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驮经：洛阳白马寺纪行
张兴源
一、从陕北塬上到洛阳古都：一次迟来的朝圣
阳历四月下旬的洛阳市郊，春色正浓。穿过白马寺鎏金正门的时候，我看见一行雁阵从齐云塔的塔尖掠过，在宝蓝色的天幕上写下一个巨大而瞬间即逝的“人”字。古人说一叶知秋，我而今有了“一雁知天”的经验。天是蓝得不能再蓝的天，风是清得不能再清的风，心，则是净得不能再净的心。
我从七岁开始给父亲“帮羊稍子”，十一二岁时，便已是村里放羊的一把好手了。“赶到羊子下羔时，怀里抱的、背上扛的、肘间搂的，尽是那软棉棉、湿漉漉的羊崽”，我将那百十只羊子赶在那杏子河的河槽里，赶在那半山的杏树旁边，赶在我后来不断在文章里写道的、那些陕北漫山遍野的艰难与希望里。
人和土地的缘分，说来真是匪夷所思。一个放羊娃，因家中藏窑里那摞旧课本和一本《鲁迅小说集》，竟从中读出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路。后来我上了延安大学和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了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研究生院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后来又进了延安日报担任编辑记者，出了书、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忽培元先生在为我的选集作序时用了“跋涉者的足迹”这个题目，寥寥数字，已囊括了我大半生的轮廓。
而真正将这旷日持久的跋涉推向一个又一个纵深与澄明的，始终是阅读与行走。车行连霍高速，黄土在窗外绵延，过了三门峡便成了开阔的河洛平原。我记得去年在中省市一些报刊发表作品时，有编辑感慨说张兴源的文字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纵深感”，那时我还不曾来过洛阳。今番踏上这片十三朝古都的土地，我觉得我的双脚踩在了时间的轴线上——右边是“河图洛书”的传说，左边是盛唐牡丹的余烬，而脚下踩着的，正是东汉明帝“永平求法”的起点。
公元64年，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有日光，飞绕殿庭。次日早朝问诸大臣，有人奏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而黄金色，陛下所梦即此。明帝于是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访求佛法。永平十年，使团从天竺请得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万里东归，抵达洛阳。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寺，因白马驮经之功，遂名曰“白马寺”。
一念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读到的一部苏联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传记，叫做《一个作家的道路》。那本书说：一个写作者，就是他所在民族的语言的朝圣者。东汉那些最初的求法者，他们才是真正的朝圣者——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安顿灵魂的智慧。而我，从放羊娃到国家级作家，从陕北的窑洞到中国历史深处的腹地，这条路的每一次延伸，何尝不是一次精神的求法？
二、白马驮经：从丝路起点到长安再到延河岸边
白马寺山门面朝邙山，背依洛水，占地近二百亩，五进院落沿中轴线次第展开。我站在寺前的广场上，看那两匹宋代石马分立左右，虽然低首垂耳，却似乎随时准备驮起经卷踏上新的路途。
最先进入院中的是天竺殿。殿前供奉着摄摩腾和竺法兰的灵塔，青石塔身，梵文与汉字并列镌刻，千年风雨没有剥蚀掉石质内的温润光泽。
这两位高僧到了白马寺后，夜以继日地用梵文、佉卢文和汉文对比整理那批经卷，在寺中的清凉台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至于为什么叫“白马寺”而不叫别的什么名字，除过纪念白马驮经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佛典《修行本起经》中所载的“太子乘白马出家”的故事命名。无论哪一说，白马都与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结下了不解之缘。
而我对白马的感情，却有着另一番滋味。那年在老家放羊，近前看去，白的是羊；远处看去，白的是云。云在天上飞，羊在地下走。作为放羊娃的我坐在黄土坎儿上看它们走得远了，想起明天我的语文课上要背诵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突然我就笑出了声。从放羊到读书，从乡村牧童到大学生与研究生，从当记者到成为国家级作家，这半生，我何尝不是一匹驮着自己命运的“白马”？在贫瘠的山道上，一步一步地走，一坎一坎地过，终于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大道。
由此说来，白马寺之于中国，正如陕北高原之于延安——都是起点，也都是精神家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祖庭。白马寺被称为“释源”和“祖庭”，因为它不仅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更是后来中国、越南、朝鲜、日本乃至欧美佛教共同的发源地。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都砌着东汉的泥土，这里的每一棵古柏，都还记得当年梵呗初传的声腔。
这两者，在文化史的维度里竟然是相通的。上世纪的延安，汇集了多少从北平、上海、重庆奔赴而来的热血青年，他们在窑洞里授课、在延河边学习、在南泥湾开荒、在枣园礼堂里探讨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我想起那一段艰难岁月：没有纸，人们用桦树皮写字；没有油墨，用锅底灰调制；没有钟表，看日影判断开饭时间。可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边区的文化事业却在一天天地发展，鲁迅艺术学院的木刻艺术、解放日报的新闻事业、作家们的小说诗歌散文，都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不朽的篇章。
一个是两汉之交佛教初传中国的起点，一个是近代中国社会走向光明的起点。两者惊人的禀赋是一样的——在民族最需要精神支撑的时候，承担起“开路”的使命。
三、清凉台：译经声里的文明对话
山门之后是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最后才是清凉台。白马寺僧人当年在这座高台上译经，《四十二章经》的诞生地就在这里。
我细细地去看那碑文，手指轻划过石刻的纹路。唐代的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实译经也是这样的。摄摩腾和竺法兰当年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语境——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讲“道法自然”，而佛家讲的却是“四谛”“八正道”“缘起性空”。他们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把梵文的佛理译成汉语的呢？
现在我们知道，白马寺的译经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格义”译经。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概念来对应佛学术语，比如把“般若”译为“智慧”，把“涅槃”比附为道教的“无为”。这种策略未必准确，却是一种文明相遇时最睿智的选择。
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的阅读经历。当年在那个藏窑里，语文课本、鲁迅小说、通俗演义杂糅一处，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学术与文学构成了一种迥异常规的知识坐标系。就是从这样一个深浅不一、参差不齐的文化土壤里，我摸索着自己成为一个写作者的路。我的散文、评论、报告文学和诗歌的主题横跨中外古今，深层的原因，大概和我这种“杂”的阅读积淀有关。
走在清凉台上，我忽然明白：中国佛教的建立，实质上便是“杂”与“纯”、“异”与“同”的辩证整合。它不是把印度的佛教全须全尾地搬到中国来，而是通过一辈辈僧人和帝王将相的不断改造，让佛教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
忽培元先生在写给我的《选集》的“序言”中有一段话，他说我的作品“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来到白马寺，对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所感到的，也是一种“正气使然”——是中华文明的气量与胸襟，使得另一种文明可以在它的内部找到生长的地方。
四、齐云塔：近两千年的精神高地
齐云塔的对面有一方空旷的塔林。古人建塔是为了让高僧们的灵魂永驻。这里灰砖白灰砌合的灵塔高高低低，形态有喇嘛式、楼阁式、密檐式多种，因为时代不同，审美不同，造塔的工艺也各有特色。
金代重修之后的齐云塔，通高约三十五米，顶上有宝珠承云盘，塔身四方密檐、层层宽绰、逐级内收。塔下有一土台，人站在上面击掌，能听到一种“呱呱”的回声，被当地人称为“蛙鸣宝塔”。听了这番介绍，我会心地笑出声来——我几十年的文字工作，从通讯特写到文学创作，加在一起何止百万言，不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民族与个人的“回音壁”里，汇成能够照映灵魂的声音么？
这是亘古以来所有精神劳动者的共同命运：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些东西，让它在自己消失之后的时代里，还能被人听见、看见、感知得见。
我注意到今天的洛阳城里，牡丹开得正盛。红的热烈，白的素洁，粉的温柔。古人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而白马寺里那些古柏和松树的树龄比牡丹不知长了多少倍。可牡丹开了一年又一年，游人来看牡丹，也会顺便来白马寺坐一坐、走一走。于是和尚和香客、道士和游方术士、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在这片空旷的院子里，找到了各自的仪式方式。
于是白马寺不仅是僧人们修行的道场，更是洛阳这座城市的公共大厅。在白马寺里，人的心灵会自然慢下来。柏油马路上车水马龙的浮华被屏蔽在红墙之外，游客的步伐会不自觉地放慢、放轻，说话的音调会不自觉地放低、放细。而此刻，佛殿里香烟缭绕、钟磬悠扬，我忽然有一种回到童年的错觉——在那些羊群散漫山间的无声时刻里，放羊娃的我也有过这种孤独的安然和笃定。
五、异域佛殿：从“各美其美”到文化包容
白马寺不拘泥于中式古寺的建设格局，这一点最让我叹赏。
从山门向东穿过一条林荫小道，便是人工开凿的国际佛殿区。远远看见一组建筑——金碧辉煌的泰国佛殿、庄严静穆的印度佛殿、塔尖耸立的缅甸佛殿，在一处并不开阔的园林之中比肩而立，秩序井然。
印度佛殿模仿的是印度著名的桑奇大塔，主体建筑覆以高大的梵式穹顶，石柱上雕刻着梵文经咒和宗教图案。泰国佛殿则用镀金瓦片铺顶、鎏金佛像供奉其中，让人联想起泰国曼谷的玉佛寺。缅甸佛殿最为素朴，青色的尖顶指向长空，造型高拔有力。
我站在具有几个国家建筑风格的佛教建筑群中间，一时恍惚：自己是站在河南的洛阳，还是站在新德里的佛陀伽耶？
想起1978年在县城的书店购得的那本陈寅恪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老先生在书中提出，隋唐制度虽吸收大量外来因素，但其根本精神仍然是中国的。放到这些佛像殿来看，这判断依然成立——印度佛教的建筑风格来了，泰国和缅甸的造像仪轨来了，但它们被安排在白马寺这一片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和中国式的塔院古柏作伴，和明清时期的佛殿相邻，恰恰说明一种文明在坚守自身根本的同时，也可以对异域文明持开放和欣赏的态度。
我也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化交流与文化自信的文字。我说的不是一个学者从故纸堆里拣来的陈词滥调，而是一个记者和作家走进现实生活后切身的体会与思考。
有一次我问自己：一个活在21世纪的中国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
写于北魏时期的《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北魏洛阳城的众多寺院，其文的语言、内容与笔法，为中国散文史开拓了新的疆域。杨衒之用亲身见闻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佛教的社会效益和文化辐射，既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
这种用文学处理历史和情感的能力，是我一直追求的。我抵达白马寺的过程，便是一次“文学地”重构历史与人的过程。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在文化杂混与对话中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
这些建筑与董其昌的画论中所讲的“以天地为纸”有同样的格局：只有把自己的心灵放到足够开阔的场域里去，它才能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
六、当代人的朝圣：香火、青烟与生活的锚点
这次在白马寺里，我还看到了一个颇为新奇的现象——前来礼佛的人当中，年轻人的面孔占了绝大多数。她们三五成群，有的身着唐装汉服，鬓边簪花，手持团扇，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前取景拍照，衣袂翻飞间，仿佛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再现于世。而真正礼佛的时候，她们脸上却没有丝毫戏玩之意，双手合十、神色庄重，或为学业精进，或为工作顺遂，或在快节奏的生活缝隙中寻一份内心的安宁。
这让我想起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延安日报的采访经历：我去南泥湾镇采访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赤卫队员。推开那扇剥落了朱漆的院门，老汉正坐在院子中间的小板凳上晒太阳，一脸沟壑纵横的笑。他说，娃娃，你们这些写字的人不要只记得当年打仗的事情，更要记得当时我们把这片苦焦的地方变成陕北好江南的那股子心劲。那种心劲，要在文字里替我们留下来。今天站在白马寺里看那些上香的年轻人，我感觉到了同一种东西——信仰从不是逃避现实的港湾，而是直面人生的力量。
时代在变，人内心的渴望和忧虑也有所不同。但对美好的向往，是古今相通的。
在我的散文集《杏雨村随笔》中有一篇文章有写到西安大慈恩寺的部分，曾借佛堂檐下香炉里那些缓慢升起的青烟，说过一段话——青烟代表某种暂时不可见的沟通。当它升到高处，便消失在高出人间的虚空之中。其实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大约也是如此：未必非要明了一个从未见得着的彼岸世界，但一定要相信此刻自己双手合十、双膝跪地的庄严，一定是灵魂在向上帝发出的请求。
文学也是如此。我从放羊娃成为国家级的作家、从山沟里走进大都市、从毛头小伙子变成苍颜白发的老翁，如果这一路有什么东西支撑我走到今天，那不是金钱、不是权势、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才情，而是一直未被放弃的信念——文学终究可以成为他者、成为世界的重要注脚，文字终究可以在迷惘中替人们锚定灵魂与生活的方向。
七、结语：白马归处，是我心安处
快要离开白马寺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三时。暮春的阳光将院内青砖浸成大片暖色，殿顶的鎏金瓦当愈发澄亮，树隙间漏下斑斑点点的光痕，恍若碎在河滩上的明清铜钱。
遥望洛水之畔的万亩牡丹田，可以想见再过几日花儿落尽，只剩下绿意浓稠的枝叶。但这并不妨碍明年四月牡丹花会再一次开遍洛城，也不妨碍白马寺的钟声每天清晨准时响起。一茬又一茬，一年又一年。
站在寺门里往外望，只见邙山横亘，伊洛汤汤，天地间一片浑茫的古意。我忽然想起在南泥湾采访那位老汉时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像哪一片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矮的，而是最有定力的。”
我这一生，从放羊娃到回乡知青，从中学语文教师到报纸记者、编辑，再到加入省和国家作协，成为国家级作家，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但不论处在哪一个阶段，我都从没有离开过对文字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美好世界的想象力。
白马驮经，从西天而来，走过了多少荒滩与雪岭。我的写作和人生，又从陕北的黄土坡上起步，越过了多少崎岖与泥泞。而相遇白马寺的这一刻，我的脚下踩着东汉的高台上青砖的韵脚，耳畔是风送来的钟声，倏忽之间，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声音。
它的名字叫笃定——
2026年4月下旬初稿于山东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