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动态适应
—— 从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看《大梁村》主人公的认知与实践
文/贠文贤
近年来，社会上常有人议论：要是早点实行包田到户，老百姓的日子会不会更好过？
最近我读了一篇署名 “情怀旧梦” 的文章，题目是《如果早点包田到户，现在的人民生活是否会更好？》，很受启发。这篇文章用事实讲清楚了一个道理：上世纪 50 年代初也搞过分田单干，可并没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到 80 年代包田到户见效快、变化大，根本原因是水利、化肥这些生产力条件跟上了，不是单靠 “分田” 这一个法子。这个说法接地气，对我们正确认识农村改革、正确看待历史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仗打了多年，百废待兴，农业生产条件差得很，水利设施几乎没有，老百姓全靠天吃饭。一家一户势单力薄，想修水库、挖水渠、改造低产田，根本办不到。在那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土地改革、分田单干，解决了土地归谁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可解决不了抗旱排涝、稳产高产的根本问题。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条路，也是当时农业支持工业、为国家工业搞原始积累最现实的选择。正是靠着集体苦干，全国建起八万多座水库，修了像红旗渠那样的大渠大网，为后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了硬底子；我们的工业也快速发展，两弹一星成功，156 个大项目扎下工业根基，化肥农药大量生产，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如果没有当年集体的力量，没有那一代人的拼命苦干，80 年代包田到户的作用肯定有限。而且 80 年代以后农村富起来的，真正靠分田到户种粮食的并不多；农村的富，最主要是农民有了自由择业的机会，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
有人说，不管咋说，70 年代吃不饱饭是明摆的事实！对这个事也要掰开揉碎了说。听父辈讲，白鹿原上 50 年代初小麦一亩打不到 200 斤；到 70 年代初我回乡务农，一亩能打 300 多斤，产量涨了六成多，为啥还吃不饱？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人口涨得快。1949 年底全国人口 5.4167 亿，到 1978 年达到 9.6259 亿，快增加了八成。二是要交公粮（农业税）10%—15%，统购粮 15%—20%；再扣掉种子、饲料，人均能分到的粮食大概只有总产量的一半。吃不饱饭，不能简单怪集体经济 “大锅饭”。
当然也得承认，集体生产里 “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 的现象确实有。到 70 年代，我国农业还是以手工劳作为主，大型机械少、规模化程度低，在人力畜力为主的生产力条件下，把生产方式、组织形式适当调一调，实行分田单干，让多劳者多得，确实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加上之前修好的水利发挥作用，化肥、农药普及，包田到户一推开，粮食产量明显往上走。这就说明，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生产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也要明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配是动态的，不是一劳永逸。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生产力整体落后，当时推进生产关系变革、搞集体化生产，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觉得步子急了、脱离生产力实际，也有人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工业化打基础、做支撑等。对这些要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分析，某一阶段的制度安排，既有适应生产力的一面，也有不够适配的地方，最终评判标准，就看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
用这个标准看今天的农业。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利化、规模化不断提高，土地小块分散、各家各户单干的模式慢慢显露出短板：大型机械进不了地，水利设施没人管没人修，地块零碎效率低，不少人觉得种地不划算，纷纷进城打工，出现土地撂荒、村子空心化。如果不顾生产力发展，一味死守分散经营、分田到户，显然不符合农业发展的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改革不能 “一刀切”，发展不能一个模式走到底。允许周家庄、南街村这类模式存在是对的，还应该好好总结他们的经验。
写到这里，自然想到我的长篇小说《大梁村》，也想听听读者对主人公于刚乾在历史变革中的认识和做法有啥看法。长篇小说《大梁村》以关中农村为背景，尽力再现这段历史变迁。书中主人公于刚乾，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各种矛盾问题，不断摸索改进。面对白鹿原干旱缺水、靠天吃饭的难处，他带头打井抗旱，不怕危险；当基层干部后，他细心观察比较，发现各个生产队劳动和管理差别很大，总结出选好带头人、健全制度很重要，用心完善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发现有的社员干活不上心、出工不出力、只顾自家的自留地，他大胆向上级提出适当扩大自留地、调整生产关系的建议；包产到户推行几年后，他回村调查，既肯定这项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好处，也如实指出撂荒苗头、水利设施没人管、大型机械用不上等新问题，明确说改革不能 “一刀切”，要跟着生产力发展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当看到现代农业机械普及、农业技术不断进步时，他又牵头成立农业合作社，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实现规模化经营，让大型机械派上用场，让闲置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于刚乾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脱离当时大梁村的生产力实际。他不固守经验，也不盲从潮流，始终盯着“能不能让地里多打粮、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这个根本。他的认知与实践，恰恰印证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动态适应的规律——当一家一户的力量无法对抗自然风险时，集体化是凝聚力量的必然选择；当人力畜力难以突破产量瓶颈时，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个体积极性是现实需求；当机械化规模化成为农业发展方向时，重新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又成了新的趋势。
从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如今的农业合作社、规模化经营，我国农业制度的每一次变迁，都是生产关系向生产力适配的主动调整。于刚乾作为大梁村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他的认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深化，他的实践始终围绕着让生产关系更好地服务生产力。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好制度”，只有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合适制度”。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无论是讨论过去的农业制度，还是审视当下的农村发展，都应放在具体的生产力背景中去考量。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让生产关系始终与之动态适配，我们才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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贠文贤，长篇小说《大梁村》作者，华文月刊封面作家。陕西省蓝田县白鹿原人，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散文学会、西安市作协、蓝田县作协会员。先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中央党校西北分校研究生班学习。曾任陕西省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国情教育纲要》等管理类著作多部，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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