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西北的儋州，有白马井镇。镇里有一处古迹，叫白马井。白马井主要景观有“白马涌泉”和伏波将军庙。

“白马”与“伏波”是一回事，这是郭沫若先生的观点。郭老1961年有一段考证：白马即是伏波，古无轻唇音，“伏”读如“白”，“波”“马”音亦相近。需要说明的是，“古无轻唇音”是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的重要音韵规律，郭老借此推测“伏”与“白”音近。这属于一种通俗化的推演，更准确地说，应视为“音近而讹”的可能，不宜绝对化。至于“波”与“马”音近，从上古音看并非十分接近，或受当时方言及特定时代发音的影响。

在词汇发展史上，有些词因为太熟，人们就马虎对待，以致某些音“走了样”，又没得到纠正，而是一错再错。最后，错的就是对的了。其本来面目，除专门从事词源研究的人之外，反而无人知晓。

“白马涌泉”与“伏波将军”就是这样。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了，书面语的变化自不待说，口语变化更大些，加上海南作为边疆地区，由于各种方言影响，语言变化可想而知。这样，“伏波”就衍生出“白马”，并且两者共存，成为一处景点的两个景观。当然，这是语言上的音转与附会，并非说历史上白马将军就等于伏波将军。

语言上的“以讹传讹”暂且不论，但白马井却因此出名。白马井就坐落在村里，走到村口，首先闯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古树，遮天蔽日。一群老人在树下休憩，似乎并不在意游人的到来。

白马井就在大树旁边。抵近瞧，让人有些愕然，一圈环状围墙包围着，面积不大，也就几十平米，围墙有拱门，门楣上书“白马涌泉”四个大字。围墙上，写着些诗歌和楹联，是歌颂伏波将军的。围墙的墙皮已经严重斑剥，有一种破落之感。

围墙内，有一口井，就是白马井了。井口呈正方形。据传，汉代伏波将军南征交趾，率兵至此，天气炎热，人困马乏，苦于无井汲水，将军的坐骑蹴地而出清泉。为纪念伏波将军，村民在此挖井一口，叫作伏波井，当时井口是方形的，但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扩建时，村民将其改成了砖砌的圆井，井口直径8.2尺，深3尺半。在井旁，村民建了“伏波庙”，庙中立碑，题曰：“汉马伏波之井”。年深日久，老庙已倒塌，碑刻移至井前。现在井口又恢复了方形。我目测了一下，井深三米以上。井圈由水泥浇铸，探头观望，井口也是水泥板，只是在水泥板下面，水面之上，能看到岁月侵蚀的石板。细瞧，井底有一只乌龟游动，见有人来，转眼闪到角落去了。

在井边，立着一尊雕塑的白马，是伏波将军的坐骑。白马神态优雅，慈眉善目，似在沉思，像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白马目光内敛，似乎沉浸在往事之中，完全看不出它的剽悍、威武，感觉不到战场上那种毛发耸立、四蹄腾空、冲锋陷阵的力量。

整个现场，用“沧桑”二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同行的友人环顾四周，低声嘀咕：“这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我们百里之外驱车赶来，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一井一马吗？”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这里有着厚重的历史。对那些远古的事物，我常常容易怀旧，勾起对流年况味的追忆。

“白马井”轶事，最早记载在《儋州志》（一说《抱驿都旧志》，已失传）中，这是一本隋唐时期的海南方志，志曰：后伏波将军乘白马跑沙得泉，井去海涛四十五步，其味清甘。乡人于井上立伏波庙。

伏波，西汉武帝设置，为统兵武官名号。东汉、魏、晋、南北朝，都设有伏波将军。伏波，意为降伏波涛。首任伏波将军，是西汉武帝时的路博德。名气最大的伏波将军，是东汉光武帝时的马援。由于路、马功勋卓著，数百年间，历代帝王不肯轻易授人。然而后来，这个称号变味了。三国时期的孙秀，原本是东吴的宗室，后来投降晋朝，并无出色表现，竟被封为伏波将军。东晋时期的葛洪，年轻时打过一场小胜仗，便被授予伏波将军。南北朝时期陈朝的太监王飞禽，因为有一次保护了陈叔宝，也被封为伏波将军。后人对这个“伏波将军”不屑一顾，史书称他“阉竖王飞禽”。自陈之后，伏波将军封号几乎不再授予，一千三四百年来极少见到。

白马井纪念的，是哪位伏波将军？向来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马伏波。

郭沫若先生断定，伏波将军确曾前来儋耳，但“唯不知系路伏波抑马伏波耳”。郭老所言路伏波，即路博德。汉武帝元鼎年间，南越国发生内乱。武帝令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征伐南越。反叛平定后，路博德把其地设置了儋耳、珠崖等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就在海南的儋州与琼山。海南设郡标志着海南从此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

郭老所言马伏波即马援，东汉时，南方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聚兵反叛。光武帝命伏波将军马援，督楼船将士数万南下，缘海而进。后与征王在浪泊（今越南河北省仙山）激战，大败征军，二征在战中被斩。随后，马援乘胜追剿，斩获俘虏数千人。自此，岭南地区全部平定。

可见，路、马二伏波，皆为国家功臣。对此，苏东坡也有研究，他在《伏波调记》云：“汉有两伏波，皆在功德于岭南之民。前伏波，邳高路侯也。后伏波，新息马侯也。……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东坡生于九百余年前，已难“定于一”，现在更难定了。

东坡与郭老是实事求是的。如果马援还在人世，恐怕也会支持东坡和郭老的观点，有史为证，44年秋，马援凯旋，刘秀加封马援3000户，朝野纷纷前往庆贺。马援就说：昔日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才封数百户。今我功劳微薄，赏赐太厚重。

千百年来，为什么追捧马援者多，而提及路博德者少呢？窃以为，主要原因是史书没有为路博德立传。古人云，君子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主要体现在立传之中，这是后人了解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依据。虽然两位伏波将军的功绩都彪炳千秋，但在史书中马援被大书特书，而路博德却语焉不详，久而久之，路伏波的影响力就逐渐淡化了。论功劳，路博德不亚于卫青、霍去病。论开疆拓土，路博德胜过卫、霍。因遭受千古奇冤，史书没给他留下位置。

为什么路博德的副手杨仆都立了传，而他却没有被立传呢？原因有二，一是受儿子牵连，路博德被褫夺侯爵。《汉书》载，前104年，路博德统一南越国和海南岛后的第六年，因“坐见知子犯逆……罪免（侯爵）”。“见知”是汉代法律术语，指知道他人犯罪而不举报。 其子具体有什么“逆”罪，史书中语焉不详。

二是涉李陵事件。李陵是西汉将领，前99年夏，李陵获准率5000步兵攻击匈奴，没有骑兵，路博德被命令为李陵提供支持。路博德提出异议，认为攻击匈奴，秋天不是最佳时机，希望来年春天与李陵各率5000骑兵分别攻打匈奴。路博德预测很准，李陵就是因为路博德奏疏中提及的秋天出征、没有骑兵和孤军深入三个原因而失败。

有人诬路博德上书，是不想为李陵做援军，从而导致李陵因无援军而失败。实际上，路博德冒险上书，试图变更李陵的出兵计划，使其避免重蹈其祖父李广失败的覆辙。可悲的是，路博德的良苦用心，不仅没被理解，反而被误解。因声誉受损，失去了单独立传的资格，只在史书中留下寥寥数语。

正因如此，随时间流逝，两位伏波将军的影响力此消彼长，致使不少人重马轻路，认为白马井纪念的，就是马援而非路博德。纪念马援没有问题，但在缺少详实史料的情况下，妄下结论，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号称“海南第一楼”的“五公祠”内，就有一座“两伏波祠”，纪念的就是两位获同样封号的“伏波将军”，这是有远见的做法。两位伏波将军，都是杰出的爱国者，都是国家的功臣。在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必要厚此薄彼。

两位伏波将军深受后人敬重。早在宋朝，海南就建有伏波庙，据《正德琼台志》载：“伏波庙在郡城北六里龙岐村”；明万历四十五年，琼州副使戴熹在府城西的教场演武亭建庙；清光绪十五年，朱采主持修建五公祠，把“汉二伏波祠”迁入五公祠，并改名“两伏波祠”，一九八三年廖沫沙参观五公祠时，适逢两伏波祠重修竣工，应邀为祠名题匾。

伏波祠今天遍布南方各地，一般建在江、河、湖、滩、海滨之处，白马井也不例外，大概以为伏波将军能使波平浪静、行路平安吧。

回到那口井与那尊马， 白马井究竟纪念的是哪位伏波将军，“莫能定于一”，很好。因为，它纪念的是伏波精神和英雄的情怀，它表达的是人民对爱国将领的千古缅怀，它蕴藏的是我们民族的魂魄。这魂魄，就藏在那一口井、一尊马、一脉清泉之中，代代相传，不曾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