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母鸡》

昆良 / 丙午年初夏

初夏的英雄城，晴雨不定，窗外车流如织。我正坐在茶台前看天色，手机忽然响了——一条私信，说谭阿姨回南昌了，今年九十四岁。

我和谭阿姨相识三十余年，算来她与我母亲、岳母竟是同年，都属鸡。下午便和太太赶去看她。轮椅上的谭阿姨，黑马甲，红毛衣，满头银发。我们一左一右站在她身旁合了影，她忽然笑着说：“你们一来，我整个心、整个身子，里里外外都暖和了。”

就这一句话，让我想起许多事。

一

“一唱雄鸡天下白。”

这七个字，我念了一辈子。此刻忽然觉得，它写的就是我认识的这三位老人。她们都生于一九三三年，属鸡。谭阿姨出生在东北黑龙江，岳母云芳虽生在上海，母亲芝兰则来自萍水河畔。三条溪流，最后都汇入了英雄城。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都想读书。

谭阿姨从师范学院毕业，与同学结为伴侣，随丈夫南下江西，做了一辈子管理与服务工作。岳母在上海由外婆带大，沦陷前逃回南昌，在大士院读完小学，凭着一副金嗓子进了赣剧院，后经人介绍与一位南下干部结为连理，风雨相伴，修得正果。我母亲芝兰在家乡读了小学，坚持步行三十多里路读完萍乡中学，考取南昌卫校，若非家境所困，她本可以上大学。毕业后几经辗转，最终与同乡的一位测量技术干部结为伴侣。

爱学习，勤劳动，多思考——修身做好了，修心做妙了。所以她们都走到了九十多岁，走得从容而安详。

二

乡愁是她们那一辈人抹不去的印记。

谭阿姨说起东北的雪橇、野菜、犁地，如数家珍。那些久远的劳作，从她嘴里说出来，却听不到半点苦，只有一股鲜活劲儿。倒让我想起一个琢磨了很久的念头：乡愁这东西，像一幅中国画——山峰与脊梁、小桥与流水、林草与村庄，笔笔清晰；而属于“愁”的那一部分，却总在留白里。在她们的脑海中或许有印记，在言语中却寻不到痕迹。

她们只说好的，不说不好的。这不是遗忘，是体面。

三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种菜、养花、养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傍晚，我发现家里一只母鸡还没进笼，便屋前屋后去找。等找到的时候，它已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看了一眼菜园——邻居为了防鸡啄菜，可能在里头投了药。

高二高三那两年学过医，这一刻竟派上了用场。我迅速找来手术刀、缝合针线、碘酒和龙胆紫。就着傍晚的天光，我将鸡的食道顺着脖子方向切开，把嗉囊里的食物用盐水冲洗干净，然后一层一层地缝——嗉囊、肌肉、皮肤。每一针都小心翼翼，每缝一层都认真消毒。手术完毕，当晚，这只母鸡竟下了一个蛋。

那颗蛋，我们没讲究那么多，照样吃了。

后来读到谭阿姨的回忆录，我才知道，她十二岁那年也追过一只鸡。

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东北的侵略者投降撤离后，在驻地扔下了许多物资。村里人都去找东西改善生活。十二岁的谭阿姨哪样都不看，只盯着那只毛色丰润的大公鸡。公鸡反应快，她就追；碰到障碍物，她扑上去抓住了。顺便，她拿了两件花布衣裳，后来母亲改成了她和妹妹的衣服。她还跟妈妈说：“这只鸡能卖好多钱，我要读书，学费应该够了。”妈妈沉默了很久，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此处，老人家欲言又止。

一只公鸡，两件花衣裳，一个想读书的念头。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全部希望。

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命题；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鸡和蛋都是活命的恩物。困难日子里，鸡蛋养活了千千万万的人。而将普通的蛋变成能孵出小鸡的蛋，才显出公鸡的分量。

更让我充满敬意的是母鸡护雏的样子。风雨来了，它把所有小鸡拢在翅膀底下，不让一只受惊着凉；敌人来犯，它炸开羽毛，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搏斗。而大多数时候，母鸡们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绒球，昂首阔步地走过院子。

十二属相，不过是名目不同，本质却相似——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是生生不息的传承。

四

谭阿姨学中文出身，概括事情总有高度。她常说几句话：“我的母亲了不起，是大家庭的女管家。”“贫穷使我勇敢坚强，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善为宝玉一生用，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一一对照，这几句话，就是她一生的写照。

岳母云芳是另一种性情。她从不轻易流露情绪，更不对我说三道四。她只做一件事：启发你，开导你，鼓励你。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有一次亲戚来访，带了两斤糖，她热情招待吃饭，等人家告辞时，却将那两斤糖扔出门外，说了句“带回去吧，你们不容易”，随即关门不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她随丈夫下放到莲花坊楼，陪着甘祖昌、龚全珍两位老前辈抓革命、促生产、修水利、搞教育。这些事，我是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在莲花坊楼做测量时才慢慢知道的。也是从那以后，我对这个家庭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来，我和爱人一九八三年国庆结婚，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

而岳母提起那些峥嵘岁月，只是在电视里看到龚全珍阿姨时，才淡淡回忆了几句。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岳父做心脏支架手术那天。

岳父冠心病发作，情况危急。医生说要做手术。那时候心脏支架在江西才刚刚起步，别无选择，只能一搏。岳母一反常态，不说话了，却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她俯下身，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对丈夫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怕做手术吗？你大胆去做吧。”

岳父本来是躺着推进去的。不知哪里来的精气神，他突然撑起身子，说：“扶我起来，我自己走上去。”

后来，手术成功。在场的医生护士都鼓起掌来。

五

一九八七年十月，父亲在上海住院。救死扶伤一辈子的母亲，寸步不离地守着。

这时候，医院传来消息：母亲若能交一篇论文，便可以晋升中级职称。我接了任务，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把情况一说，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拿纸来，我写。”

就着病房里的一盏小灯，她用几个小时，一笔一画地写完了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无误后交给我。我又连夜坐火车回南昌，第三天交到医院。后来，她的中级职称如期而至。

这一幕，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归纳。只知道我将这些故事讲给晚辈听，而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六

初夏的午后，我又想起轮椅上的谭阿姨。

她穿着那件红毛衣，银发在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里闪着光。她笑着，眼角堆起细密的纹路。那笑容，和我母亲的笑容、岳母的笑容，叠在了一起。

她们是三个人，又好像是一个人。她们出身不同，走过的路不同，却都活出了同一种姿态：低头觅食时踏实，风雨来袭时张开翅膀，危险降临时毫不畏惧，天亮时便引吭高歌。

鸡有五德：文、武、勇、仁、信。

我的这三位长辈，哪一样没有呢？

写到这里，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妻子正忙着，手机里放着《小城故事多》，她跟着哼，声音轻轻的，调子却欢快。我忽然想到，她也是一只鸡——一九五七年生，小她们两轮。她不声不响地操持着这个家，像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样，把守护当成最自然的事。

从芝兰到云芳，从谭阿姨到我妻子。四只母鸡了。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年近七十的我，一刻也忘不了的，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