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景羽

张文学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闲下来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知一中学的老同窗，心底满是绵长的怀念。

当年密山县东北部10个乡镇的优秀学子，都是经过严格的统考，进入知一中学读书，能迈进这所校门的，皆是乡里拔尖的好孩子。

张文学是我们四十四班的同学，他读书成绩不算好，却天生一副爽朗性子，爱说爱笑，有一副洪亮的大嗓门，全班同学都亲昵地叫他外号：张大吵吵，是班级里最有朝气的“活宝”。

我们的初中岁月，恰逢那段特殊的文革年代。校园不再安宁，停课闹革命成了常态，学校的书记与校长，都被无端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当众批斗。

彼时我们不过都是十几岁的懵懂少年，分不清是非对错，稀里糊涂地跟着起哄闹腾。

我在学生时代一直拔尖，刚入学便担任学生会副主席。

文革浪潮席卷而来，我又被推选为红卫兵大队长。又有幸成为红卫兵代表，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复课闹革命之后，学校组建革委会，我更是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进入了学校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也正是这个身份，让我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纷争。

当时全校因为校党委书记林玉峰的定性问题，硬生生分裂成两派。打林派执意要将他划为四类敌我矛盾，保林派则坚持认定为三类人民内部矛盾。两派针尖对麦芒，争执不下，原本平静的校园再度陷入混乱。

意气之争裹挟着少年的莽撞，我们四十四班竟也贴出了针对我的大字报，字字句句皆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词。

后来省里发起“反三右”运动，即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保林派的谭广宝老师，还有高年级的唐福禄学长，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受猛烈批斗。

当年他们也曾将我一同上报定罪，所幸县革委会念我年纪尚幼，没有批复。

即便如此，我依旧难逃陪斗的命运，在学校接受了漫长的惩罚教育。一九六八年，我比同学们晚毕业了整整两周，熬过了屈辱的批斗，才得以回到家乡。

毕业后，同学们各自返乡，追随着时代的浪潮，奔赴不同的人生轨迹。

张文学家住在密山镇，机缘巧合之下，他进入县委食堂，成为了一名小车司机。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听诊器与方向盘，是最吃香的职业，能在县委机关开车，更是让所有同学都心生羡慕。

成年之后，大家各自成家立业，为了生活奔波劳碌，彼此之间渐渐断了联系。

年少时校园里的那些纷争与隔阂，早在岁月里慢慢融化。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当年写大字报的任何人，在我心里，那不过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的荒唐游戏罢了。

退休之后，日子清闲，当年的班干们便常常牵头组织老同学聚会。

有一次在大庆的同学聚会上，张文学紧紧拉着我的手，执意要与我连干三杯酒。几杯烈酒下肚，他眼眶泛红，终于吐露了藏在心底半生的愧疚。

他说这么多年，这件事始终是他的心病，当年在知一中学，那场针对我的大字报风波，是他在背后串联策划的。言语之间满是愧疚，一遍遍跟我说着对不起。

那一刻我内心满是震动，更是无比动容。那些年少的荒唐旧事，我早已经彻底放下，刻在我心底的，从来都只是三年朝夕相伴的同窗情分。

也正是这一番坦诚的交心，让我们二人的心彻底贴近，往后的情谊愈发浓厚。

后来他曾带着亲戚专程来哈尔滨找我，让我帮忙解决一起“经济纠纷”，我热情款待，亲自为他们撰写了上访材料，还将我在鸡西政法系统的老友介绍给他，尽力为他排忧解难。

他始终将这份情记在心底。每逢清明回乡祭祖，他总会特意开车前来陪伴我。

往后每一年的清明与七月十五，他总会提前打来电话，询问我回不回来，并叮嘱我如回乡，一定提前与他联系。

平日里联系虽不多，偶尔一通简短的电话，寥寥数语，却是彼此最深的牵挂。

转眼之间，我们从知一中学毕业已然将近六十载光阴。昔日四十四班的同窗，如今已经悄然离去十余位，每每想起，心中皆是不舍与哀伤。

我们这一代人，完整历经了那段跌宕起伏的特殊岁月，三年同吃同住的校园生活，沉淀出一辈子割舍不断的深情。晚年有幸赶上太平盛世，安稳幸福，也总是相互惦念。

离去的同窗，愿你们在另一个世界安然无恙，永无病痛。尚且活着的我们，更要懂得珍惜当下。

茫茫人海，感谢缘份让我们今生成为同学。人生来日并不方长，能相见便不要错过，能相聚便用心相守。守住这份历经风雨的同窗情，天天开心快乐，相携相扶度过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