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不如著书黄叶村
——谒北京西山曹雪芹纪念馆
张兴源
这一篇文字,来得未免有些迟了。
说它迟,不是说我今日才来拜谒曹雪芹故居,而是说,一个自少年时代起就将《红楼梦》奉为案头至宝的读书人,一个几十年来反复捧读这部奇书不下十数遍的所谓“学者型作家”,一个宣称“对《红楼梦》文本的熟悉程度就如同熟悉我自己的手稿”的文学信徒,竟然直到公元2025年5月的这个日子,才忐忑不安地站在曹雪芹先生曾经著书的这片土地之上,对着那一排低矮的旧式平房,深深地鞠上一躬。
这鞠躬,不是礼节性的。它包含了太多的亏欠,太多的愧疚,太多的迟到的敬意。
一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公元2025年5月,暮春与初夏交接的时日,北京城已经褪去了晚春的料峭,西山脚下的空气里浮荡着一股草木勃发的清甜。我从延安出发,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窗外的黄土高原渐渐退去,代之而起的是华北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那麦子正是抽穗时节,一阵风过,绿浪翻涌,让人看了心里也跟着活泛起来。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也就是传说中曹雪芹晚年著书的“黄叶村”。
说起“黄叶村”,这个名字于我并不陌生。早在读曹雪芹的朋友敦诚《寄怀曹雪芹》一诗时,我便将那句“不如著书黄叶村”刻在了心上。敦诚的诗是这样写的: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
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
窗剪烛风雨昏。接離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
樽。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全诗以曹将军起笔,落笔却满是一个文人对另一个文人的深沉关切。尤其是结尾那两句——“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是在劝他的朋友:别再去敲那些富人家的门了,那些人的脸色,比残羹冷炙还要令人作呕,你何不回到西山脚下的黄叶村里,安安静静地写你的书呢?
当年读到这几句诗,我的心里猛地一酸。我想到自己年轻时在志丹乡下放羊的那些日子,也曾望着远山近水,高峁低岭,有过漫无目的的遐想。那时节,我还不懂什么叫“残杯冷炙”,更不懂什么叫“有德色”。我只知道,那些藏在藏窑里的一摞摞旧书,是我唯一的慰藉;那些从《电线杆上的火花》读到《鸿门宴》、从《论语六则》读到《五人墓碑记》的少年时光,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如今想来,文学这件事,从来都不是锦衣玉食者的专利。恰恰相反,那些从苦难和困顿中生长出来的文字,才最有力量。
二
坐西郊线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直在转悠这些念头。
西郊线是一条地面有轨电车,从巴沟发车,一路向西,沿途经过颐和园、茶棚、万安,终点便是香山。车过万安之后,路两旁的树木愈发蓊郁,那是一种只有在京城西郊才能见到的浓绿。有人说香山一带是京城的“绿肺”,这话不假。满山满谷的松柏和槐树,将这里的空气洗得清清爽爽。
到了国家植物园站,下车,入园。植物园里游人不少,但大多奔着卧佛寺和樱桃沟去,往东边走的人并不多。我沿着一条石板小路向东行去,大约走了四五百米的样子,眼前豁然开朗——一片低矮的院墙,几棵老槐树,一个朴素的木制牌坊,便是曹雪芹纪念馆了。
第一眼看到它,我是有些失望的。
我失望的不是它的简陋,而是——我不敢相信,一部《红楼梦》竟然诞生在如此寒酸的地方。纪念馆是一组低矮院墙环绕的长方形院落,前后两排共十八间房舍,全是仿清代建筑,灰砖灰瓦,朴素得不能再朴素。这与我想象中的“大观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红楼梦》里,贾府是何等的排场!荣国府的“荣禧堂”上悬挂着“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是皇帝的御笔;宁国府的除夕祭宗祠,光是“五间正殿前悬着九盏琉璃灯”这一句,便足以让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眼花缭乱。
而写出这一切的那个人,却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门前有三棵古槐,据说有三四百年的树龄了。树身粗壮,要两三人才能合抱,但树姿并不挺拔,而是歪歪斜斜地伸向天空,枝干虬曲,苍劲之中透着一股倔强的生命力。我站在槐树下,仰头望了一会儿。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漏下来,洒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我忽然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那么,天下的树呢?是不是也不拘哪里的树,只要在树下站一站,感受一下两百多年前吹过曹雪芹衣袂的那阵风,也就能算是一种致敬了?
这想法有点儿矫情,但那一刻,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三
走进院子,迎面是一方石碑,上面刻着“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大字,落款是启功。启功先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世孙,以书法名世,独创“启功体”,清劲秀雅,与这座朴素的院子倒是相得益彰。我没有急于走进展室,而是在院子里慢慢地踱了一圈。院子的地面铺着青砖,缝隙间长出了青草。墙根下种着几丛竹子,虽不高大,却也青翠可爱。竹子是《红楼梦》里潇湘馆的标配,种在这里,大约是意有所指的。
纪念馆的前排展室,陈列的是清代旗人的生活环境、曹雪芹在西山生活创作环境的模型,以及两百年来有关曹雪芹身世的重大发现及有关文章、书籍。后排六间展室,则集中展示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红楼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看到了一些熟悉的物件:八仙桌、躺柜、青花瓷器,还有满族萨满教的全套祭器、银锁、手炉、拂尘等。这些器物大多是仿制品,但依然让人恍惚间觉得走进了《红楼梦》的某个章节。那银锁,让我想起薛宝钗项上的“金锁”;那手炉,让我想起林黛玉手里捧着的那个小手炉——“你又来做什么?横竖有人给你送去的。”——晴雯对麝月说的那句话,至今还在耳畔回响。
但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那间发现了“题壁诗”的屋子。
四
事情发生在1971年4月4日。
那一天,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的住户舒成勋正在修理房屋,当他铲去表层墙皮时,露出了里面的一层灰皮,上面居然写满了诗句和联语。其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下联是“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是“真不错”。由于这一带一直流传着关于曹雪芹的传说,舒成勋顿时感到这个屋子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消息传开,有关部门派人来考察。红学家吴世昌看了墙上的文字,认为字迹拙劣,不可能出自曹雪芹的手笔。这结论让舒成勋颇为沮丧。然而当年6月,有关部门却将带有文字的墙皮全部揭走了——既然与曹雪芹无关,为何又要揭走呢?舒成勋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被揭走的墙皮,直到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开馆时,才被送回纪念馆收藏。
这个故事曲折得如同一篇侦探小说。讲解员说1984年纪念馆开馆前夕,有人曾请溥杰先生题写“曹雪芹故居”五个字,溥杰先生却没有按照来人的要求写,而是题写了“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字。他的理由是:“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溥杰先生这句话,让我肃然起敬。作为一个皇族后裔,他完全有资格倚老卖老、信口开河,但他没有。他守住了自己的分寸。
说实话,我并不是红学家。我虽然几十年来痴迷于《红楼梦》,也买“齐”了几乎所有能见到的《红楼》版本,但我的专业毕竟不在考据之学上。正白旗39号院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真正的故居,我没有资格给出结论。正如溥杰先生所说——我没有权力写“故居”。
但我想说的是,即使这里不是曹雪芹实际居住过的地方,即使那些题壁诗是后人伪托的,也不妨碍这里成为一座圣殿。因为,正如中国作家网上一位网友的留言:“在西山脚下兴建一座曹雪芹纪念馆总是件好事,因为至少可以为红学研究开辟一扇新的窗口,而使这里的山川生媚,草木生辉,进一步点燃人们对曹雪芹住地探索的热情。”
一座纪念馆的意义,有时并不在于它是否精准无误地还原了历史事实,而在于它让后人有了一个可以凭吊先贤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安放敬意的空间。
五
从题壁诗展室出来,我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坐了很久。
院子里很安静,除了偶尔几声鸟鸣,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这与植物园外面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得有一位作者在游览黄叶村时这样写道:“从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来到植物园,来到曹公曾经生活的黄叶村草庵前,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由繁华热闹到冷清寥落,甚至可以说空无一人。谁能想到,红楼梦正是在这样人烟稀少的小村子里写出来的?”
正是这样。
一个写出了中国最伟大文学作品的作家,居然是在如此偏僻、如此冷清的地方,耗尽了他一生的最后心血。
《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曾用八个字来形容他的晚境——“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茅草搭的椽子,蓬草做的窗户,瓦片砌成的灶台,绳子编成的床。这哪里是一个曾经锦衣纨绔的贵族子弟的生活?敦诚在另一首诗里写得更直白,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亦有说此诗是曹雪芹本人写给敦诚的;存疑)一家老小靠喝粥过日子,连喝口酒都要赊账。
我反复咀嚼着这八个字——“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志丹乡下住过的窑洞。那时候,窑洞的窗户也是用麻纸糊的,冬天西北风一吹,纸糊的窗户呼啦呼啦地响,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直打哆嗦。灶台倒是用土砌的,不是瓦的,但烧的是柴火,烟熏火燎的,跟曹雪芹的“瓦灶”怕是也差不了多少。
一种跨越两百多年的共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难道不是苦难浇灌出来的花朵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杜甫飘零,始成“诗史”;曹雪芹穷愁潦倒,才有了《红楼梦》。这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当你真正站在曹雪芹著书的地方,看着那些寒酸的陈设,想着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你就会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一种残酷的事实。
六
说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与《红楼梦》版本的缘分。
我最早读到的《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程乙本。那时候我还在志丹县张渠中学念初中,课余时间不多,但这本书一到手,我便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读了起来。那是一个怎样的版本呢?以程伟元、高鹗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排印的程乙本为底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注释。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接触到了更多的《红楼》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庚辰本,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早期抄本为底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我立刻买了来,一字一句地读。再后来,又买了许多红学家自己校勘的“脂评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侧重。
2019年10月,我又在网上买到了台湾学者徐少知的《红楼梦新注》(五巨册)。这是史上第一部《红楼梦》的“详注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再参以甲戌本等十七种底本来校注,旁征博引,体大思精。徐少知先生以史学为专业,以版本对校和全部词语的考察为方法,大量使用博物馆实物和已出版的各种文献图档,以证据来说话,同时又以满人风俗、北京惯习、清代典制的考释来辅助其观点。有评论说,这部新注已超出注解的范畴,可说是一部《红楼梦》的名物学,甚至是一部精彩的“红楼梦一家言”。我捧着这套繁体竖排的精装本,反复研读,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有时候读到深夜,忽然发现一处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像在山洞里走了很久,忽然看到了洞口的光。
这些年,但凡能够见到的《红楼梦》版本,我基本上买“全”了,也差不多“翻”遍了。从程乙本到庚辰本,从脂评本到徐少知的新注,一路走来,仿佛是跟随曹雪芹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学世界。
有人说,读《红楼梦》是一个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抵达的过程。我很赞同这句话。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思索。这就好比你看一座山,近看有近看的风景,远看有远看的轮廓;春天有春天的绿意,秋天有秋天的斑斓。你永远不可能把一座山看尽,正如你永远不可能把《红楼梦》读完。
七
忽然想起了刘心武先生。
刘心武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红楼梦》研究大家。他把自己一生的写作比作“四棵树”——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与《红楼梦》研究树。他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贡献,尤其值得大书特书。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到续写后四十回,他在红学领域开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有人说他的观点过于大胆,有人说他的续写不够典雅,但没有人能否认他的贡献——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敏锐,捕捉到了《红楼梦》中那些被传统红学家忽略的细节,并将之放大、推演、深化。
刘心武先生有一种令我钦佩不已的大气魄、大视野、大境界。他谈《红楼梦》,不是小打小闹,而是站在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上,将《红楼梦》置于历史、哲学、美学的宏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他甚至提出过一个令我深感震撼的命题: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囊括了中华古代文化几乎所有的精华。
我不知道刘心武先生有没有来过这座黄叶村纪念馆。但我想,他若来了,一定不会只看墙上的题壁诗和橱窗里的文物,他一定会看到更深的东西——曹雪芹的挣扎、曹雪芹的超脱、曹雪芹用尽一生心血浇灌出来的那朵文学之花。
八
院子里的光线开始变化,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的笔触也该从当下的游览转向历史的深处了。
关于曹雪芹晚年在西山的生活,我读过的资料不在少数。综合各家之说,大体是这样的情形: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上是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居北京。他的祖父曹寅,是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曹家在江南担任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之久,成为一时的江南望族。但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少年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自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到了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但正是在这样的困顿之中,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了那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
史书上关于他这一段生活的记载寥寥无几,但朋友们的诗作中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线索。除了前文引用的敦诚《寄怀曹雪芹》外,敦敏也曾有诗写到雪芹“山村不见人”“日望西山暮餐霞”的情景,张宜泉则有“寂寞西郊人到罕”的诗句。这些零星的文字,如同一块块拼图,拼凑出一个孤独的著书人的形象。
更令人心酸的是曹雪芹晚年的失子之痛。据记载,曹雪芹在经历了失去独子的巨大悲伤后,没过几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不到五十。“平生遭际实堪伤”,他为他的人物写下的这七个字,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注脚。
站在黄叶村的院子里,想着曹雪芹的这一生,我忽然想起了高建群先生为我的四卷本选集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从他们仰望星空产生这种梦想的那一刻起,从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窑洞迈向大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胜利者了。”
曹雪芹从江宁织造的深宅大院走向了西山黄叶村的“茅椽蓬牖”,这表面上是一种“败落”,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胜利”。他从物质世界的顶端跌入了谷底,却从精神世界的谷底登上了顶峰。他用一部未完的小说,完成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事情——将个体生命的有限体验,升华为超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记忆。
九
在纪念馆的后院,有一面墙上刻满了《红楼梦》中的名句。我踱到那里,看到的第一句便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首小诗写在《红楼梦》第一回的开篇,是曹雪芹的夫子自道。他似乎在告诉所有的读者:这本书,你们不要只当它是故事,这里面有我的血泪,有我的痴心,有我的真“味”。如果你读不懂,没关系,我已经把话说在这里了——“谁解其中味”,这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绝望。期待的是,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会有人真的懂他;绝望的是,在他活着的那个年代,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他。
我们不妨想想那个年代的情形。乾隆时期,文字狱盛行,文人动辄得咎。曹雪芹写《红楼梦》,写的是“家亡血史”(贾王薛史),写的是“白骨如山忘姓氏”,这些东西在当权者眼里,是犯忌的。难怪有传说讲,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官府已经盯上了他。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恐怕不全是文学上的精益求精,也有避祸的考量在里面。
在这种环境下写作,需要多大的勇气?
我在延安日报做了近二十年的编辑记者,深知“文网”的厉害。有些话题,你是不能碰的;有些观点,你是不能说的。但曹雪芹面对的局面比我们严峻得多——他写的是一部小说,而小说这种文体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的眼里,根本不入流,甚至还被认为是“诲淫诲盗”的邪书。他用一生的困顿,换取了一部巨著的诞生;而这部巨著,又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让世界认识到了它的伟大与永恒。
这让我想起了柳青的《创业史》,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想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些陕西作家的作品,同样是在困顿中诞生的,同样是用生命换来的。或许,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她的名字就叫“苦难”。
十
太阳已经快落到西山后面去了。
我准备离开纪念馆,但脚步却有些迟疑。我在院子里又转了一圈,最后看了一眼那三棵歪脖子古槐,看了一眼门外的溪水,看了一眼刻在石头上的那两句诗——“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周汝昌先生将这几句诗刻在这里,是有深意的。他想提醒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要羡慕那些靠权势和金钱堆砌起来的繁华,那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是著书立说,是用文字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添砖加瓦。
我从七岁就开始放羊,到后来考大学、当教师、做记者、写文章,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不知经历了多少困顿、屈辱和挫折。但文学这条路上,我从没有想过要回头。读《红楼梦》如此,写作品也是如此。有人说我是“学者型作家”,我或者受之有愧;有人说我“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这话倒是不假。因为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标杆,那就是曹雪芹。他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书,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他写的是他想写的东西,而不是别人想让他写的东西。
从纪念馆出来,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西山之上,给整座山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我沿着来路往回走,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了许多。不是因为此行得到了什么具体的答案,而是因为——
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心里多了一个安放敬意的角落。那里有黄叶村,有正白旗三十九号院,有题壁诗,有三棵古槐,有“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八个字,有“谁解其中味”那一句感叹。
这敬意,来得有些迟。
但它毕竟还是来了。
2025年6月上旬初稿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