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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母 亲
文/刘凌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冲刷着世间无数过往，尘埃里烟火浮沉，可母亲的形象，却在我心底愈发清晰。她是鄂南大幕山北麓那片贫瘠山村里，最平凡也最坚韧的农家妇人，一生扎根黄土，尝尽人间疾苦，用瘦弱的肩膀同父亲一起扛起整个家，把所有温情与付出都毫无保留地赠予了子女。每当想起母亲，心中便涌起无尽的酸楚与绵长的思念，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点点滴滴，皆是我此生最珍贵也最心疼的回忆。
我的母亲名叫邓普桂，生于1925年农历四月初二，老家在咸宁、通山两县交界的原梅田乡坳下邓村。母亲在世时，总爱坐在老屋的门槛上，趁着闲暇时光，慢慢给我讲述她苦难的前半生。母亲说，她家中姊妹三人，上有姐姐邓早桂，哥哥邓正林。她降生的年代，世道纷乱，战火连绵，百姓常年流离失所，贫苦人家连安稳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
在母亲垂髫之年，外公外婆便因生活所迫，将她送往一山之隔的槽门下小山村，抱到祖父刘彦顺家中做了童养媳。自那以后，母亲便远离亲生父母，寄人篱下过日子，小小年纪就看透了人间冷暖，早早褪去孩童的天真烂漫，“三寸金莲锁一生，血泪浸鞋骨自摧”，既要遵循礼教缠足守妇道，还要学着操持粗重农活、打理繁杂家务，在无边的贫苦与煎熬里，一步一步艰难长大。母亲常叹，自己生来便是苦命人，从小就没享过几天父母疼爱，一生下来，就被套上了生活的枷锁。1942年，十七岁的她同父亲刘显洲结为夫妻，从此开启了为家庭操劳、为儿女奔波的一生。
母亲说，婚后的日子，满是艰难与坎坷。父亲本是家中单传，旧时乡村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人都信奉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老传教，祖母对此更是执念至深，日日心心念念，就盼着家里能添男丁、续香火，不见孙儿，始终不肯甘心。可命运偏偏捉弄人，母亲先是一连生下六个女儿，后来才接连诞下四个儿子，我们兄弟四人就此来到世间。家中儿女按长幼排序，我排行第七，也是家里的长子。可惜祖母常年体弱多病，还没等到我降生世间，便年迈离世、撒手人寰，终究没能亲眼见上长孙一面，这也成了祖母一辈子的遗憾。
那个战火频发的岁月，想要养活一大家子女，本就是难如登天的难事。母亲常和我说起旧时乱世的万般凶险。解放前，兵荒马乱，世道不宁，百姓终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四处躲藏，还要时刻提防日寇和土匪侵扰掠夺，日日活在惶恐不安之中。1943年，日寇在乡里烧杀抢掠、横行霸道，为了保全刚出生的大姐的性命，母亲找来破旧衣衫将襁褓中的孩子裹紧，放进竹篮，一路提着往对面深山的山洞逃难。荒山野岭之中，年幼的大姐时常饿得啼哭不止，同村避难的村民，都害怕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寇，个个避而远之，没人敢与母亲结伴同行。万般无助之下，母亲只能孤身一人，冒着被日寇发现的生命危险，独自辗转去往更深、更偏僻的山洞躲藏保命。每每讲到这段往事，母亲总是眼含泪光，乱世求生的惊险凄苦，时至今日，我听来依旧满心悲凉。
好不容易熬到解放，本以为日子能迎来转机，可彼时国家百废待兴、国力孱弱，百姓依旧过得穷困潦倒。后来又遇上大跃进、大炼钢铁、集体吃食堂、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岁月，乡间农户家家拮据贫寒，日子过得举步维艰，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三餐温饱，成了一家人最大的奢望。
为了给孩子们留一条活命，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忍痛割舍骨肉，将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送往十几里外的楂岭坪村王姓人家、七里岗村阮姓人家抱养。可命运格外残酷无情，送出去的两位姐姐，还有留在家中的四姐，最后都不幸早早夭折。紧接着，在我之后出生的幼弟，来到世间仅仅七天，便匆匆夭折离世。接二连三的骨肉离别、丧子之痛，一次又一次狠狠击碎母亲的心。可生活从不会给人沉溺悲伤的时间，她只能强忍心底的悲痛，擦干泪水，苦苦撑着风雨飘摇的家，守在幸存的三个女儿、三个儿子身边，在无边苦难里咬牙坚持，负重前行。
在那段终年缺衣少食的艰苦时光里，母亲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也是最劳碌奔波的人。家里家外大小事务，全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她日夜悉心照料六个孩子的饮食起居，洗衣做饭、缝缝补补、喂猪养鸡，繁杂家务从无片刻清闲；农忙时节，又同乡间男子一般，不惧风霜寒暑，日日下地劳作。天未破晓，她便摸黑起身生火做饭，收拾妥帖家中杂事，天刚蒙蒙亮，就扛起农具去往田间地头，耕地除草、播种收割，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身土地，只为给一家人刨出微薄的口粮。直到夕阳落山、夜幕四合，她才拖着一双在被裹着的小脚和一身疲惫满身尘土归家，片刻不得安歇，又接着忙里忙外，照料年幼儿女，常常日复一日操劳至深夜，才得以短暂歇息。
1964年，我才七岁，发生的一场意外，让我铭记一生，也让母亲的一生彻底蒙上了灰暗。那时农家做饭全靠柴火土灶，那天母亲为了给全家人做午饭，弯腰折柴棍时，断裂的柴木猛然反弹，狠狠击中了她的右眼球。刹那间，母亲疼得浑身颤抖，血泪交融而下，可她依旧强忍着剧痛，生怕耽误一家人吃饭。彼时的乡村，医疗条件极度落后，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一家正规医院，家里更是一贫如洗，拿不出一分看病的钱。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东拼西凑，借了几元钱，想着带母亲去武汉诊治。
可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没有公路，没有车辆，去武汉只能靠双脚步行，谈何容易。父亲搀扶着强忍剧痛的母亲，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走了四五十公里，刚到咸宁境内，实在无力再往前走，只能在路边一家不知名的小诊所简单处理了伤口，便匆匆返回家中。因为得不到及时、专业的治疗，母亲的右眼彻底失去了光明。从此往后，母亲的余生，都只能在黑暗与光明的交错中，默默扛起生活的所有磨难和苦涩。
我无法想象，母亲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一眼失明，带来的不便与痛苦难以言说，可她从未抱怨过一句，从未向命运低头。依旧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一只左眼，洗衣做饭、下地干活、照顾家人，动作比以往更加艰难，却从未有过一丝懈怠。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 搞的是大集体，各生产队的集体经济靠社员出工、下地干活记工分换取口粮，十个工分值折算下来也仅有两毛多钱，但凡遇上灾年收成不好，工分更是不值钱。我家人口多，家中仅有父母一个半劳动力（母亲是女同志只能算半个劳力），全年劳作下来，年年都是生产队的超支户。每年缴纳完公粮、完成农业税负之后，家中粮食更是不足，年年都要向生产队预支借粮糊口。村里劳力充足的人家是余粮户，我们家却常年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格外窘迫清贫。那时候一日三餐主食全是红薯，父母总把锣罐里单独蒸的少许白米饭，全都省给我们几个孩子吃，她俩常年以红薯充饥。遇上粮食短缺的时候，母亲常常忍饥挨饿，把仅有的吃食全都留给儿女，自己饿了就喝几口凉水充饥，默默扛下所有饥饿与贫寒。她的背渐渐被生活压弯，双手布满老茧，脸上刻满岁月的风霜，可眼神始终坚定，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母亲常告诫我们：“老虎伴壁死”，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她一生的志气与骨气，也教会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挺直腰杆，做人要有尊严、有骨气。
母亲一生宽厚善良，明事理、懂包容，心里永远装着家人，唯独没有自己。二十世纪后期，我们兄弟三人相继离开农村，前往县城参加工作，父亲比母亲早十年离世，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守着老家的老屋。后来，我们兄弟几人有了自己的小家，日子渐渐好了起来，我们都想接母亲来县城享福，让她安度晚年。可母亲总是婉言拒绝，她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山村，不愿离开那方熟悉的故土，更怕自己年迈体弱，给我们这些子女添麻烦，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
就这样，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偏远的老家，守着空荡荡的老屋，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她依旧不肯闲着，自己种菜、洗衣、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一生要强，凡事都亲力亲为，从不主动向我们索要什么，哪怕受了委屈、身体不适，也总是报喜不报忧，生怕我们担心。我们每次回家看望她，她都满心欢喜，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一遍遍叮嘱我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用惦记她。看着她独自在老屋中落寞的身影，我们心中满是愧疚与心疼，却终究拗不过她的固执。
母亲这一生，是饱经风霜、受尽磨难的一生，更是无私奉献、倾尽所有的一生。她从苦难的童年走来，经历了战乱的动荡、生活的贫困、丧子的悲痛、身体的残缺，尝遍了人间所有的苦，却从未被苦难打倒。她用柔弱的身躯，为全家撑起一片天，把生活的苦涩默默咽下。她没有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却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勤劳、善良、坚韧、懂事，教会我们做人要心怀善意、坚守骨气。她一辈子勤扒苦做，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子女身上，自己却从未穿过一件新衣，从未吃过一顿好饭，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从未享过一天真正的清福。
1998年农历九月初一，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卧病在床，最终走完了她苦难又坚韧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了，可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谆谆教诲，她为家庭付出的点点滴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她的名字，是刻在我心底最质朴、最高贵的诗篇。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世间最普通的农村妇女，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她的怀抱，是我们生命最初的港湾，她的爱，是无声的细雨，润泽我们的心田，是永不熄灭的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是我们一生勇气的源泉，是我们永远的归航灯塔。
岁月流转，经年匆匆。如今，每当我回望过往，想起母亲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想起她失明的右眼，想起她独自守在老屋的孤单，想起她那句“老虎伴壁死”的教诲，心中便满是怀思与愧痛。母亲这一生，太苦、太累，她把所有的好都留给了我们，自己却在苦难中悄然老去。
愿来世，母亲能被岁月温柔以待，不用再受生活的苦难，不用再为子女操劳，能平安顺遂，衣食无忧，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母亲，您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光，是我此生最深沉、最难忘的牵挂。这份沉甸甸的母爱，早已融入我的骨血，岁岁年年，生生不息，永世难忘。
（2026.5.10母亲节）
作者简介：刘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北省楹联学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诗文散见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著有《凌霄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