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刚从战火的废墟中蹒跚站起，贫穷如影随形，而比贫穷更让人胆寒的，是肆虐在神州大地上的流行病。在苏北，疟疾、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这些字眼像狰狞的幽灵，不知夺走了多少家庭的欢笑。

       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强调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农村养得起的医务工作者，为农民服务。”于是，一群特殊的人走进了乡村视野——他们脚踩泥土，身背药箱，既是面朝黄土的农民，也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赤脚医生”。我们村的文荫淦，便是其中一员。

       我初识文荫淦时，才八九岁，他已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记忆里的他身材瘦小，却总是精神抖擞。那只磨得发亮的长方形药箱里，装着各色药片、针剂和简单的医疗器械，而他手里的热水瓶，更是走到哪带到哪。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可文荫淦的脚步从未停歇。遇着阴雨天没有雨鞋，他就赤着脚踩在泥水里，“赤脚医生”的名号，大抵就是从这而来的。

       疟疾病横行的日子，是文荫淦最忙的时候。他背着药箱、提着热水瓶，挨家挨户敲门，田间地头找人，甚至跑到学校里，就为了让每个适龄的人都吃上预防药。送麻痹糖丸时，我们这些孩子还欢天喜地；可送奎宁丸就难了，这药有副作用，不懂事的孩子见了他就跑。他却总是耐着性子，从兜里摸出块糖，或是讲个小故事，慢慢靠近我们，把红白两色药片数好，轻轻放进我们嘴里，再倒上一杯温开水，看着我们咽下去，还要笑着让我们张开嘴检查，确认药片真的下肚了，才放心地转身去找下一个孩子。全村那么多孩子，有的抵触情绪强，硬是不吃，他就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掌摸着我们的头，一遍遍地讲道理，直到看着药片被吞进肚去才肯离去。阳光洒在他汗湿的额头上，那认真的模样，至今想来都清晰如昨。

       查丝虫病的时候，文荫淦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深夜。那时村里没有路灯，连手电筒都稀罕，他就提着一盏麻灯，昏黄的灯光在黑夜里摇摇晃晃，像一颗温暖的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门，轻声叫醒沉睡的村民，然后小心翼翼地采血样、编号、记名字。夏天的蚊虫叮得他浑身是包，痒得直搓手；冬天的寒风吹得他两耳通红，鼻尖冻得发紫，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所得的报酬不过是生产队给记的几个工分。现在想起来，那些深夜里的敲门声，没有惊扰我们的睡梦，反而像一种安心的呼唤，告诉我们：有人在为我们的健康守护。那份踏实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后来，经过无数像文荫淦这样人的努力，那些肆虐了中国几百上千年的流行病，竟然真的在这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渐渐消失了。这一切，离不开无数赤脚医生的付出——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做着最伟大的事。他们没有丰厚的报酬，甚至连一件像样的白大褂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颗为党、为人民忠诚服务的心。

       再看现在，医疗条件日新月异，医疗体系日趋完善，可偶尔听闻的医疗腐败、医德失守事件，却让人痛心疾首。当看到有医生为了创收虚构病情、切除患者健康器官的新闻时，更是让人背后发凉。这时候，我总会想起文荫淦，想起他背着药箱提着水壶在田埂上奔走的身影，想起他递到我嘴里的药片，想起深夜里那盏温暖的麻灯。更让人不禁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那段纯真岁月。那时虽然物质匮乏，生活简单，却有着最纯粹的信念；那些赤脚医生，虽然平凡普通，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随着时代的推进，“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已鲜为人知，成了老一辈人的记忆，那装着针头线脑的小药箱估计也早被封存，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文荫淦已于去年去世了，听说他得的是胃癌，因凑不齐医疗手术费，而放弃治疗。我听后很是唏嘘，当年那个艰难的时代，他边劳动边行医，一根麦芒针抢救过多少人的命，后来却因无证而被迫停止行医。这个曾为众人抱薪者，最终却困于病痛，怎不叫人扼腕叹息？但他在那段岁月里留下的影子，却像一束流光，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人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正如那时的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刻在骨子里、放在第一位，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人们指引着光明的方向与未来。

       岁月流转，流光易逝，但文荫淦们的身影从未远去。他们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用双手温暖过的生命，都将化作永恒的星光，照亮后来人前行的路。

             丙午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