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弘(卫红春)//行己有耻:渐庐杂谈20.谈知耻
题记: 羞恶之心,人之所以为人;行己有耻,士之所以立身。知耻则内有防线,近勇则能自新。上可系国之四维,下可守一己操守。古有勾践卧薪尝胆,今有雪健自省艺德,千载而下,此心未改。人人存耻,则风俗淳;事事守正,则天下清。
人做了违背道德良心的事,内心会产生一种“耻”感。这种内心本有的羞耻之感,在内心中作为一种道德判断,让人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它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让人因为羞耻而不去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
“耻”是儒家思想中道德自律的起点,也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他认为羞耻心是人立义行善的开端。《论语·子路》中亦有箴言:“行己有耻。”意即处世行事,要有羞耻心。
“耻”有“耻于恶”和“耻于善”之别。“耻于恶”是指对违背道德的事心生“耻”感,这是应该提倡的;“耻于善”是指对合乎道德的事,心生“耻”感,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比如以勤劳为耻,以简朴为耻,耻于向他人请教,耻于承认错误,均是耻于善。真正的“知耻”,是拥有一套正确的是非标准。
儒家强调的“行己有耻”,前提是“行己”需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一个盗贼团伙以偷得少为耻,那是对“耻”的异化。
一个“知耻”的人,内心中必然存有一座无形的道德阀门。当心理活动或行为举止触碰道德规范时,羞耻之心便会油然而生,自动警示这种偏差的不道德性,进而约束行为。因此,“知耻”是人在内心筑起的一道自觉的道德防线,它让人从灵魂深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
一个“知耻”的人,也必定是追求道德修为,勇于改过自新的人。《礼记·中庸》有云:“知耻近乎勇。”这句话揭示了“耻”的积极意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耻辱,并勇于正视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这种羞耻感能转化为强劲的动力,激励人发愤图强、改正错误、完善自我。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便是“知耻而后勇”的经典范例。他兵败受辱,却不忘会稽之耻,回国后夜卧薪草,日尝苦胆,与百姓同耕,终使越国复兴,一雪前耻。
个人内心的“道德阀门”是内因,而社会舆论的褒贬则是外因。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形成“崇廉耻贪”、“崇勤耻懒”的舆论氛围。当个人失耻时,社会的舆论压力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反过来,如果社会风气败坏,笑贫不笑娼,那么个人的羞耻心也会被逐渐消解。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及到“风俗”时,他认为社会风俗的淳厚与否,关乎国运,而风俗的核心就是人人知耻。
正因如此,古人将“耻”视为治国安邦的四大纲纪之一。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中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炎武更是直言:“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为什么“耻”会被抬升到治国安邦支柱的高度?因为它发挥着两个关键作用:
第一,“耻”是内在的道德防线。法律是外在约束,羞耻心则是阻止人作恶的一道天然的心理屏障。如果全社会都不以耻为耻,道德大厦便会崩塌。
第二,“耻”是维护社会信任与公正的基石。倘若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员缺乏羞耻心,贪污腐败而不以为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会丧失,社会公平正义亦将不复存在。
晚清学者梁启超对此解读得更为深刻:一个国家即便法律制度看似完备,但如果国民寡廉鲜耻,这个国家同样面临巨大危机。他强调,“耻”关乎国格与人格,能激发国民的爱国心与责任感。面对外侮或国势衰微,若国民感到奇耻大辱,便会奋起图强;反之,若麻木不仁,国家则绝无希望。
家国天下的宏论固然振聋发聩,而个体生命中的细微羞耻之心,同样闪烁着人格的光辉。
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中曾坦诚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电影《焦裕禄》中饰演主角,为贴近角色形象,曾在一个月内突击减肥二十多斤。然而,成名之后拍摄电影《横空出世》时,他饰演冯石一角,却未能下同样的决心去控制体重。每当李雪健看到银幕上自己略微发福的形象时,内心便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耻辱感”。他将此视为自己从艺生涯中的缺憾,痛恨成名后曾经有过的“浮躁”。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自省与知耻之心,成就了李雪健作为艺术家的口碑与境界。
从勾践的“国耻”到李雪健的“艺耻”,我们看到,“耻”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但其核心——对自我严格要求的道德自觉——从未改变。
在当今社会,官员有“懒政怠政”之耻,学者有“学术不端”之耻,商人有“假冒伪劣”之耻,每个人守好自己的“耻”,便是这个时代风清气正的根基。人人守耻,便是文明不绝的回响。
成稿于2026年5月10日
参考文献:
知耻-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梦溪】论知耻-哲学中国网
《国学精粹》课件——【思政小课堂】论知耻 - 豆丁网
知耻之心不可无,这是一个人思想成熟、品质高尚的标志
编辑: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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