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弘（卫红春）//行己有耻：渐庐杂谈20.谈知耻
题记： 羞恶之心，人之所以为人；行己有耻，士之所以立身。知耻则内有防线，近勇则能自新。上可系国之四维，下可守一己操守。古有勾践卧薪尝胆，今有雪健自省艺德，千载而下，此心未改。人人存耻，则风俗淳；事事守正，则天下清。
人做了违背道德良心的事，内心会产生一种“耻”感。这种内心本有的羞耻之感，在内心中作为一种道德判断，让人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它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让人因为羞耻而不去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
“耻”是儒家思想中道德自律的起点，也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他认为羞耻心是人立义行善的开端。《论语·子路》中亦有箴言：“行己有耻。”意即处世行事，要有羞耻心。
“耻”有“耻于恶”和“耻于善”之别。“耻于恶”是指对违背道德的事心生“耻”感，这是应该提倡的；“耻于善”是指对合乎道德的事，心生“耻”感，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比如以勤劳为耻，以简朴为耻，耻于向他人请教，耻于承认错误，均是耻于善。真正的“知耻”，是拥有一套正确的是非标准。
儒家强调的“行己有耻”，前提是“行己”需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一个盗贼团伙以偷得少为耻，那是对“耻”的异化。
一个“知耻”的人，内心中必然存有一座无形的道德阀门。当心理活动或行为举止触碰道德规范时，羞耻之心便会油然而生，自动警示这种偏差的不道德性，进而约束行为。因此，“知耻”是人在内心筑起的一道自觉的道德防线，它让人从灵魂深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
一个“知耻”的人，也必定是追求道德修为，勇于改过自新的人。《礼记·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这句话揭示了“耻”的积极意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耻辱，并勇于正视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这种羞耻感能转化为强劲的动力，激励人发愤图强、改正错误、完善自我。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便是“知耻而后勇”的经典范例。他兵败受辱，却不忘会稽之耻，回国后夜卧薪草，日尝苦胆，与百姓同耕，终使越国复兴，一雪前耻。
个人内心的“道德阀门”是内因，而社会舆论的褒贬则是外因。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形成“崇廉耻贪”、“崇勤耻懒”的舆论氛围。当个人失耻时，社会的舆论压力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反过来，如果社会风气败坏，笑贫不笑娼，那么个人的羞耻心也会被逐渐消解。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及到“风俗”时，他认为社会风俗的淳厚与否，关乎国运，而风俗的核心就是人人知耻。
正因如此，古人将“耻”视为治国安邦的四大纲纪之一。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中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更是直言：“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为什么“耻”会被抬升到治国安邦支柱的高度？因为它发挥着两个关键作用：
第一，“耻”是内在的道德防线。法律是外在约束，羞耻心则是阻止人作恶的一道天然的心理屏障。如果全社会都不以耻为耻，道德大厦便会崩塌。
第二，“耻”是维护社会信任与公正的基石。倘若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员缺乏羞耻心，贪污腐败而不以为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会丧失，社会公平正义亦将不复存在。
晚清学者梁启超对此解读得更为深刻：一个国家即便法律制度看似完备，但如果国民寡廉鲜耻，这个国家同样面临巨大危机。他强调，“耻”关乎国格与人格，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与责任感。面对外侮或国势衰微，若国民感到奇耻大辱，便会奋起图强；反之，若麻木不仁，国家则绝无希望。
家国天下的宏论固然振聋发聩，而个体生命中的细微羞耻之心，同样闪烁着人格的光辉。
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中曾坦诚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电影《焦裕禄》中饰演主角，为贴近角色形象，曾在一个月内突击减肥二十多斤。然而，成名之后拍摄电影《横空出世》时，他饰演冯石一角，却未能下同样的决心去控制体重。每当李雪健看到银幕上自己略微发福的形象时，内心便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耻辱感”。他将此视为自己从艺生涯中的缺憾，痛恨成名后曾经有过的“浮躁”。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自省与知耻之心，成就了李雪健作为艺术家的口碑与境界。
从勾践的“国耻”到李雪健的“艺耻”，我们看到，“耻”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但其核心——对自我严格要求的道德自觉——从未改变。
在当今社会，官员有“懒政怠政”之耻，学者有“学术不端”之耻，商人有“假冒伪劣”之耻，每个人守好自己的“耻”，便是这个时代风清气正的根基。人人守耻，便是文明不绝的回响。
成稿于2026年5月10日
参考文献：
知耻-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梦溪】论知耻-哲学中国网
《国学精粹》课件——【思政小课堂】论知耻 - 豆丁网
知耻之心不可无，这是一个人思想成熟、品质高尚的标志
编辑：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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