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乡土空间与文化心理撕裂
文/静川
摘要
迄今为止关于《白鹿原》的评论，多集中于文化反思、历史叙事、女性悲剧或宗法制度批判等维度，这些视角虽各有洞见，却大多将白鹿原视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叙事空间，着力于分析其内部的文化肌理与权力结构。本文尝试切换观察角度，将目光从白鹿原的内部转向其外部——“出走”作为《白鹿原》中贯穿始终却又未被充分阐释的叙事母题，或许为我们理解这部“民族秘史”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白灵、黑娃、鹿兆鹏、白孝文等一代人的先后出走，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选择，更隐喻着乡土中国在现代性冲击之下“弃土与文化撕裂”的深层逻辑。而从深层意义上讲，陈忠实本人便是这一叙事母题在现实中的延伸——他始终站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的夹缝之中，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本身就是“出走者”心态的文学呈现。通过考察《白鹿原》中的出走意象与回望姿态，本文试图揭示：白鹿原上那些背井离乡的身影，恰是20世纪中国乡土精神困境最疼痛的隐喻。
一、出走者的群像：白鹿原上的离散众声
在《白鹿原》的人物谱系中，静守原上的面孔与毅然离去的身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对照。白嘉轩日复一日地挺直腰杆，巡视祠堂田垄，恪守《乡约》教条，他的世界是向内收缩的、以祠堂为轴心的封闭循环。鹿子霖则在原上的权力江湖中周旋沉浮，争份子、抢风头，虽看似活动范围广大，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这张由人情、族法和利益编织的关系网。然而，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下一代，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离开。
白灵是最早、也是最决绝的出走者。她是白嘉轩唯一的女儿，从小便与父亲奉为圭臬的一切格格不入。她进城读书、参加革命、抛弃家庭，以一个现代女性的姿态冲出了白鹿原的樊笼。鹿兆鹏同样如此，他厌恶包办婚姻，投身革命事业，将个体命运交付给一场远大于村庄的宏大叙事。黑娃的出走则具有另一重意味——他是白鹿原上最底层的长工之子，他离开的原因比白灵和鹿兆鹏更为原始、更为本能：他为了田小娥铤而走险，为了生存浪迹天涯，成为一个从宗法秩序的“弃子”化身而成的“军阀黑娃”。鹿兆海选择了参军报国的道路，在战火中离开了白鹿原；白孝文则经历了一番更为曲折的离去——他被父亲逐出祠堂、尊严丧尽，而后死而复生般地走上仕途，以另一种方式彻底告别了白鹿原。
这几组出走者的命运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他们共同呈现出一种无法被“原”上秩序所容纳的驱力——那是一种朝着未知方向的奔跑，是对脚下土地的否定，是对“根”的断裂。而尤为吊诡的是，这种断裂不仅没有人格上的软弱，反而需要极致的力量：白灵的刚烈、鹿兆鹏的决绝、黑娃的桀骜、白孝文的重生——每一种离开都是一场内部力量的极限释放。白鹿原的宗法体系如此稳固，以至于要撕裂它，只能付出整个人生作为代价。
二、守望者与出走者：两种文化心理的殊死对抗
白嘉轩的“守望”与儿子的“走”，构成了《白鹿原》中最深刻的代际冲突。这种冲突绝不仅仅是父子关系的折射，更是两种文化心理结构的正面交锋。
白嘉轩的硬腰杆之所以挺得长久，因为他执着地守望着一整套正在消逝的伦理秩序。他请来朱先生编订《乡约》，用“仁义礼智信”作为衡人的标尺，将孝道内化为生活的本能。在他的世界里，“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整套伦理秩序的金字塔——塔基是血缘和土地，塔身是宗法和礼教，塔顶是儒家圣贤的精神理想。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内向凝聚、同心圆式的，它将个体的全部意义寄生在稳定的乡土秩序之上。
然而白灵、黑娃、鹿兆鹏们的出走，恰恰是对这一秩序的彻底否决。他们不再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满足于在原上守着一亩三分地终老一生，他们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召唤——那个世界里有革命、有自由恋爱、有军旅生涯、有权力斗争。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乡土中国”从“传统导向”性格向“自我导向”性格的转型。出走者们不再以家族的荣辱为准绳，而是以个体对未来的想象作为行动的根据。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从一个圆心向外放射的射线，每一个人的终点都与他人截然不同。
最值得玩味的是黑娃回乡祭祖的情节。黑娃在外面闯荡半生、经历生死沉浮之后，终于回到白鹿原，跪在祠堂中向祖先磕头——这一跪既是皈依，也是了结。黑娃出走后回来，俨然成为祠堂秩序的回归者；白灵走后未归，葬于革命洪流之中；鹿兆鹏消失了，不知所踪；白孝文则成了县城里的权贵，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与祠堂划清了界限。每一位出走者的结局，都在叩问那个悬置在小说之上的根本命题：离开了，还能回得去吗？那些离开后依然回望的人，究竟在看什么？是后悔，还是对脱逃的确认？
三、弃土者的心理撕裂：在回望与前行之间
《白鹿原》中的人物流浪半径与内心牵挂之间存在着一条张力极大的裂缝。这些背井离乡者并非铁石心肠的“叛逃者”，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在白鹿原上留有无法割舍的情感羁绊——他们的根系虽然被斩断，但残留的根须仍保持着深扎泥土的记忆。
白灵对家庭的决裂最为彻底，但她与白嘉轩之间那种至亲之割却从未在内心深处平息。电视剧改编中父女相见的催泪场景虽非原著描写，但原著对这对父女之间的情感撕扯已留下诸多伏笔。白嘉轩至死未能与这个叛逆的女儿和解，这种永久的悬置比和解或决裂本身更加令人不安。黑娃更是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典型人物，在原始的情欲和宗法秩序之间搏杀，他带田小娥私奔后那种“把窑面上脱落的泥皮重新抹糊浑全”的试图修复体面家庭秩序的努力，恰如其人终究无法缝合内心断裂的一个缩影。
耐人寻味的是，“弃土”并未使这些人物沦为彻底无根的现代人。他们投向的新世界——革命、军队、官场、城乡边缘地带——往往以一种更加暴烈的方式吞噬他们，而他们身上携带着的乡土伦理基因却无法被新身份彻底覆盖。白灵在革命中被自己人活埋，黑娃被新政权的枪决处死，白孝文坐上了县长的交椅却背上了罪孽——出走者的终点恰恰不是解放，而是各式各样的异化与死亡。
这提示我们，陈忠实笔下的“出走”并没有配备一张理想化的现代性地图。出走者们最终都陷入了一种难以逃脱的困境：既不属于原上，也不属于自己的远方。乡土中国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在白鹿原上一并作用于这些人物身上，他们的出走本身是失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留守是胜利的。白嘉轩在小说结尾也死了，朱先生也在儒家之梦的余烬中早早离世。一个时代的崩塌是不问出路的，它吞噬了守望者。
四、陈忠实的文化身份：“出走者”视角生成的精神探源
理解《白鹿原》中的出走叙事，不能绕开陈忠实本人的创作心境。如果说白灵们是文学世界中的出走者，那么陈忠实本人正是现实中的精神出走者——他始终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以深切的乡愁与清醒的批判打量着脚下的土地。
陈忠实曾在创作谈中表达过一个著名的愿望：要用一部小说“做一部死时垫棺作枕的书”。这一表述本身就极具象征性——它说明《白鹿原》的写作对于作者而言具有极强烈的仪式意味，是一部关涉生与死、根与离的绝望之书。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耗费数年前期构思，阅读近百部中外文学经典，以极为严格的“生命体验”代替了一般性的“生活体验”。
在创作生涯中，陈忠实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剥离”。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瓶颈“根本上受制于旧的思想观念的禁锢”，并对此完成了一次近乎自残的精神裂变——他称之为“剥离”。从题材上看，他来自黄土地，作品发生在黄土地，但他却以一种“出走”后的视角重新审视黄土地——那种既亲近又审视、既依恋又批判的复杂眼光，正是“出走”最本质的精神底色。他吸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创作法门，但他锁定的落脚点却是重回本土文化中的“白鹿”；他去远方学习归来，却用旁观的眼光凝视自己的来时之地。
在《白鹿原》扉页上，陈忠实写下“民族的秘史”四个字。“秘史”的背面是“正史”“革命史”，而《白鹿原》的革命叙事基调，本身就带有一种“旁观者”的意味——它不同于“红色经典”的革命叙述式的正史观察视角，而试图表达作家个性化的、独特的文化视角。这不是革命的亲历者或直接歌颂者写下的革命史，而是一个站在时代断层处的知识分子的冷眼审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出走者。
所以说，陈忠实的文化身份本身就是“出走者”心态的文学呈现。他回到传统，却不再是传统的全然信仰者；他回望乡土，却无法真正落脚乡土。正是这种身份上的悬浮与撕裂，使他让《白鹿原》中那些出走者们的心理图景显得如此沉重而又真实可信。
五、结论
纵观《白鹿原》，出走者的命运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出走的行为从来不只是“叛逆”或“现代化”的肤浅标签。出走作为一种母题，隐喻的是乡土中国在现代性洪流冲刷下“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断裂与松动。
张岱年先生在文化研究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性格包含了家国同构、伦理本位等一系列根基牢固的心理结构。白鹿原上的出走者们虽然挣脱了个体命运的枷锁，却几乎都葬身于一种更大的制度性或结构性暴力——传统的堡垒具有极强的弹性和反噬力，它纵容血液的流失，却要用死亡来回填每一道裂痕。另一方面，革命叙事与现代化进程也并非这些出走者的真正应许之地——他们带着乡土的记忆去适应新的秩序，却发现新秩序的严苛有时更甚于旧秩序。
这就使《白鹿原》远远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家族小说或史诗小说。它揭示了一个更根本的困境：弃土者并没有找到最终的远方，守望者也无法阻止土地的荒芜。白鹿原上的那些背井离乡的身影，以各自的死亡与迷失，共同回答了这部作品的终极追问——当乡土的秩序瓦解之后，人的精神归宿在哪里？出走是希望的开始，还是崩塌的开端？
陈忠实本人没有给出也不准备给出答案。他只是用一本书写出了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集体性迁徙、撕裂与拷问。他静静地留在原上，目送一代又一代人离开；而在离去的背影里，掩藏着一个时代最深的叹息。正如《白鹿原》开篇那一片苍茫辽阔的麦田所隐喻的——大地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历史还在书写，但书写历史的笔尖，已经沾满了出走途中的风尘。
2026年3月23日初稿，同年5月10日和吕凤君大哥切磋定稿于吉林市。
责任编辑：雪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