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千年变迁史：从战国至当代的人口演变、规律与启示

文/郭瑞琳

摘要

人口是理解一个国家历史演进、社会变迁与未来发展的核心变量。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人口规模的千年变迁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历程，更深刻反映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战争冲突、疾病瘟疫、技术革新与社会政策对人口发展的综合影响。本文以战国至2026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为时间轴，系统梳理中国人口从约3550万增长至14.13亿峰值后逐步回落的完整历程，分析各时期人口变动的驱动因素与内在规律，探讨当代人口转型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为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未来走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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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人口史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一、人口作为历史的核心变量

人口不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集合，更是理解历史进程的关键钥匙。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人口是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理解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变迁的基础。"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近代转型的阵痛以及当代发展的挑战，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人口史的研究面临独特挑战。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最系统的人口记录传统，从战国时期的"书社"制度、汉代的"编户齐民"、唐代的"户籍账"、宋代的"保甲法"、明清的"黄册""鱼鳞图册"，到近现代的普查制度，形成了丰富的史料基础。另一方面，传统时代的人口统计存在漏报、隐漏、统计口径不一等问题，不同学者对同一时期的人口估算往往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学界较为公认的数据，同时注明争议之处，力求呈现相对准确的人口变迁图景。

二、人口变迁的基本分析框架

人口变动遵循基本的人口学公式：

期末人口 = 期初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 + 迁入人口 - 迁出人口

在自然封闭的社会中，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出生率、死亡率与人口结构。影响人口变动的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生物因素：包括疾病、瘟疫、自然灾害（水旱、地震、蝗灾等）对死亡率的影响，以及营养状况、婚育习俗对出生率的影响。

政治军事因素：包括战争、征伐、徭役、赋役制度对人口直接损耗与间接抑制的作用，以及政治稳定、社会治乱对人口再生产环境的影响。

经济因素：包括生产力水平、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制约，以及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对人口增长的促进。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婚姻制度、生育观念、宗族文化、宗教习俗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政策因素：包括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或控制生育）、户籍制度、移民政策等对人口变动的直接干预。

本文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人口千年变迁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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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时期：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波动（战国—清中叶）

一、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前221年）：3550万人

战国时期是中国人口史的重要起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估算，战国七雄总人口约3550万，这一数字基于各国兵力、垦田面积与赋税记录的推算。

人口特征：人口分布极不均衡，黄河中下游地区占全国人口七成以上，长江流域开发程度较低。城市人口占比约10%，以临淄、邯郸、咸阳、大梁等都城为中心形成人口集聚。

影响因素：

- 战争损耗：战国250年间，大小战争数百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长平之战，秦坑赵卒四十余万；伊阙之战，秦斩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战争直接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同时征发壮丁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生育率下降。

- 赋役沉重：战国赋税徭役繁重，"民之三事，唯农与战"，青壮年大量脱离生产，"丁男被甲，丁女转输"，严重抑制人口再生产。

- 生产力进步：铁器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兴修（如都江堰、郑国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人口承载能力增强，为人口增长提供物质基础。

区域差异：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徕民"政策吸引三晋人口入秦，同时奖励耕战、抑制商业，人口增长较快；齐国商业繁荣，人口集聚于城市，但增长相对稳定；赵国、燕国地处北疆，受匈奴侵扰，人口波动较大。

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5850万人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人口从汉初约1500万增长至西汉末年的5850万，增幅近三倍，年均增长率约7‰，在传统农业社会已属高速。

人口增长阶段：

- 汉初恢复期（前206—前141年）：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造成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史记》）。汉初推行"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鼓励垦荒，人口迅速恢复。文景之治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为人口增长创造良好条件。

- 武帝扩张期（前141—前87年）：汉武帝大规模对外征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但此"减半"主要指户籍流失而非实际人口死亡，大量人口为逃避赋役而流亡、附籍豪强或迁入边疆。实际人口损失约15%—20%，但仍维持在4000万以上。

- 昭宣中兴至西汉末（前87—8年）：政策回归休养生息，人口持续增长，至西汉末年达到5850万的峰值。

人口分布变化：关中、关东仍为人口核心区域，但江南、西南、辽东等边疆地区通过移民实边、屯田戍守，人口显著增长。汉武帝向河西走廊、西域移民数十万，向南方百越地区派遣驻军与移民，拓展了人口分布空间。

人口统计制度：西汉建立完善的户籍制度，"编户齐民"将百姓纳入国家直接控制，为赋税征收与徭役征发提供依据。每年八月"案比"，核实户口，登记年龄、性别、身份、财产。这一制度为人口数据的相对准确提供了保障。

三、东汉至隋的统一与分裂（25—618年）：从低谷到恢复

这一时期经历了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等朝代更迭，人口呈现剧烈波动。

东汉时期（25—220年）：人口从约2000万恢复至东汉盛期的约6000万，与西汉峰值相当。光武帝、明帝、章帝推行度田、释放奴婢、抑制豪强，人口迅速增长。但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羌乱频仍，人口开始下降。

三国时期（220—280年）：战乱造成人口锐减。曹操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虽为文学夸张，但反映人口严重损耗。三国末期总人口约2300万，较东汉盛期下降60%以上。

西晋至隋（280—618年）：西晋短暂统一，太康年间人口约3500万。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形成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浪潮。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人口波动于2000—3000万；南方相对安定，人口持续增长，至南朝梁代约2000万。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推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清查隐漏户口，统计人口约4600万，经学者修正后估计实际人口约4500万。

这一时期人口波动的核心规律：统一则人口恢复增长，分裂战乱则人口锐减。人口损耗的主要机制包括：战争直接死亡、饥荒瘟疫、人口流亡、户籍隐漏。同时，北方人口南迁推动江南开发，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四、唐朝（618—907年）：9000万人

唐朝是中国古代人口的又一高峰期，峰值出现在天宝年间（755年前后），约9000万。

人口增长阶段：

- 唐初恢复期（618—712年）：隋末战乱造成人口锐减，"率土之众，百不存一"（《隋书》）。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人口迅速恢复。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小邑犹藏万家室"，人口约5000万。

- 盛唐高峰期（712—755年）：开元天宝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拓展，人口持续增长。天宝十三载（754年），户籍统计约906万户、5288万口，但学者估计实际人口达8000—9000万。杜佑《通典》载"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十余倍于此"，反映人口繁盛。

安史之乱的人口转折（755—763年）：安史之乱是唐朝人口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八年战乱，"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北方核心经济区遭受毁灭性破坏。战后户籍统计仅余约1700万户，实际人口损失约30%—40%，降至6000万左右。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均田制瓦解，藩镇割据形成，中央对人口的控制力下降，人口增长进入低速波动期。

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安史之乱引发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江南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至唐代后期，江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人口占全国四成以上。

人口统计特点：唐朝户籍制度较前代松弛，"客户"（流亡人口）大量增加，户籍隐漏严重。均田制瓦解后，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转为以资产为基础的两税法，国家对人口控制的动机减弱，人口统计准确性下降。

五、北宋（960—1127年）：1.21亿人

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徽宗大观年间（1108—1110年），约1.21亿，首次突破1亿大关，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里程碑。

人口增长机制：

- 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虽与辽、西夏对峙，但境内大体安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交子"（世界最早纸币）出现，城市化水平达12%（同期欧洲不足5%），为人口增长提供经济基础。

- 农业技术进步：占城稻引进推广，双季稻种植扩大，"苏湖熟，天下足"，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书《陈旉农书》总结南方耕作技术，精耕细作体系成熟。

- 赋税制度变革：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人头税地位下降，国家对人口控制的动机进一步减弱，百姓生育约束减轻。

- 户籍制度变化：北宋户籍分"主户"（有常产者）与"客户"（佃农、雇农），客户比例上升，反映土地租佃关系发展。客户不入正式户籍，导致户籍统计严重偏低，学者通过垦田面积、赋税数据、兵力估算等间接推算实际人口。

人口分布：北方约4500万，南方约7600万，南方占比首次超过六成。开封、杭州、泉州等城市人口超百万，世界最大城市之列。

北宋末年至南宋的人口下降：靖康之变（1127年），金兵南下，北方沦陷，人口大量死亡、南迁或沦为奴隶。南宋初年，人口降至约7000万。此后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南方人口恢复增长，至南宋末年约8000万。

六、元朝（1271—1368年）：8660万人

元朝人口数据存在较大争议。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统计约5985万口，但学界普遍认为存在大量漏报，实际人口峰值估计在8500万—9000万之间，取约8660万。

人口波动特征：

- 元初人口锐减：蒙古灭金、灭宋战争造成大规模人口损耗。蒙古军攻城，动辄屠城，"凡抗拒者，城破即屠"。1230年代，蒙古灭金，北方人口从金代盛期约5000万降至不足1000万。1270年代，元灭南宋，南方人口亦受战争影响。

- 元代中期恢复：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行"以汉法治汉地"政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人口逐步恢复。至元中后期，人口约达峰值。

- 元末人口下降：至正年间（1341—1370年），黄河决口、饥荒连年、瘟疫流行（黑死病传入），红巾军起义爆发，人口再次大幅下降。明初统计仅余约6000万，较元代峰值下降30%以上。

人口统计的特殊性：元朝推行"诸色户计"制度，按职业划分户籍（军户、民户、匠户、站户、僧道户等），统计复杂且混乱。蒙古、色目人等享有特权，其人口统计更为疏漏。南方部分地区延续南宋户籍，北方则经历重新编户，统计口径不一。

七、明朝（1368—1644年）：2.0亿人

明朝人口峰值出现在万历年间（约1600年前后），约2.0亿，较元代峰值增长一倍以上。

人口增长阶段：

- 明初恢复期（1368—1424年）：明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移民垦荒（如洪洞大槐树移民、江西填湖广）、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人口从元末的约6000万恢复至约9000万。

- 明中期持续增长（1424—1600年）：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一条鞭法"改革（张居正，1581年）将赋役合并、计亩征银，人头税进一步淡化，人口统计隐漏减少，实际人口快速增长。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在明中后期传入，虽未大规模推广，但为清代人口爆炸奠定基础。

- 明后期波动（1600—1644年）：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年间，政治腐*败、辽东战事、小冰期气候异常、连年灾荒、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人口开始下降。明末实际人口约1.5亿，较峰值下降25%。

人口统计与"丁"的概念：明朝户籍统计以"丁"（成年男子）为核心，"口"（妇女老幼）附载于后，且"丁"的统计标准各地不一（16—60岁、20—60岁等），导致人口数据严重偏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约6055万，学者估计实际人口约7000万；万历六年（1578年）统计约6069万，实际人口估计已达1.8—2.0亿。这种统计与实际的巨大差距，是理解明代人口史的关键。

人口分布：南方占比继续上升，约占总人口七成。江南地区（南直隶、浙江、江西）人口密集，成为全国经济核心。西南边疆通过"改土归流"加强控制，移民实边，人口增长。

八、清朝（1644—1912年）：4.32亿人

清朝是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最为迅猛的时期，从清初约1.2亿增长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4.32亿，增幅近260%，创造了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奇迹。

人口爆炸的驱动因素：

- 政治稳定与疆域拓展：康雍乾盛世（1681—1796年）持续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稳定期。清朝疆域拓展至1300万平方公里，为人口增长提供广阔空间。

- 赋税制度根本变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固定丁额征收丁银；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这一变革消除了人口增长的制度性抑制，百姓"添丁不增税"，生育意愿释放。

- 农业革命：美洲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大规模推广，"南山可种玉黍（玉米），北地宜艺番薯"，山地、丘陵、瘠土得以开发利用，粮食总产量大幅提高。双季稻、三季稻推广，精耕细作达到顶峰。

- 公共卫生改善：人痘接种法普及，天花死亡率下降；《本草纲目》等医学著作推广，民间医疗知识积累；运河系统、驿路网络完善，赈灾效率提高，饥荒死亡率降低。

- 人口统计改善：乾隆六年（1741年）起，以"保甲法"统计全部人口（而非仅"丁"），人口数据相对准确，也反映了统计口径变化带来的"统计增长"。

人口增长的阶段性：

时期 年份 人口估计 年均增长率

清初恢复期 1650—1700 1.2亿—1.5亿 约5‰

康雍增长期 1700—1750 1.5亿—2.2亿 约7‰

乾隆高速增长期 1750—1800 2.2亿—3.0亿 约6‰

嘉庆道光持续增 1800—1850 3.0亿—4.32亿 约7‰

人口转折：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这是清朝人口由增转减的关键节点。十四年间，战争、饥荒、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学者估计损失约7000万—1亿，战后人口降至约3.6亿。此后至清末，人口缓慢恢复，但增速明显放缓。

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于东部平原，"胡焕庸线"（1935年提出，但现象早已存在）两侧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东南沿海人口压力增大，向台湾、东南亚移民形成浪潮（"下南洋"）。内地向边疆移民（"闯关东""走西口"），拓展人口分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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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现代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口转变（清末—1949年）

一、民国时期（1912—1949年）：5.0亿人

民国时期是中国人口从传统增长模式向现代转变的过渡阶段，人口从清末约4.3亿增长至1949年的约5.0亿，年均增长率约3‰，显著低于清代的7‰。

人口增长放缓的原因：

- 战乱频仍：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口直接死亡和间接损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约3500万，人口损失巨大。

- 饥荒与瘟疫：1928—1930年西北大饥荒，死亡约300万；1931年长江大水灾，死亡约14万，流离失所者数千万；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死亡约300万。霍乱、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流行，死亡率居高不下。

- 生育率开始下降：城市地区受现代教育、妇女解放运动影响，生育观念开始转变，节制生育思想传播（如桑格夫人1922年访华）。但农村传统生育模式仍占主导，全国生育率下降有限。

- 公共卫生初步改善：西式医学传入，城市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疫苗接种推广，部分传染病得到控制。但广大农村仍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维持高位。

人口统计的现代化：民国时期尝试建立现代人口普查制度。1928年内政部颁布《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1931年主计处统计局成立，1940年举行"户口普查"。但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普查数据质量参差不齐。1947年内政部统计全国人口约4.61亿，学者估计实际人口接近5.0亿。

人口分布与迁移：抗日战争引发大规模人口西迁，沿海工厂、高校、人口内迁西南西北，改变人口分布格局。战后部分回迁，但西南人口基数显著增加。东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人口从约3000万增至约4000万，成为重要工业区。

二、1949年建国：5.42亿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这一年，全国人口约5.42亿，是千百年来传统人口增长模式的终点，也是现代人口转变的起点。

1949年人口的基本特征：

-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出生率约36‰，死亡率约20‰，自然增长率约16‰。人口再生产处于"高高低"的传统型阶段。

- 预期寿命极低：约35岁，婴儿死亡率约200‰，反映医疗卫生条件的极端落后。

- 文盲率极高：约80%，妇女文盲率更高，教育水平严重制约人口素质。

- 城乡结构：城镇人口约10%，农村人口约90%，典型的农业社会人口分布。

- 年龄结构：年轻型，0—14岁人口占比约36%，老年人口占比低，人口红利尚未显现。

新中国成立面临的人口挑战：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占世界人口约22%）与极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尖锐矛盾，"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高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高文盲率的人口素质状况，严重制约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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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代时期：现代人口转变与转型（1949—2026年）

一、1949—1970年：死亡率下降驱动的人口高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从5.42亿增至1970年的约8.3亿，二十一年增长53%，年均增长率约20‰。

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关键机制：

- 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恢复：结束百年战乱，建立统一有效的国家政权，为人口发展提供根本前提。

- 公共卫生体系建立：以较低成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网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预防接种普及，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天花于1960年被消灭，早于全球 eradication 二十年。

- 基本医疗保障：培养"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婴儿死亡率从200‰降至约50‰。

- 营养改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提高粮食生产公平性，人均粮食消费增加，营养不良状况改善。

生育率维持高位：这一时期生育率仍维持传统高水平，总和生育率（TFR）约6.0，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个子女。政府人口政策经历从鼓励生育（学习苏联）到初步节制（1956年周恩来提出"适当节制生育"）的转变，但受政治运动影响，政策摇摆不定，实际生育控制有限。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1958—1961年）的人口波动：这是当代人口史的特殊插曲。"大跃进"政策失误叠加自然灾害，导致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学者估计三年间超额死亡约1500万—3000万，出生率骤降，1960年出现罕见的负增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人口负增长，直至2022年才再次出现。

二、1970—2021年：生育控制与人口峰值

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最具特色的阶段，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实现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人口在2021年达到14.13亿的峰值。

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 1970年代初：倡导晚婚晚育："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以宣传教育为主，生育率开始下降。

- 1978—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确立：计划生育上升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对城市人口严格执行，农村逐步推广。1982年写入宪法。

- 1980—2010年：政策严格执行期：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强力控制生育，形成"一胎化"格局。生育率快速下降，1990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TFR=2.1）以下，进入"低低低"现代型人口再生产。

- 2011—2021年：政策逐步放宽："双独二孩"（2011）、"单独二孩"（2013）、"全面二孩"（2016），试图应对低生育率挑战，但效果有限。

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

年份 人口（亿） 关键指标

1970 8.30 TFR约5.8

1980 9.87 TFR约2.7

1990 11.43 TFR约2.3

2000 12.67 TFR约1.6

2010 13.41 TFR约1.5

2021 14.13 峰值，TFR约1.16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197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持续上升，抚养比下降，形成"人口红利"窗口期。这一窗口与改革开放、全球化机遇叠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4%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升至2021年的78.2岁；婴儿死亡率从50‰降至5.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提升至2021年的57.8%；文盲率降至2.7%。人口素质的改善，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人力资本基础。

三、2021年峰值：14.13亿人

202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全国人口达到14.13亿的峰值，自然增长率降至0.34‰，出生人口1062万，死亡人口1014万，净增仅48万。

峰值到来的标志意义：

- 人口转变完成：中国完成了从传统高生育率向现代低生育率的完整转变，这一过程仅用约50年，远快于发达国家100—150年的转变历程。

- 政策效果的滞后显现：全面二孩政策（2016）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在2016—2017年释放后迅速消退，2021年出生人口较2016年下降40%以上，反映生育意愿的深层低迷。

- 人口负增长的前夜：2021年的微弱正增长，预示着负增长时代的即将来临。

四、2022—2025年：人口负增长开启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减少85万。2023年减少208万，2024年减少139万，2025年末人口降至14.05亿。

负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

- 生育率持续低迷：总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远低于更替水平，也低于日本（1.3）、韩国（0.72）等低生育率国家，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

- 育龄妇女规模下降：长期低生育率导致育龄妇女（15—49岁）规模持续萎缩，"生育堆积"效应消失。

- 死亡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导致死亡人口逐年增加，2024年死亡人口约1110万，超过出生人口（约954万）。

- 新冠疫情的影响：2022—2023年疫情期间，部分家庭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对短期出生率产生抑制作用。

人口结构深刻变化：

- 老龄化加速：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占比超过15%。预计2035年前后，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30%，进入重度老龄化。

-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峰值9.4亿降至2025年的约8.6亿，劳动力供给持续收缩。

- 性别比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04年峰值121.2逐步降至2025年的约111，仍高于正常水平（103—107），但失衡程度缓解。

五、2026年预估：14.02亿人

根据人口学模型预测，2026年中国人口将继续负增长，预计降至约14.02亿，较峰值减少约1100万。

2026年人口特征预估：

指标 预估数值 说明

总人口 14.02亿 较2025年减少约300万

出生人口 约900万 生育率持续低迷

死亡人口 约1200万 老龄化效应持续

自然增长率 约-2.1‰ 负增长加深

60岁以上占比 约22% 中度老龄化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