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镜桥与麻哈江的回忆

文/静川

张俊邀了我很多次，让我去贵州看葛镜桥。他在电话里说：“你来吧，我带你看一座用豆腐砌成的桥。”我那时总以为他在说酒话，后来才知道，那座桥在当地人口中确实有个诨名，叫“豆腐桥”。可这豆腐，硬是扛了四百多年的风雨。他一年催我两三回，我一年推他两三回，就这么拖了整整三年。

真正成行，是2014年秋天的事。那年我们浙江萧山举办了一个“中国诗酒文化高峰论坛”，我和张俊都收到了邀请。我提前一天到了萧山，他当晚也赶到了，两个人住在同一家酒店。巧的是，我和洪烛被分在了同一个房间。

洪烛——就是写诗的那个洪烛，洪水的“洪”，蜡烛的“烛”。我们俩一个房间，两张床，中间隔着一个床头柜。那一周的时间，是我和洪烛相处最密集的一段日子。白天参加论坛，听各路诗人和酒文化专家的发言，晚上回到房间，两个人躺在床上，关了灯，话反而多了起来。

洪烛比我大几岁，但在诗坛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可他这个人没有一点架子，说话慢条斯理的，声音有点沙哑，像老收音机里传出的那种调频声音，听起来特别舒服。我们聊诗歌，聊各自走过的路，聊那些年在刊物上发作品的不容易。他跟我说他早年在《诗刊》发第一组诗的经过，说那时候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把杂志翻来覆去看了七八遍。我说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两个人就在黑暗里笑出声来。

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过了半夜。洪烛抽烟，我也抽烟，房间里烟雾缭绕的，第二天早上服务员来打扫卫生，总是要皱着眉头多喷几遍空气清新剂。洪烛就笑着说：“咱们俩把人家好好的房间弄成烟囱了。”我说：“没事，反正明天还得接着熏。”他又笑了，那个笑容我现在还记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往两边咧开，露出有点发黄的牙齿，却让人觉得特别真诚。

那一周，我们几乎无话不谈。谈诗，谈酒，谈女人，谈人生，谈那些说不出口的梦想和说不清楚的困惑。有时候他会忽然沉默下来，我以为他睡着了，正要翻身，他忽然又开口说：“静川，你说咱们写诗，到底图什么？”我愣了一下，一时答不上来。他自己又说：“图个痛快吧。心里有话，不说出来憋得慌。写诗就是把这口气吐出来。”我听着，觉得他说到了根子上。

论坛闭幕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诗友聚在一起喝酒。洪烛酒量好，一杯接一杯地喝，脸上始终挂着那种不紧不慢的笑容。张俊拍着他的肩膀说：“洪烛，等萧山的会结束了，你跟我们一起走，我带你去贵州看葛镜桥，吃狗肉火锅。”洪烛举着酒杯，眼睛里亮晶晶的，说：“说定了，明年我去贵州找你们。今年不行，今年还有别的事。”我们都以为“明年”很快就会来，谁也没想到，那竟是一个再也兑现不了的约定。

萧山的论坛结束后，我和张俊收拾行李赶赴机场。洪烛因为别的事情没有同行，他站在酒店门口送我们，朝我们挥手，嘴里喊着：“路上小心！到了贵州给我发消息！”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站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笑着朝我们挥手。那个画面，像一张老照片，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后来的事，都写进了我那一年的组诗里。红豆杉、桫椤、苗语、桶饭、狗肉一条街、老北京饭店、毛主席住过的老屋、张俊的湖南腔朗诵、世界酒博会上那上百种酒的滋味、麻哈江碧绿的水、嫂子每天端上桌的热汤热饭——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拼成了我对贵州的全部记忆。只是每次读到“卡斯特的妈妈”那句，心里都会微微地疼一下。喀斯特地貌还在，山山水水都在，但那个“妈妈”，已经不在了。而那个在萧山酒桌上跟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也要去贵州”的洪烛，也不在了。那间我们同住了一周的酒店房间，那两张中间只隔着一个床头柜的床，那些关了灯之后的深夜长谈，那些烟雾缭绕的清晨——它们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现在，十年过去了。张俊还在写诗，还是开那辆旧宝马，只是车里的烟味淡了，茶叶味更浓了。他告诉我，那座老房子被县里列为红色遗址了，挂了块牌子，每年都有人来看。他还在旁边住着，守着新楼，也守着老屋，守着母亲讲了一辈子的那个故事。只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每次我们通电话，他还会用湖南腔跟我开玩笑，念两句“北国风光”，声音还是那个味道，像极了那个人的腔调。

至于葛镜桥，它还在麻哈江上，跨江连岸，归于通往黔南的宁静，还在等下一个愿意停下来听它说话的人。

而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有些地方，去一次就够你记一辈子。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多美，而是因为你在那里，把自己的一部分留了下来。那些狗肉火锅的热气、飞天茅台的醇香、老北京饭店里的人声鼎沸、张俊朗诵时像极了主席的湖南腔、世界酒博会上那上百种酒的滋味、江水的凉、老屋木头的沉香、嫂子每天端上桌的热汤热饭、张俊说的那句“住酒店是客人，住家里才是亲人”——它们都还在，在麻哈江的风里，在葛镜桥的石缝里，在张俊家老屋的每一道木纹里，在新楼厨房的烟火气里。只是做桶饭的人不在了，那个在萧山酒桌上举杯说要一起来的洪烛也不在了，那个二十五块钱一斤的狗肉，如今也不知道涨到多少钱了。

可只要我还记得，他们就都还活着。在一首诗里，在一行字的缝隙里，在麻哈江的水声里，在葛镜桥四百年的沉默里，在张俊那口湖南腔的“数风流人物”里。母亲活着，永远八十多岁，永远笑眯眯地端着桶饭，用苗语说：“慢慢吃，慢慢吃，你们这些写诗的，吃饭跟打仗一样。”洪烛也活着，在我记忆里那个酒店房间的另一张床上，在关了灯之后的深夜长谈里，在那些说不完的话题和吐不完的烟圈里。他用他那沙哑的嗓音，慢条斯理地说：“写诗图什么？图个痛快。”

我听不懂苗语，但那句话，我听懂了。我再也听不到洪烛的声音，但那些深夜里的对话，我一句都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