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翔

     退休以后，读书时间充裕了。通常午后一壶茶，在电脑前或是书卷里，度过半日时光。有时保持一份优雅，阅读文章，品评长短；有时恍然入戏，为那些向死而生的决择揪心，为事态柳暗花明的转圜庆幸。也有一些时候，触景生情，走了神，想起一段陈年旧事。

     一日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目光定格在一段文字: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文人“赌书泼茶”典故。说我李易安天生记性好，每次饭后，与夫婿赵明诚一边煮茶，一边赌书，指着成堆典籍，说某件事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先猜中者为胜，胜者则先饮茶。结果我猜中了，就举杯大笑，一不小心把茶水泼到衣襟上，弄得一口也喝不到。

     赌书的佳话流芳千古，惊艳千年，今日再读犹觉书香芬芳，意趣横生。就在这份愉悦的体验中，我的眼前浮升起另一番景象。19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大人上工去了，三、五乡村少年围拢一火盆，枯树枝扒拉着烟灰。只等“噗”地一声，烟灰里蹦出一颗玉米花，为首少年便宣布：找出一句毛主席语录——“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众人扑向旧报纸糊的隔墙，眼疾者立马在墙上找到答案，赢得那颗灰扑扑、香喷喷的“玉米花”。这是书荒年代乡村弟子的最文化的游戏。由李清照联想到难登大雅的乡野童戏，有些突兀，但也不牵强。佳人才子的赌书泼茶固然高雅，乡野之子的烟火游戏岂不稚气可嘉？他们因陋就简，在烟火里熏陶，在烟火里找寻，在烟火里沾染些斯文，累积些文史地理。多年以后赶上高考，那眼疾小子和为首少年（即在下也！）竟考取了大学文科，改变了人生走向。

     少年读红楼，不解风情；青年再读，目睹到林黛玉被掉包，“石木前盟”骤变“金玉良缘”，把书摔了！现在耳顺之年，每日读一两回，倒是一种享受。这日读到宝黛偷看《西厢记》一节，觉得有趣：宝玉以张生、崔莺莺作比，向黛玉吐露真情：“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 黛玉内心感动，却帶怒含嗔，要向舅舅、舅母告状。见宝玉急得语无伦次，调侃道：“呸！原来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不意一句《西厢记》戏词，又被宝玉抓了现行，遂反唇相讥：“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

     这是《红楼梦》最有妙趣的情节。读罢掩卷，想起我们这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偷看禁书往事。早在初中时，我们就看禁书了，因为当时青少年读物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偷看被定性为“封资修”的东西，诸如《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国演义》《岳飞传》等等，都是正式出版物，后来成了“毒草”。上高一时，校园里竟然流传手抄本，先是《一只绣花鞋》《梅花党》《一把钢尺》《三木武夫》等，以当代标准划分，大多属谍战类，而《三木武夫》就是抗日神剧了。读高二时，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校园。

     四十八年后，校友重逢。一位同窗带来1979年版的《第二次握手》，众皆感慨。大家公认：这是中学时代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如果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当年增强了我们“攻书莫畏难”“只要肯登攀”的信心，那是一种是理性的力量；那么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让我们真正感受书香馥郁、人间美好，蛊惑我们幻想未来，迈向有国也有家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