吕海东等非遗传承人的故事走进校园。吕海东，这位西安音乐学院的硕士，放弃了城市优渥的工作，回到旬邑老家，只为传承濒危的唢呐艺术。他带着孩子们把唢呐吹上了央视，与谭维维合作的《华阴老腔》更是惊艳了世界。
这让我想到《红楼梦》。如果说《乐人》是用文字记录了关中的“俗”，那么《红楼梦》就是用文字提炼了东方的“雅”。但它们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都是在为普通人（或边缘人）立传，都是在用最真挚的情感去对抗虚无。
老腔皮影木偶只需几人就能撑起一台戏，而《红楼梦》里，贾母听戏、黛玉品琴，那种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与我们乐人对一个音、一个曲牌的反复打磨，本质上都是一种“匠人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东方美学的格调——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扎根于生活，在每一个细节里追求完美与和谐。
3. 传承，是为了让东方美学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复活”
今天，我特别想和在座的年轻朋友们说：非遗不是老古董，传统文化也不是过时的东西。
你们看，当谭维维把华阴老腔和摇滚乐结合，唱出《给你一点颜色》时，全场沸腾。当吕海东用唢呐改编《九儿》，让“高粱熟来红满天”的悲壮响彻全国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一旦被“看见”，被用当代的方式激活，它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这正是传承的力量与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需要在我们，你们手中接续完成。你可以不喜欢秦腔，但你应该知道，在关中大地上，有一种音乐，它比摇滚更直接，比爵士更深情，它是我们大秦民族DNA里最原始的旋律。
文学依然神圣，文化自信最美
最后，我想引用作家汪曾祺先生的话：“文学，依然会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写《乐人》的无数个清晨，我五点起床给孩子做饭，然后一坐就是五个小时，写到双腿僵硬。母亲心疼地笑我：“当年学习要是有这劲头，北大都考上了。”我知道，不是我有多努力，而是那些活在我笔下的乐人，他们借我的手，在为苦难呐喊，为自己证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了解乐人，你就读懂了中国千年关中民俗的一种底色；守护非遗，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地。
今天，我讲述的不仅是《乐人》的故事，更是关于根脉、关于坚守、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活得更有底气、更有美感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聆听！愿我们都能成为秦文化根脉的守护者，让古老的东方美学，在我们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202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