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 母 亲
文/刘凌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冲刷着世间无数过往,尘埃里烟火浮沉,可母亲的形象,却在我心底愈发清晰。她是鄂南大幕山北麓那片贫瘠山村里,最平凡也最坚韧的农家妇人,一生扎根黄土,尝尽人间疾苦,用瘦弱的肩膀同父亲一起扛起整个家,把所有温情与付出都毫无保留地赠予了子女。每当想起母亲,心中便涌起无尽的酸楚与绵长的思念,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点点滴滴,皆是我此生最珍贵也最心疼的回忆。
我的母亲名叫邓普桂,生于1925年农历四月初二,老家在咸宁、通山两县交界的原梅田乡坳下邓村。母亲在世时,总爱坐在老屋的门槛上,趁着闲暇时光,慢慢给我讲述她苦难的前半生。母亲说,她家中姊妹三人,上有姐姐邓早桂,哥哥邓正林。她降生的年代,世道纷乱,战火连绵,百姓常年流离失所,贫苦人家连安稳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
在母亲垂髫之年,外公外婆便因生活所迫,将她送往一山之隔的槽门下小山村,抱到祖父刘彦顺家中做了童养媳。自那以后,母亲便远离亲生父母,寄人篱下过日子,小小年纪就看透了人间冷暖,早早褪去孩童的天真烂漫,“三寸金莲锁一生,血泪浸鞋骨自摧”,既要遵循礼教缠足守妇道,还要学着操持粗重农活、打理繁杂家务,在无边的贫苦与煎熬里,一步一步艰难长大。母亲常叹,自己生来便是苦命人,从小就没享过几天父母疼爱,一生下来,就被套上了生活的枷锁。1942年,十七岁的她同父亲刘显洲结为夫妻,从此开启了为家庭操劳、为儿女奔波的一生。
母亲说,婚后的日子,满是艰难与坎坷。父亲本是家中单传,旧时乡村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人都信奉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老传教,祖母对此更是执念至深,日日心心念念,就盼着家里能添男丁、续香火,不见孙儿,始终不肯甘心。可命运偏偏捉弄人,母亲先是一连生下六个女儿,后来才接连诞下四个儿子,我们兄弟四人就此来到世间。家中儿女按长幼排序,我排行第七,也是家里的长子。可惜祖母常年体弱多病,还没等到我降生世间,便年迈离世、撒手人寰,终究没能亲眼见上长孙一面,这也成了祖母一辈子的遗憾。
那个战火频发的岁月,想要养活一大家子女,本就是难如登天的难事。母亲常和我说起旧时乱世的万般凶险。解放前,兵荒马乱,世道不宁,百姓终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四处躲藏,还要时刻提防日寇和土匪侵扰掠夺,日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1943年,日寇在乡里烧杀抢掠、横行霸道,为了保全刚出生的大姐的性命,母亲找来破旧衣衫将襁褓中的孩子裹紧,放进竹篮,一路提着往对面深山的山洞逃难。荒山野岭之中,年幼的大姐时常饿得啼哭不止,同村避难的村民,都害怕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寇,个个避而远之,没人敢与母亲结伴同行。万般无助之下,母亲只能孤身一人,冒着被日寇发现的生命危险,独自辗转去往更深、更偏僻的山洞躲藏保命。每每讲到这段往事,母亲总是眼含泪光,乱世求生的惊险凄苦,时至今日,我听来依旧满心悲凉。
好不容易熬到解放,本以为日子能迎来转机,可彼时国家百废待兴、国力孱弱,百姓依旧过得穷困潦倒。后来又遇上大跃进、大炼钢铁、集体吃食堂、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岁月,乡间农户家家拮据贫寒,日子过得举步维艰,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三餐温饱,成了一家人最大的奢望。
为了给孩子们留一条活命,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忍痛割舍骨肉,将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送往十几里外的楂岭坪村王姓人家、七里岗村阮姓人家抱养。可命运格外残酷无情,送出去的两位姐姐,还有留在家中的四姐,最后都不幸早早夭折。紧接着,在我之后出生的幼弟,来到世间仅仅七天,便匆匆夭折离世。接二连三的骨肉离别、丧子之痛,一次又一次狠狠击碎母亲的心。可生活从不会给人沉溺悲伤的时间,她只能强忍心底的悲痛,擦干泪水,苦苦撑着风雨飘摇的家,守在幸存的三个女儿、三个儿子身边,在无边苦难里咬牙坚持,负重前行。
在那段终年缺衣少食的艰苦时光里,母亲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也是最劳碌奔波的人。家里家外大小事务,全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她日夜悉心照料六个孩子的饮食起居,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喂猪养鸡,繁杂家务从无片刻清闲;农忙时节,又同乡间男子一般,不惧风霜寒暑,日日下地劳作。天未破晓,她便摸黑起身生火做饭,收拾妥帖家中杂事,天刚蒙蒙亮,就扛起农具去往田间地头,耕地除草、播种收割,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身土地,只为给一家人刨出微薄的口粮。直到夕阳落山、夜幕四合,她才拖着一双在被裹着的小脚和一身疲惫满身尘土归家,片刻不得安歇,又接着忙里忙外,照料年幼儿女,常常日复一日操劳至深夜,才得以短暂歇息。
1964年,我才七岁,发生的一场意外,让我铭记一生,也让母亲的一生彻底蒙上了灰暗。那时农家做饭全靠柴火土灶,那天母亲为了给全家人做午饭,弯腰折柴棍时,断裂的柴木猛然反弹,狠狠击中了她的右眼球。刹那间,母亲疼得浑身颤抖,血泪交融而下,可她依旧强忍着剧痛,生怕耽误一家人吃饭。彼时的乡村,医疗条件极度落后,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一家正规医院,家里更是一贫如洗,拿不出一分看病的钱。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东拼西凑,借了几元钱,想着带母亲去武汉诊治。
可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没有公路,没有车辆,去武汉只能靠双脚步行,谈何容易。父亲搀扶着强忍剧痛的母亲,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走了四五十公里,刚到咸宁境内,实在无力再往前走,只能在路边一家不知名的小诊所简单处理了伤口,便匆匆返回家中。因为得不到及时、专业的治疗,母亲的右眼彻底失去了光明。从此往后,母亲的余生,都只能在黑暗与光明的交错中,默默扛起生活的所有磨难和苦涩。
我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一眼失明,带来的不便与痛苦难以言说,可她从未抱怨过一句,从未向命运低头。依旧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一只左眼,洗衣做饭、下地干活、照顾家人,动作比以往更加艰难,却从未有过一丝懈怠。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 搞的是大集体,各生产队的集体经济靠社员出工、下地干活记工分换取口粮,十个工分值折算下来也仅有两毛多钱,但凡遇上灾年收成不好,工分更是不值钱。我家人口多,家中仅有父母一个半劳动力(母亲是女同志只能算半个劳力),全年劳作下来,年年都是生产队的超支户。每年缴纳完公粮、完成农业税负之后,家中粮食更是不足,年年都要向生产队预支借粮糊口。村里劳力充足的人家是余粮户,我们家却常年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格外窘迫清贫。那时候一日三餐主食全是红薯,父母总把锣罐里单独蒸的少许白米饭,全都省给我们几个孩子吃,她俩常年以红薯充饥。遇上粮食短缺的时候,母亲常常忍饥挨饿,把仅有的吃食全都留给儿女,自己饿了就喝几口凉水充饥,默默扛下所有饥饿与贫寒。她的背渐渐被生活压弯,双手布满老茧,脸上刻满岁月的风霜,可眼神始终坚定,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母亲常告诫我们:“老虎伴壁死”,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她一生的志气与骨气,也教会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挺直腰杆,做人要有尊严、有骨气。
母亲一生宽厚善良,明事理、懂包容,心里永远装着家人,唯独没有自己。二十世纪后期,我们兄弟三人相继离开农村,前往县城参加工作,父亲比母亲早十年离世,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老家的老屋。后来,我们兄弟几人有了自己的小家,日子渐渐好了起来,我们都想接母亲来县城享福,让她安度晚年。可母亲总是婉言拒绝,她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山村,不愿离开那方熟悉的故土,更怕自己年迈体弱,给我们这些子女添麻烦,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
就这样,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偏远的老家,守着空荡荡的老屋,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她依旧不肯闲着,自己种菜、洗衣、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一生要强,凡事都亲力亲为,从不主动向我们索要什么,哪怕受了委屈、身体不适,也总是报喜不报忧,生怕我们担心。我们每次回家看望她,她都满心欢喜,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一遍遍叮嘱我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用惦记她。看着她独自在老屋中落寞的身影,我们心中满是愧疚与心疼,却终究拗不过她的固执。
母亲这一生,是饱经风霜、受尽磨难的一生,更是无私奉献、倾尽所有的一生。她从苦难的童年走来,经历了战乱的动荡、生活的贫困、丧子的悲痛、身体的残缺,尝遍了人间所有的苦,却从未被苦难打倒。她用柔弱的身躯,为全家撑起一片天,把生活的苦涩默默咽下。她没有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却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勤劳、善良、坚韧、懂事,教会我们做人要心怀善意、坚守骨气。她一辈子勤扒苦做,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子女身上,自己却从未穿过一件新衣,从未吃过一顿好饭,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从未享过一天真正的清福。
1998年农历九月初一,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卧病在床,最终走完了她苦难又坚韧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了,可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谆谆教诲,她为家庭付出的点点滴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她的名字,是刻在我心底最质朴、最高贵的诗篇。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世间最普通的农村妇女,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她的怀抱,是我们生命最初的港湾,她的爱,是无声的细雨,润泽我们的心田,是永不熄灭的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是我们一生勇气的源泉,是我们永远的归航灯塔。
岁月流转,经年匆匆。如今,每当我回望过往,想起母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想起她失明的右眼,想起她独自守在老屋的孤单,想起她那句“老虎伴壁死”的教诲,心中便满是怀思与愧痛。母亲这一生,太苦、太累,她把所有的好都留给了我们,自己却在苦难中悄然老去。
愿来世,母亲能被岁月温柔以待,不用再受生活的苦难,不用再为子女操劳,能平安顺遂,衣食无忧,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母亲,您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光,是我此生最深沉、最难忘的牵挂。这份沉甸甸的母爱,早已融入我的骨血,岁岁年年,生生不息,永世难忘。
(2026.5.10母亲节)写于武汉
作者简介:刘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北省楹联学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诗文散见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著有《凌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