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寒假——我十七岁

卢振锦

1988年的冬天，粤西的空气里透着一股子清冷。

 高二的寒假通知单刚发下来，中午不到十二点，我就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杠”，驮着铺盖卷冲出了校门。

 我家离学校不过两三公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贪玩，回家放下行李后，我又骑车回了学校。

 到了镇上车站——说是车站，其实就是路边停几台中巴，上满人就走——车里有人探出头来喊我：

 “锦，我们去玉兰家摘胡椒，去不去？”

 那是亚兴，他在镇信用社上班。我停下车一看，里面还坐着我那两个同班同学，陈照和吴阳东。

 他们在一旁附和：“去玩一下嘛。”

 那时年少贪玩，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压根儿没料到，这一去，好几天。

 然后，我快速骑车进学校，把自行车锁好停在我宿舍楼门口那用铁皮焊的简陋单车棚，就快步出来上车跟他一起去了。

 玉兰是亚兴的女朋友，家里农场，我也认识。玉兰还有个妹妹玉梅，也是读高二，我隔壁班的。

 那时我坐的中巴车就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黄牛，车在半路停了下来，我跟着亚兴他们走。剩下的一段路要步行穿过一片低矮的丘陵，还经过一个大水库。冬日的阳光稀薄，晒在身上没什么暖意。

 玉兰已经在路口等我们了。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灯芯绒外套，在灰扑扑的农场背景下显得格外扎眼。她很白，是被农场富足生活滋养出来的白，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话多得像树上的麻雀。

 “你们可算来了！快，家里煮了糖水，先垫垫肚子。”

 她身后站着一个沉默又熟悉的影子——那是玉梅。

 玉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校服，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比起姐姐少了几分娇嫩，却多了几分利落的线条。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淡淡地扫过我们几个汗涔涔的男生，最后落在地上，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句话也没说。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观察她。她不像她姐那样喧闹，像一棵安静的胡椒树，沉默地生长。

 摘胡椒的日子，有苦也有快乐。

 苦的是，胡椒藤缠绕在水泥柱子上，密不透风。我们要钻进那片湿热的空间里，手指飞快地捻动，把那一串串青绿色的果实撸下来。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流，流进裤腰里，痒得很。这几天里，他们似乎没打算回去，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玉兰每天都叽叽喳喳的“锦哥”上“锦哥”下的，找话题逗我们开心。摘胡椒时，玉梅总是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她干活很快，手指翻飞。偶尔我直起腰捶背，会看见她也正好抬起头，目光在空中一碰，她便迅速垂下眼帘。

 晚上有时也看电视，屏幕上放着《101拘捕令》。多年后我重看这部剧，却再也找不回那个冬夜，灯光昏黄、身边坐着她的感觉。

 有时也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常围在一起打“拖拉机”。那是当地最原始的“升级”玩法，六个人两副牌，也是从“2”打到“A”，牌局里夹杂着笑骂和拍桌子声。

 玉兰话不多，却总是跟我一队；亚兴若是不来，就换她哥哥顶上。

 我捏着手里的牌，心里莫名有些发烫。月光从窗棂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麦色的手臂上，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晕。也就是在那几天，我把“回家”这件事，彻底抛到了脑后。

 他们两个带了换洗衣服，而我的衣服全拿回家了，这几天，我只是勉强换了两次衣服，还是穿她哥的。

 与此同时，几公里外我的家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风暴。

 那几天，我爸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找我。宿舍楼空荡荡的，只有我的那辆“二八杠”还孤零零地杵在破铁皮棚里，旁边还有另外两辆同行的男生的车。

 我爸问过住校的老师们都说没看见过我回来过。

 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每天满怀希望的骑车来，失望的骑着车回家，看着我妈日渐焦虑的脸，默默地把饭菜热了又热等着我回来。

 直到那个傍晚，我终于结束了“打工生涯”，骑着车兴冲冲地往家赶。在离家还有几百米的一个转角，我看见了父亲。

 他正推着车往回走，看见我，愣了一下，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暴怒，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

 “回来了？”他问。

 “嗯，爸，我回来了。”我有点心虚，低下头不敢看他。

 “去哪了？”

 “帮我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家摘胡椒，她家农场的……。”我嗫嚅着。

 他“哦”了一声，推着车和我并肩走着，半晌才说：“回来了没事就好。”

 推开家门的时候，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

 回到家里，桌上摆着一盘油光锃亮的腩肉煲腐竹，还有没有什么菜我忘记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肥肉炖腐竹是绝对的硬菜，只有在过年或者极其重要的日子才会出现。腐竹吸饱了油脂，颤巍巍的，咬一口满嘴流油。

 我妈坐在旁边，眼眶有点红，却笑着给我盛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直到坐下吃饭，我才猛然记起，今天是我生日。

 他们应该是每天都想着我会回来，刚好赶上生日，就买了一斤腩肉等着我。

 我夹起一块腐竹送进嘴里，豆香和肉香瞬间在口腔里炸开。这味道太奢侈了，奢侈到我甚至不敢咀嚼，生怕嚼碎了这一刻的安宁。

 看着父母鬓角新添的白发，我心里一阵发酸。

 如今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才真正能体会，在那没有电话的年代，每天去学校扑空的他们，是怎样在黄昏里一遍遍张望，又在深夜里强作镇定地互相宽慰。

 他们把所有的担心都咽进了肚子里，只留下一锅热气腾腾的腐竹腩肉，庆祝儿子的生日。

 很多年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比那更好吃的腩肉煲腐竹。那个粤西小镇的冬天，胡椒的辛香、少女麦色的肌肤、昏黄灯光下的纸牌声，以及父母欲言又止的眼神，都成了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幅画面。

 那年我十七岁，以为世界很大，可以去任何地方。

 后来我才明白，无论走多远，牵着风筝的那根线，始终攥在父母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