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之殇
—1966年的零碎记忆
上世纪六六年初，极左的蓝田社教已使这个由来民风淳朴的地方，弥漫着令人压抑的肃杀的气氛。下半年，宣告社教和文革结合进行，这样就把本来就很左的社教推向了极“左”的深渊。在这个小小的县城，城关中学作为本县“最高学府”，老师都是建国前或建国初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本县教育界的翘楚，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牛鬼蛇神”成堆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为那场浩劫的重灾区。
下半年新学期开学，似乎还能勉强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九月初开学，正常上课。初一甲班的班主任叫张炜，个子不高，胖胖的圆脸和蔼可亲。语文老师是高树恭老师，教代数的是何更新老先生。刚上课大约不到一个月，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搞运动。停课后，改由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高中学长替换班主任管理初中生，称之为“辅导员”。初一甲班辅导员是高六六级杨福才学长。虽然不上课，但基本还是每天按时进教室，只是把上课改为搞运动。作为初一学生，年龄小、入学时间不长，难以融入学校范围的运动，就只能进行自我革命。开始主要是学毛选、学中央文件，开展“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时“红色血统论”如同瘟疫袭来一般，风靡一时，于是各班纷纷把家庭成分高、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同学作为运动对象，进行批判的现象屡见不鲜。十几岁的孩子们批斗自己同学，实属荒唐至极。
上半年，社教运动初期，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斗争矛头直指书记范子玉、校长林芝育、教育主任刘祥庆、副教育主任孙建才等学校领导。他们的“罪行”主要是他们“不折不扣的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除了对领导层批判斗争之外，进而扩大到所有教师。据说当时除了一名教体育的王愿年老师是唯一没有问题外，其余老师都是有问题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随着运动的深入，挖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据说地理老师徐树滋夫妇是重庆中美合作所军统特务；美术老师荆梅丞老师是国民党军官；王师曾老师参加过国民党；还有一位薛效富老师，据说是来自台湾的国民党特务。还有教俄语张旺景等几位老师偷听苏联敌台广播，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霎时间这些昔日全县教师中的佼佼者，徒然成为批判斗争对象。
书记、校长等校领导遭受批斗自不必说，连退休多年的老校长何子云老先生也不堪凌辱，吞金自尽。何老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在数学方面有很深造诣，是蓝田教育界的泰斗，年近古稀（67岁）竟遭此厄运，令人痛惜。校长林芝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又从外省调回不久，问题不大，打击较轻。而教育主任刘祥庆老师所遭受的打击迫害则是非常惨重的。刘老师是解放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优秀知识分子，除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外，作为旧政权留用人员，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在社教运动前期的批斗会上当场中风倒地，留下严重后遗症，雪上加霜的是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农村，在贫病交加中不久离世。这位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高级知识分子、资深的杰出教育工作者，为加强蓝田教育事业，从渭南地区重点临潼华清中学调来不久，竟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实为城关中学之痛、蓝田之痛。
记得语文老师陈志先、政治老师费志学老师被剃了阴阳头。从陕师大毕业的陈志先老师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头茂密乌发、漂亮的偏分头，平时很是靓眼拉风，可能被认为这漂亮的头型也算属于资产阶级吧，被恶作剧居中自前至后剃了大约一寸宽的发沟，形象滑稽，但绝不可笑。我亲眼看到政治老师费志学，在校园那个大坑边、学生宿舍前，被一群学生围攻推搡、肆意侮辱。更令人不堪的是化学老师张福贤自杀身亡以后，上衣被解开，袒露的肚子鼓涨得很大，有人用墨笔在肚子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人都死了还要如此凌辱，其惨状可见一斑。张老师是本县杨坡头村人，为人儒雅沉稳，化学教学非常出色，社教中他家里被补定了个富农成分，村里“贫协”来人要把他揪回村里批斗，加上在学校被人搜肠刮肚搜集“反动言论”，并无限上纲，遭受残酷斗争和肆意凌辱，以致不堪屈辱，以死抗争。他罹难之处，是操场南边、县委围墙外的小洋槐树。
回顾当时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例，以及那些被批判斗争的人，基本上都是含冤负屈，遭受了无妄之灾。荆梅丞老师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树滋老师年轻时也是苦出身，他在运动前做“忆苦思甜”报告，讲到旧社会家里的悲惨遭遇，每每催人泪下。他之所以抗战时期考上军统所属单位，一为救国，二为谋生。作为军统普通文职人员，解放后经过严格审查，安排到中学教地理，应该说组织早有结论。徐老师教课有一个绝活，就是快速在黑板上徒手画地图，那些不规则的分省地图，他信手画来必准确无误。他妻子也不过是军统的一个报务员而已；同样作为“特务”身份被批斗的薛效富老师，据说是被国民党逃台时挟裹到台湾的大学生，受了特务训练后遣回大陆，落地后立即向政府投案自首，经审查后安排到蓝田城关中学教书。他在被威逼交代问题时说“我的问题等到台湾解放后就一切明白了”。即使他的人生经历与“特务”有些关联，也是经过审查、早有定论的；张旺景等几名俄语老师，只是为保持俄语发音准确性，几个人聚在一起听过几次苏联广播而已。对陈志先、张福贤、费志学等老师更是无中生有，对教学中一些片言只语无限上纲、罗织罪名进行斗争。费志学是教政治的，小辫子自然更多，七斗八斗之后，被开除公职回家务农了。这些被迫害的老师们，除了含冤去世的以外，后来基本上都得到“落实政策”，回到教学岗位，继续耕耘在三尺讲台。
六六年十月份以后，随着运动进展，开始揪斗党政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一天一帮学生把县长姜行周揪到学校，关在东边学生宿舍第一排靠路边单间里，勒令交代问题。我们在房门口围观了老县长与“红卫兵”的交锋，老县长用手猛拍着木床板，怒斥到“就这小房子、就这硬板床、就你们这些人我不怕！我连国民党的监狱都坐过，还怕你们这！”。姜县长是我们同学的父亲，目睹此情此景，见识了老一辈革命者在逆境中的铮铮铁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停课闹革命那个阶段，先在社教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个文革“筹委会”，在其主导下了“红卫兵”组织，属于“官办”红卫兵组织。官办红卫兵骨干基本上是学生会和各班学生干部，都是出身好、“根红苗正”的学生。“官办红卫兵”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的。毛主席开始接见全国红卫兵，官办红卫兵也派代表赴京接受接见，在当时是一般学生无法企及的莫大的荣耀。
随着工作组撤离，和大串联兴起，各种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筹委会也有了对立组织，好像叫“临委会”，这是造反派学生自发成立的。对立的两派组织除了对“走资派”和教师中的“坏人”变本加厉批斗外，两派互斗也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来组织越来越多，名称五花八门：“兵团”、“战团”、“野战军”，似乎名号越大越有声威。更滑稽的还有一个“单枪匹马”战团，名曰“战团”，其实成员就是一个人。没有例外，我也参加了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组织。所谓革命行动，则是向学校总务领了一个油印机、钢板、蜡纸、油墨等印刷工具，翻印来自各方的传单，到县门街人群一撒，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唯一收获是学会了油印技术。回想起来，其实和现在手机转发视频差不到。同时期有些想成立组织的同学纷纷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大概是借重我能写那些引用伟人语录和诗词、充斥着革命豪言壮语的“成立宣言”。所谓组织称为“乌合之众”也不过分，成立宣言往墙上一贴，开个成立会，之后活动不到一两次，就作鸟兽散了。记得那些随便成立的组织有什么“大刀会”、“遵义公社”、“从头越”等等，如同儿戏一般。
大串联开始后，陆续有西安来的学生开展辩论，我们年龄小的学生在旁边站着听，看哪一方快辩败了，就上去帮腔打嘴仗，唯一目的是帮其转败为胜，只要说的对方理屈词穷便作罢。反正是用A语录反驳B语录，用革命的矛刺革命的盾，孰是孰非则是混沌难断。
十月份开始了举国范围“大串联”。我们也扒火车去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最后两次接见。从北京回来后，稍作休整，于元旦前夕，跟随一帮高六八级学兄、学姐，开始以韶山、井岗山为目的地的“长征”。一路步行经河南、湖北、湖南，到达韶山。于翌年三月免费乘火车回西安。
六七年，学校秩序基本大乱，主要是打派仗。蓝田分裂成“五一六”和“八八”两大派。迅即大规模武斗在这两大派中展开了，除了打派仗的骨干外，其他学生都回家当了“逍遥派”。城关中学作为风暴漩涡中心，武斗中也涌现了不少名震蓝田的风云人物。
在“天下大乱”的大环境下，蓝田城关中学，没有了昔日的莘莘学子和朗朗书声，排排教室空空如也，校园死一般的沈寂，静静的等待新主人的来临，默默期盼浴火重生。
岳枫
2026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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