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里湾的庙不叫庙，叫龙王祠，供的是老岭山里最后一条不肯走的龙。老支书树群说，龙都不肯走，说明这地方有根气。可根气不能当饭吃，孩子们也不能光给龙王磕头。那年开春，树群带着几个后生，把祠里的泥像请到山崖下头，排排坐好，给它们盖了个凉棚，说是“龙王也怕晒”。庙堂腾出来，扫了三遍灰，糊了窗户纸，金里湾小学就这么开了张。

全校只有一个老师，名叫佐习。

佐习是金里湾头一个从山玉高中毕业的。山玉是镇上，从金里湾去山玉，得翻两座岭，走三十里山路。佐习走了三年，每周一趟，冬天踩着雪，夏天蹚着水，硬是把毕业证揣回来了。按说高中生在那年头金贵得很，乡里要留他，县里也有人来问过。可佐习爹死得早，娘身子骨不硬朗，底下还有两个弟妹，他走不了。

老支书树群拎着一壶苞谷酒摸上门来。也不多话，把酒倒了两碗，推过去一碗，说：“佐习，你喝了这碗酒，就是金里湾小学第一任校长。”

佐习还没喝，先笑了：“校长？几个人？”

“二十三个。”树群掰着指头，“一至五年级，复式。”

佐习端起碗，一口闷了。辣得他眼泪直流，不知是酒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抹了把脸，说：“行。”

这就算定了。没有任命文件，没有工资标准，连教室都是借的龙王庙。但佐习当得认真，认真得金里湾的老人都说这后生像头牛，犟得很。

教复式班是个磨人的活。一堂课四十分钟，给五年级讲分数，讲完了让他们做题，转过去给二年级讲拼音。二年级的拼音还没讲完，三年级的手又举起来了。佐习练就了一身本事，耳朵能同时听三个年级的动静，眼睛一扫就知道谁在底下偷偷削陀螺。他的嗓子从第一周就开始哑，哑了又好，好了又哑，后来养成了习惯，讲课时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山里娃子坐在最后一排也听得真真的。

冬天的庙堂冷得像冰窖。窗户纸被风打得呼啦啦响，孩子们的手冻得握不住铅笔。佐习就从山上砍柴，在教室后头垒了个土炉子，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去生火，等孩子们到校时，屋里已经有了热乎气。夏天的庙堂漏雨，他就爬到屋顶上翻瓦，有回踩空了，从房檐上滚下来，摔断了左胳膊，打了石膏第二天又来了，用右手写了满黑板的板书。

金里湾的大人们白天在田里干活，傍晚收工路过学校，总要趴在窗户上看一眼。看佐习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看自家的娃子老老实实坐在条凳上念书，心里就踏实了。有人说，佐习这孩子教书，比庙里的龙王还灵。龙王你求它，它不一定应；佐习你问他，他包教到你会为止。

就这么教了三年。三年里，金里湾小学的成绩在全乡统考中排进了前三，把乡中心小学都比下去了。乡里来人检查，说佐习你这教学条件太差了，要改善。佐习说，改善行，先给瓦顶换新的，再给每个娃配一套课本。来人记在本子上，走了就没再来。佐习也不恼，该咋教还咋教。

树群有个三女儿，叫阿紫。

阿紫是树群几个孩子里最聪明的一个，也是书念得最多的一个。树群供她念完了高中，又供她去燕城上了大学。燕城远啊，远到金里湾的人一辈子都说不清它在哪个方向。阿紫走的那天，树群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头，一直望到她的背影被山吃了去。

阿紫在燕城读了四年书，念的是中文。头两年还常写信回来，信上说燕城的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冬天暖气烘得人嗓子干。后两年信就少了，偶尔寄张照片，照片上的阿紫穿着裙子，站在很大很大的广场上，笑得很开。树群把照片压在枕头底下，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看完又叹口气。村里人问他叹啥，他说：“燕城那么大，金里湾这么小，阿紫怕是回不来了。”

可阿紫回来了。

那年夏天，阿紫拖着箱子从山路上走下来，晒得黝黑，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树群正在祠堂门口抽烟，看见女儿远远走过来，烟杆差点没叼住。他愣了半天，挤出两个字：“回了？”

阿紫说：“回了。”

树群又问：“不走了？”

阿紫说：“不走了。”

树群没再问。他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背着手往家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肩膀微微抖了一下。阿紫假装没看见，跟在后面，脚步轻轻的。

阿紫回村的消息当天就传遍了金里湾。有人说是燕城待不惯，有人说是家里催她回来嫁人，说什么的都有。阿紫也不解释，每天在家里帮树群收拾菜园子，到河边洗衣裳，安安静静的。但树群注意到，女儿衣裳洗完了，总要在河边多坐一会儿，望着上游发呆。上游不远就是龙王祠改的小学校，每天下午四点多，佐习放了学，会到河边洗粉笔灰。他的手总是白的，指甲缝里嵌着白的黄的粉笔屑，搓半天也搓不干净。

阿紫就是在河边跟佐习说上话的。起先没什么，就是碰见了点个头，最多问一句“今天课教完了？”佐习“嗯”一声，弯下腰继续洗手上的粉笔灰。阿紫发现他这个人话少得很，但他洗粉笔灰的样子很认真，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搓，好像那些粉笔灰是什么贵重东西，不能随便冲掉似的。

有一回下了大雨，河水涨了，佐习放学后来河边洗手，脚下一滑，差点栽进水里。阿紫正收衣裳路过，一把拽住了他的袖子。佐习站稳了，耳朵红透了，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劲不小。”阿紫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声在山谷里来回撞了好几趟。

从那以后，阿紫开始往学校跑。说是帮树群看看学校的房子漏不漏雨，去了就在最后一排坐着，听佐习讲课。佐习讲课时跟平时判若两人，话虽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讲李白的诗，他不说李白有多伟大，他说：“你们想想，夜里醒过来，月光照在地上，白花花的，你以为是下了霜。一抬头，月亮在天上，圆圆的亮亮的，忽然就想起老家的爹娘了。这就是李白那二十个字的意思。句子能背下来不算本事，能把那个‘忽然’想明白了，才算读懂了。”

阿紫坐在最后一排，听得出神。她在燕城上了四年大学，听过教授的课，听过专家的讲座，可没有一个老师像佐习这样，用这么轻的声音讲这么重的话。那些粉笔灰沾在他手上、袖口上、甚至额角上，他浑然不觉，眼睛里全是讲台下头那二十三个娃子。

阿紫想，这个人，是把心掏出来当灯使的。

后来的事，说来也简单。阿紫跟佐习好了。好得悄没声息的，连树群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天佐习提了一刀腊肉、两瓶酒，规规矩矩上门来，对着树群鞠了一躬，叫了声“叔”。树群看看佐习，又看看阿紫，阿紫的脸红得跟灶火似的。

树群沉默了很久。他不是不满意佐习，佐习这孩子是他看着长大的，人品、学问、心肠，哪样都没得挑。可树群心里有个疙瘩——阿紫是上过大学的人啊，他是怕女儿委屈。

阿紫看穿了父亲的心思。她说：“爹，我在燕城四年，住的是八人间的宿舍，吃的是食堂的大锅饭，冬天暖气烤得流鼻血，夏天电扇吹得头疼。那地方再好，不是我的家。金里湾再穷，是我的根。佐习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你要是拦我，我就去庙里住，不碍你眼。”

树群被噎得说不出话，最后摆了摆手：“去去去，找你娘说去，别烦我。”他转过身，背对着他们，声音忽然低了下去，“我哪是要拦你，我是怕你将来后悔。”

阿紫走过去，从后面抱住父亲的腰，脸贴在他硬邦邦的脊背上，轻声说：“爹，我不后悔。”

那年秋天，佐习和阿紫成了亲。没有大办，就在学校隔壁的祠堂里摆了四桌，请了村里的老老少少。喜酒喝到一半，有个二年级的娃子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幅画，说是全班同学凑钱买了纸笔，一人画了一笔，凑成了一幅画，画上是两个大人站在一间房子前头，房子上头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字——“我们的家”。

阿紫接过画，眼泪就下来了。佐习在旁边站着，喉咙动了动，到底没说出话来。他转身倒了三碗酒，给树群端了一碗，给老母亲端了一碗，自己端了一碗，仰头喝得一滴不剩。

婚后没几天，阿紫就跟佐习说：“学校的课，我来帮你带。”

佐习说：“你一个大学生，回来教小学，不委屈？”

阿紫瞪了他一眼：“你一个高中生，回来教复式班，你不委屈？”

佐习想了想，觉得这话也对，就没再说什么。

从那以后，金里湾小学就有了两个老师。佐习教数学和自然，阿紫教语文和音乐。阿紫把在燕城学的那些东西慢慢揉碎了，掺在山里的土话里讲给孩子们听。她教孩子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时，孩子们不懂什么叫白塔，阿紫就指着岭上的那座白石崖说：“那就是金里湾的白塔。”孩子们就懂了。

音乐课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课。阿紫教他们唱歌，也教他们认谱子。山里娃子嗓门大，一开口，整个山谷都在震，连崖下头凉棚里供着的龙王像都好像竖起了耳朵。有老人说，夜里听见学校那边飘出歌声来，还以为庙里的龙王显灵了。后来听清楚了，是阿紫在教娃子们唱歌。老人点点头说：“这比龙王显灵还稀罕。”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佐习还是每天到河边洗手上的粉笔灰，阿紫还是每天在河边洗衣裳。两个人在水边碰见了，也不多说什么，一个搓粉笔灰，一个搓衣裳，水声哗哗的，把什么都盖住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口子的感情，比河底下的石头还实在，比河面上的水还清亮。

老支书树群没事就到学校门口转一转，也不进去，就在外头抽袋烟，听听里头读书的声音。佐习的声音低沉，阿紫的声音清亮，两个声音掺在一起，从庙堂的窗户里飘出来，飘过金里湾的屋顶，飘过老岭的沟沟坎坎，一直飘到山口子那边去了。

树群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自言自语地说：“这龙王祠，改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