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幻文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子类型开始，关于科幻是否具备或者是否需要具备文学性的讨论就从未停止。一些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也引发了缺少文学性的争议。尤其当下，AI等前沿科技飞速迭代，既呼应了科幻文学的前瞻畅想，也对其创作与表达提出了新命题。我们组织本次圆桌对话，和相关专家一同探讨科幻、文学与未来。 ——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责任编辑 郑梦莹

Q1郑梦莹：曾有学者和作者指出，科幻文学不需要在意“文学性”。各位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定义科幻作品的“文学性”？衡量科幻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需要一些独特的侧重？
李蔚超：恐怕没有哪一种文学不需要“文学性”，就像无论哪个人都具备“人性”一样。我想这个问题背后的含义是，当我们说到科幻文学，它的“文学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广大科幻作家早已内化了由鲁迅先生开启的中译科幻小说的传统，即科幻小说也是文学，文学应该有的叙事技巧、审美特质、思想追求，科幻小说都应该具备。
然而，文学性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到底应该坐落在哪里？可能不仅在叙事、语言等审美层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科幻文学正直接面对、处理、讲述当今全人类最主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科学技术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神话。
然而，这看似毋庸置疑的正确背后是否存在危险的影子？此时，科幻文学的文学性，应该如同百余年来的现当代文学一样，牢牢把握住文学性的核心精神，那就是警惕、反思任何习焉不察的大话语，探索、想象、赋形不一样的可能性。
宝树：首先明确，像任何文学作品一样，科幻文学当然需要文学性。比如，科幻小说需要有基本的语言功底、叙事能力，否则无论作者多么有想法，也只是让人读不下去的粗劣文字。但科幻文学在文学性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其文学性要和科学逻辑进行有机结合，比如说它可能注重世界观的架构多于人物的塑造，对语言的表现力、画面感要求比较高，而较少追求文字、叙事层面的先锋技法……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科幻创作也是多元的。近年来，有一些融合式科幻类型的出现，就与之不同。但无疑，对于相当一部分科幻代表作来说，这些特点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科幻范畴自身所带的美学价值。
姜振宇：文学当然需要文学性，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文学性”到底是一种本质主题的判断，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种讨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也更世界性的矛盾——科幻读者从阅读中获得的快乐，往往与从所谓传统文学审美立场出发对作品作出的评判，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当我们立足科幻两百余年的文类传统，再来看文学性，容易发现它不是天然权威、永恒不变的本质。文学性更多地可以视为人类在漫长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约定，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读者与批评家三方博弈的结果。当然，包括刘慈欣在内的不少科幻作家曾多次表达“科幻不需要文学性”的看法，但我们一般倾向于将这理解为一种面对主流文学话语主导权时所采取的叙事策略，而非真实的创作主张。
而且，当下正在发生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现象：如果一部作品声称自己在描写当下的现实，它往往不得不看起来非常像科幻，否则它要么无视了现实的某些事件和现象，要么无法呈现现实的某些逻辑和规律。这意味着科幻文学的发展本身正在反过来重新定义何为“文学性”。
Q2
郑梦莹：有人说：“未来已来，科幻作家反而五味杂陈”。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包括各种新场景的落地，AI已经能写科幻文学作品了。对此，科幻作家会产生焦虑吗？有没有必要焦虑？理由是什么？
宝树：AI创作对各方面的创作者都是挑战，对此，科幻作家也是一样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焦虑点，比如说，科技所带来的惊奇和震撼感渐渐消失。我小时候觉得时速100多公里的新干线就是非常科幻的存在了，但现在时速300多公里的中国高铁是身边的现实，即便想象时速600公里的真空管道列车，似乎也没有太震撼了。这样，大家读科幻的一大乐趣就削弱了很多。
科幻所想象的科技和未来，也容易被真正的科技所颠覆，甚至比起现实主义、历史和奇幻作品更容易过气。比如说，在大语言模型满天飞的今天，再去创作早期科幻作品中那种笨拙可爱、说话呆板的机器人就有点“老土”了。科幻创作者仅仅根据现在的AI特性去想象未来AI是不够的，还要有前瞻性。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对我们的创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从阅读体验来说，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以前科幻所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现实与未来的二分法，作家可以去自在地想象一个和现实不一样又很好玩很有趣的未来。但未来已来，其实已经破坏了这个二分法。这会给作家和读者的心态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当我们去创作关于AI创作、具身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新能源、基因技术……这样一些似乎很科幻的题材时，想象的乐趣也会被现实的问题和焦虑所渗透。这会让作者采取更接近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创作，或许也会带来文体层面的变革。
姜振宇：科幻作家历来是对时代焦虑最敏感的一群人。在过去，他们最强有力的创作武器在于，能够在大众尚未意识到问题存在之前，预先从时序上的未来、空间上的别处，发掘出某种深层次的焦虑感，然后将其写成故事。科幻作家经常被认为是最“杞人忧天”的那一拨人。然而，在当下这个我习惯称之为“科幻时代”的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只有科幻作家在焦虑的内容，正在成为全民焦虑的对象。当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技术从小说页面走入现实生活，科幻作家曾经承担的“预警”和“提前做好心理纾解”的功能便失去了部分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幻作家的角色发生了关键的双重转向。首先，仍然是顺着科幻文学两百年来对未来的想象和推演，继续向更远的认知地平线眺望，去寻找下一个焦虑源头。第二个层面，则更接近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帮助当下的人类理解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所引发的普遍的、深层次的、难以捉摸的迷茫感。当大众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焦虑时，科幻作家需要承担起责任，告诉大家这些焦虑是什么、源头在哪里、我们能够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应对。
李蔚超：在我认识的科幻作家里，有的作家很早就拥抱AI技术，也逐渐成熟地处理人机合作的创作模式，合理地训导AI，使之完成对作家创意的展现和完善，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尝试，也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到今天，AI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对它的状况有了更多的体验性认知，它的局限性和便利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写小说，但作为一位读者、一个观察者，我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应为AI的存在感到焦虑，AI的到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作家可以反思自己的创作、精炼自己的语言、让思想和想象力向广阔精深的境界提升，但是焦虑似乎谈不上。
最近，我重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它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心灵震撼，托翁对人心理的把握、描写和呈现细腻而深邃，且瞬息万变，可能连人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同类的内心是如此产生情感、如此非理性、如此不可约束、如此难以把握的。回到刚才的问题，文学性永远在追踪、描摹着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作家的焦虑都应在此，能否理解人、把握人、描写人，以及回答人的困惑。
Q3
郑梦莹：整体来说，在创作层面，中文科幻的内容创新力仍显不足。对于科幻作者来说，应该如何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原创表达？
宝树：我觉得不能跟风，而要找到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领域。比如，《三体》火了以后，很多创作者（包括我）就会去写宇宙探索、外星文明之类的题材；AI时代来临，很多人又开始写AI，但往往千人一面，成绩有限。但如果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兴趣点，找到好的角度，就会出现一些佳作乃至杰作，比如近年一些作者写的语言学科幻、心理学科幻等，就令人眼前一亮。
另外，还有很多可以关注的创作资源，比如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民俗等，都是我们中国创作者拥有的宝贵财富。近年来依托本土文化的佳作也的确频频涌现，如“龙”主题的科幻，“节气”主题的科幻等，都引起了科幻圈内外的关注。总之，中国科幻的发展创新，与中国文化的根脉气血息息相关。
姜振宇：回顾欧美科幻的发展历程，欧洲科幻和美国科幻分别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并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科幻文化传统。一方面，他们各自提供了对自身或他者文化经验的现代转化和重新描摹，由此产生了大量具有辨识度的本土科幻作品。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自身特定时代的现代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观察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野心、观念和情感，并且将这些精神内核注入科幻作品当中，最终形成了某种可以辨识的整体性的文化气质。比如《沙丘》，它实际上挪用了西亚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传统，再放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文化对于宇宙的理解方式，最后形成了一个立足于美国视角的、对未来星际时代的描摹。这种双重运作——既借用人类的既有资源、又注入关于科技和未来的自我精神——是形成独特科幻文化脉络的关键机制。
对当下中国的科幻作家来说，我们其实正处于一个万事俱备的黄金阶段。要产生高辨识度的原创表达，关键在于两个方向上的努力。其一，敢于以中国的方式重新激活和确认人类共有的文化传统，这既需要技术的积累，也依赖于野心的驱动。其二，从过去一两百年间中国乃至东亚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自主现代化探索中汲取资源。这段历程中的困难、弯路、成就，那种剧烈压缩式发展所带来的反复学习探索、系统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正是区别于欧美线性现代化叙事的、真正具有辨识度的科幻土壤。
李蔚超：不能排除刘慈欣的原创性来单独讨论这个话题。广大研究者已经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世界观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宏阔的世界观。或许这是一条属于我们的路，就是找到一条中国式科幻文学的道路。从我读过的国内科幻小说来说，不同代际的科幻作家更倾向于从欧美前辈、同行处寻找灵感和对话可能。但其实，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代文学的经验和探索，同样值得科幻作家关注。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一种评论家詹玲所说的“中国科幻小说本土化的叙事策略与价值观建构”，我是很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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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记者 汪文羽 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