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房文思

——参观“张红文手稿展”

薛云彪

一

国庆长假之后，我独自去州署西书房，看“张红文手稿展”。

午后，斜阳拉了一个长长的影子，西书房小院就凉爽了一些。进来的游人，即使进来，大多也行色匆匆。于是，在这宁静里，我倒是更能看得细一点，想得多一点。

照片上的张红文先生沉静地慈笑着。四壁的图片影印着他的手稿和发表于报纸和杂志上的作品，有大大小小的荣誉证书，有约稿信，也有退稿信，有小说《一个农村教师的遭遇》（原名《金镂曲》），还有他的书法。

地方有点小，应该是没能盛下他作品的全部，先生三十多年时间的笔耕和跋涉，一定比这丰富。

认识张红文先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霍州油印的《蓓蕾》文艺杂志上，有一位名字为“亦农”的作者，几乎每期都有作品见刊，具体内容虽记不得，但印象写得很长，能写得长，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能耐的事情，因为很多题材，如让我写，几段甚至几句话之后就词穷了，无论如何拉不长。记得当时文化馆的刘仁洛馆长每每捏着初学者的稿子，轻轻说：“单薄，有些单薄”。那神情，仿佛只有写得厚实了，才能称之为作品，其实也是，刘馆长一下子就点穴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亦农是张红文的笔名。

每逢县里开创作会，总是能见到亦农张红文的。很少听到先生说话，尽管他还是一位中学的语文老师，他只是文文雅雅地固坐在一角，文文雅雅地笑，似乎永远在聆听。近来，在一张1985年霍县文联成立的照片上，我看到了张红文先生，低调地站在后排的最边上，善良、自在的样子。

二

后来知道，张红文是山西省作协会员，看了展览才知道，老先生是1981年的会员，这个小小的证件，可是当年许多写作者心仪的稀世宝物啊。展陈里，我看到了张红文和韩石山的通信，八十年代初，韩石山在汾西县教学，已是有名气的作家，在霍县讲过几回创作，钱钟书的《围城》就是韩石山在一次讲座中推荐的，之后我到太原，买了1981年版的《围城》，我最早的《沈从文文集》也是那个时候所购，拙朴的红黑交织的封面。记得一次讲座后，刘馆长作总结，借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答谢韩石山。引得满堂喝彩。——近日，读了韩石山的长篇小说《绒仙》，书中有二十多处提到钱钟书、提到《围城》，小说人物有很大篇幅就《围城》展开讨论，酣畅淋漓，感觉和《围城》是有呼应甚至是贯通的，当然，这是自以为是的浅见，讲出来，希望引起关注，共同学习。

张红文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韩石山的吧！或许更早。

和韩石山的通信记载的是张红文希望向某杂志社推荐稿子的事情，两位翩翩君子的书札，张的言辞恭谦，韩的回复婉转，彼此的意会却明明白白，字里行间可见张红文的隐忍，亦可见韩石山爱惜文学同仁的拳拳心、殷殷情。

那个时代，编者和作者之间有一份真情谊在里边的，你看那退稿信，除了统一回复的印刷体文本外，编辑老师还在空白处做些指导，并表明个人意见，因而即使退稿，也礼让三分，满满的人情味，要知道，早些年的投稿，全是手写的，有的还垫复写纸，编者也好，作者也好，焚膏继晷，相互支撑着，都能理解为文的不易。

那个时期，张红文教书、事农、写作，耕犁间构思，孤灯下苦想，穷其一生，在生活的缝隙中终于码出了百万字的文章，难以想象，他以怎样的意志，用写作这种苦行僧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图腾，抵达到了自己的彼岸和高地。那种难以描摹的状态，使我想起了罗丹的“思想者”，你看他坐在岩石上，身体向前倾斜，背部弓起，眉头紧锁，右手托着下巴，他扩张的鼻孔和紧锁的嘴唇以及他的手臂、腿部的每块肌肉及紧握的拳头，不知在想什么，但知道是用了全身的力气去想的。忘了谁说的一句话，每一个真正写作的人，大抵都经历过那种忘我的聚精会神，是的，无论文字巨擘还是民间写手，凡严肃地对待写作的，必“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都经历了孕育、破茧、蜕变，方得升华，是啊，为文不易。

三

为文简直是一种病。

有一个故事，说河南两个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无意中在京参加了一个人山人海的活动，作家老舍和他们握了一下手，其中一个问“当作家有什么好处”？老舍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当作家可以天天吃饺子”，从此两位发誓要当作家，其中一位几年后放弃了理想，他的儿子都要结婚了，不改初衷的另外一位仍一个字没有发表出去，此时的他，文学已不是饺子而成了命根子，不写就得死。悲剧也从此开始，当他90岁这天来临，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五味杂陈，就把自己的文学之路写成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某杂志社，为了圆老人的文学梦，经修改，文章发表，杂志社邀老人来京，并和一些作家吃饭、合影，最后参观老舍纪念馆，面对老舍铜像，老人一头撞去。幸无大碍。此后杂志社立下规矩，如果一个文学爱好者到五十多岁了，还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作品，哪怕他的某一个作品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处于可发可不发的地步，就一定不给他发，发了就害了他。作家周三顾说：“文学有毒，这个东西一旦染上，它比毒品还要厉害，毒品这东西大家知道是有害的，但文学这东西，大家不知道。”

河南的故事离我们太远，说个近的。也是八十年代初，身边有位武姓文学爱好者，估计当时也到知天命之年了，写小说、写诗歌、写电影文学剧本，我和朋友曾步行数十里，慕名拜访，记得他好像住窑洞，家里有一堆发黄的书，谈起话来，武先生慷慨激昂，先生长相类吴宓，胡须络腮，是改开后最早穿西服的那一批，而那身西服是老旧的样式，据说武先生口头禅是“银幕上见”，可谓毕其一生，追求着文学，最后，没有成了吴宓，惨淡的却如同孔乙己。还有一位，也姓武，我少时的朋友，武友在上高中时就写小说，并收到了《汾水》的退稿信，上面大约有编辑手迹的那种，想来可能是写了鼓励的话，武同学奉为圣旨，我们也极为羡慕。他也是立了命，要当作家，却也是花甲之年，仍未发表一个字，独身的老武，仍然珍藏着早年的杂志和退稿的条子，说起文学，黯然的眼里依然能闪出熠熠亮光，那亮光直勾勾地看着远处。一次偶遇，他已极度虚弱，披一件当年稀缺的呢子大氅，聊了几句，仍充满对文学的向往，我本想说让他放下这个梦，一瞬间打住了，这根支柱于他而言，虽已陈朽，但毕竟还在支撑着他和他的世界，一旦支柱折断，对他来说将是大厦崩塌式的致命一击，唉，已走到这一步，睡着要比醒着好。

两位武姓先生，怎么患了个文病呢？而确实是这病，影响了他们整整一生。在这里，我毫然没有贬损二位的意思。那么是鼓励和倡导吗？似乎也不是，只是有时想起他们悲壮的样子，偏偏倒好像还生出了几分敬重，冲着对文学对写作的那份真爱。

安庆桐城文人张宪法直言不讳地告诫，作家的底线是不劝年轻人当作家，他说，年轻人如果没有稳定的职业，这是相当危险的，与其学习写作，不如干脆打麻将，从概率上讲，打麻将赢钱的概率是50%，当作家赚钱的概率低得让人无法想象，所以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先找到管吃饭的职业。

诚如是也，所幸，张红文（亦农）是有职业的，写作虽苦，但不必过于操心衣食问题，况且还有几亩地可以“亦农”呢。

四

坐在西书房小院的木凳上，暮卷归云，偶尔木叶摇落，如同一两声叹息。

也许文学的病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万马齐喑的十年之后，文学成了穿越绝境后精神突围的先声。生逢其时，我们曾真切感受到了文学火花点燃了喷薄烈焰，青葱韶华，在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中听到了滚滚惊雷，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打开了少男少女朦胧的情窦，卢新华的《伤痕》，直接标志着伤痕文学的诞生，《芙蓉镇》《大墙下的红玉兰》《班主任》《绿化树》被人们废寝忘食地传阅，文学讲座、作品点评、作家见面，惹得多少文学青年文学少年“中此毒”“患此病”，思想着有朝一日能带一顶作家的皇冠。

在那文学烛照的年代，我在离城十五里的退沙村当民办教师，蒲林生（笔名蒲峻，退沙村人）先生在离退沙约六里的什林村教学，每逢周日我们都在退沙学校的半孔窑办公室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个时期，蒲峻的小说《爱听的都来听吧》发表，当时杂志还未寄来，我读了他的手稿，整洁的稿子如同他的文笔一样干净。令我颇为自得的是，触碰到了一个作家的手稿，那是神圣的，一下子，似乎自己也神圣了。记得每逢年底，我们几个好友会猜测今年优秀小说奖花落谁家，猜对了，自己也似乎有一种成就感。

记得1984年，油印的《蓓蕾》要出一期铅印的，当时我参与了编辑，薄薄的杂志，被一群文学青年拥围着，因为是铅印，文友们迫切渴望自己的诗文变为铅字，印出来后，我看到了没选上的朋友们的失望，甚至是沮丧，选上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哪怕是几行小诗。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小城市所谓为文者，为的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击浪文海，确实有人跳出了“农”门，也不乏因文改变生活的，但大多是一种职业的改善，卡夫卡说:“每个人都应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地狱，我的方式是写作”，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上文两位武姓老兄，倒是有那种纯粹的追求，他们执着一份永不凋零的爱好，只不过是，到最后爱好之花依然绽放，生命之花却过早地枯萎或凋零着，他们试图用文学的薪火煨热自己的生命，可惜的是，在那团熊熊的精神篝火里，他们未能涅槃。

至今，耄耋之年的蒲峻先生，视力几乎为零，还在摸索着写，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曾几度弃笔，最终还是重新抓起了那管纤笔，放不下，终归是放不下了。电影《威风锣鼓》在州城展映，时值隆冬，我们实在是怕蒲公禁不得风寒，不敢叨扰，展映后先生向几位朋友了解关心，数次打电话畅聊，我真切地感觉得到其欣喜之情。退一万步想，写几篇文章，印几本书，得几回奖，又能如何？但就是放不下，退不得，真不由人。

回过头来看，春光为序，秋实作跋，张红文先生是幸运的。就一个码字的来说，在国家正规出版社出两本书，对自己是一个交代，这是一幸，虽然小说还是被删减了，这个张红文先生同我聊过，朝晖兄也说过，但毕竟出书了，著书立说，可以说凡舞文弄墨的，都有这点奢望，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却未能如愿；其二，先生还是国家在编教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属旱涝保收的，我不知道他因何用笔名“亦农”，或许和他本来出生在农村有些关系，如此牵强地附会，还不如用“亦师”或“亦教”更贴切。坐在小院里，四壁的图像渐渐模糊，我忽地这样想，如果不是有这份工作，“亦农”是不是还能“亦笔”“亦作”下去，倘使患写作“病”入了膏肓，文学之“毒”中的过深，会是什么的样子？打住，我确实不想“如果”下去了；还有一幸，朝晖兄为尊公办这个展览，现实点说，也费不了太大精力，花不了多少银子，而这份情结，令人钦佩，实在不简单。此时此刻，于我来讲，安静地坐在这里，看着身边这些朦胧的图像，回忆一下霍州文学的过往，是一种享受。

而今，朝晖先生也在写作，时有诗文见诸报刊，每次见面，我都请他多多地写，其实他也在多多地写着，是不是也患上了这个“病”？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不过对他来讲，此“病”也并不怕，原因是，于写作，他有这个禀赋与实力，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再者他也是教师，退休了，有点钱，也有点闲，更重要的，朝晖善书亦善饮，酒气勃勃，趁醉走笔，写的一手草书，“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无抑郁之虑，更无潦倒之虞，即便染上了这个“病”，中了这个“毒”，那就痛痛快快饮几杯东坡的酒，淋淋漓漓蘸几笔傅山的墨，再编几段拍案惊奇的故事，高高兴兴过过这个瘾，未尝不乐在其中。

2024年冬初稿

                                               2025年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