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流光:记赤脚医生文荫淦
作者/文权
建国初期的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刚从战火的废墟中蹒跚站起,贫穷如影随形,而比贫穷更让人胆寒的,是肆虐在神州大地上的流行病。在苏北,疟疾、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这些字眼像狰狞的幽灵,不知夺走了多少家庭的欢笑。
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强调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批农村养得起的医务工作者,为农民服务。”于是,一群特殊的人走进了乡村视野——他们脚踩泥土,身背药箱,既是面朝黄土的农民,也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赤脚医生”。我们村的文荫淦,便是其中一员。
我初识文荫淦时,才八九岁,他已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记忆里的他身材瘦小,却总是精神抖擞。那只磨得发亮的长方形药箱里,装着各色药片、针剂和简单的医疗器械,而他手里的热水瓶,更是走到哪带到哪。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可文荫淦的脚步从未停歇。遇着阴雨天没有雨鞋,他就赤着脚踩在泥水里,“赤脚医生”的名号,大抵就是从这而来的。
疟疾病横行的日子,是文荫淦最忙的时候。他背着药箱、提着热水瓶,挨家挨户敲门,田间地头找人,甚至跑到学校里,就为了让每个适龄的人都吃上预防药。送麻痹糖丸时,我们这些孩子还欢天喜地;可送奎宁丸就难了,这药有副作用,不懂事的孩子见了他就跑。他却总是耐着性子,从兜里摸出块糖,或是讲个小故事,慢慢靠近我们,把红白两色药片数好,轻轻放进我们嘴里,再倒上一杯温开水,看着我们咽下去,还要笑着让我们张开嘴检查,确认药片真的下肚了,才放心地转身去找下一个孩子。全村那么多孩子,有的抵触情绪强,硬是不吃,他就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掌摸着我们的头,一遍遍地讲道理,直到看着药片被吞进肚去才肯离去。阳光洒在他汗湿的额头上,那认真的模样,至今想来都清晰如昨。
查丝虫病的时候,文荫淦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深夜。那时村里没有路灯,连手电筒都稀罕,他就提着一盏麻灯,昏黄的灯光在黑夜里摇摇晃晃,像一颗温暖的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门,轻声叫醒沉睡的村民,然后小心翼翼地采血样、编号、记名字。夏天的蚊虫叮得他浑身是包,痒得直搓手;冬天的寒风吹得他两耳通红,鼻尖冻得发紫,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所得的报酬不过是生产队给记的几个工分。现在想起来,那些深夜里的敲门声,没有惊扰我们的睡梦,反而像一种安心的呼唤,告诉我们:有人在为我们的健康守护。那份踏实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后来,经过无数像文荫淦这样人的努力,那些肆虐了中国几百上千年的流行病,竟然真的在这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渐渐消失了。这一切,离不开无数赤脚医生的付出——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做着最伟大的事。他们没有丰厚的报酬,甚至连一件像样的白大褂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颗为党、为人民忠诚服务的心。
再看现在,医疗条件日新月异,医疗体系日趋完善,可偶尔听闻的医疗腐败、医德失守事件,却让人痛心疾首。当看到有医生为了创收虚构病情、切除患者健康器官的新闻时,更是让人背后发凉。这时候,我总会想起文荫淦,想起他背着药箱提着水壶在田埂上奔走的身影,想起他递到我嘴里的药片,想起深夜里那盏温暖的麻灯。更让人不禁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那段纯真岁月。那时虽然物质匮乏,生活简单,却有着最纯粹的信念;那些赤脚医生,虽然平凡普通,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随着时代的推进,“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已鲜为人知,成了老一辈人的记忆,那装着针头线脑的小药箱估计也早被封存,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文荫淦已于去年去世了,听说他得的是胃癌,因凑不齐医疗手术费,而放弃治疗。我听后很是唏嘘,当年那个艰难的时代,他边劳动边行医,一根麦芒针抢救过多少人的命,后来却因无证而被迫停止行医。这个曾为众人抱薪者,最终却困于病痛,怎不叫人扼腕叹息?但他在那段岁月里留下的影子,却像一束流光,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更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人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正如那时的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刻在骨子里、放在第一位,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人们指引着光明的方向与未来。
岁月流转,流光易逝,但文荫淦们的身影从未远去。他们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用双手温暖过的生命,都将化作永恒的星光,照亮后来人前行的路。
作者简介:文权,字儒轩,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人,工商业主,沭阳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沭阳县文学研究会会员、沭阳诗词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