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语境下，学界愈发清晰地认知到，中国拥有丰富多元、交融共生的民族文化格局。无论是口头传统文学、书面传统文学，还是现代作家创作的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都应被视为中国文学整体图景的一部分。过往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界定，长期局限于汉族文学范畴，如今这一认知边界正不断拓宽。中国文学经典体系的扩容完善，不仅让各类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学术认可，也让全国各地包括汉族地域中，曾被忽视与未被充分挖掘的口头文学及口头传统相关的文学样式，也逐步走入研究视野。此外，其中部分叙事表演文体，契合笔者所提出的“类史诗”概念（本德尔，待刊），即具备诸多史诗典型的艺术特征，而史诗这一学术概念本身也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古敦煌变文、民间宝卷、各类弹词，均属于典型的“类史诗”叙事传统，国内学界将此类表演艺术统称为“曲艺”。毋庸置疑，构筑广义中国文学体系的多民族文学，仍存有大量尚未发掘、亟待考证与译介传播的珍贵内容。

徐教授是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科的奠基学者之一，这部著作正是基于文学人类学研究视角所撰写。文学人类学在海外学界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但其研究理念与民俗研究、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以及族裔文学、原住民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事实上，依托着国内多元民族文学文化资源，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持续地产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创理论成果，发展势态十分活跃。

徐教授认为，文学与现实生活深度交融、密不可分。文学文本是动态性的活动过程，在生成与流传环节中涉及多重参与主体。徐新建将文本的存续形态称作“鲜活的文本”，这一核心理念，是解读中国本土传统文学的关键内核，既适用于体系庞杂的汉族传统文学，同样契合类型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

这一看法呼应了西方民俗学中“以表演为基础”的研究取向。徐教授认识到，必须将文本置于活态文化过程之中加以观察，只有进入相关背景，才能更好地解释文本。这一态度也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发展相一致。当时，顾颉刚、以及后来的钟敬文等学者都主张“到民间去”，并实地搜集整理口头文学资料。

不过，正如徐教授所指出的，许多早期采集工作最终形成了大量文本材料。到20世纪80年代，所采集的歌谣和谚语数量已经达到数以百万计，但对语境的关注常常不足。我本人曾经查阅过许多20世纪80年代出版或再版的民间文学文本，其中收录了大量民歌或民间故事，有时附有讲述者或传唱人的姓名。关于作品背景的信息往往只包括采集者姓名和采集地点。仅有少量刊发的专题文章，补充了较为详实的语境资料。

1983年马学良、今旦整理出版的《苗族史诗》，便是兼顾文本内容与原生语境的典型研究成果，其英文题名为 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该书提供了系统的导言、详尽的注释，甚至收录了若干段以苗文罗马化形式呈现的史诗原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学界后来逐渐转向重视这些文本周围语境的价值。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关于中国史诗传统的研究项目中，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等学者所推动的相关工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对口头传统和较少受到重视的文字传统的认识与评价不断推进。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数量也明显增加。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学者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和译作，相关机构包括前文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的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大连民族大学，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云南民族出版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双语译本，以及相关学术研究著作。这类出版物有助于提升中国  民族文学的影响力，也具备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发展潜力。

受语言壁垒与阐释体系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各类文学作品走向国际视野始终面临较大困境。尽管《道德经》《孙子兵法》早已享誉海外，《红楼梦》《三国演义》也具备一定国际知名度，其中《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借助电子游戏扩大了影响，但大多数译介作品的读者仍然主要是学术界人士，这一读者群体相对有限。

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流传于西藏及周边地区的《格萨尔》史诗很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传统口传文学。海外读者最熟悉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则很可能是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 英文译名为 Red Poppies。这并不意味着相关进展并不存在。总体而言，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中国之外的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有更高程度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学术期刊中相关论文数量的增加，以及外国出版机构陆续出版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歌谣和史诗译本中看出。

若要进一步改善这一状况，就需要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为中国学术成果和文学文本寻找市场。这些成果和文本反映了中国多民族传统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如同一个花篮中盛放着众多花朵。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多语种翻译团队以及发行和市场推广机构之间的协同工作至关重要。

一个非常成功的非西方作品例子，是中美洲玛雅人的《波波尔·乌》。这里所谓非西方，指的是它处于以荷马史诗作为文学标准的强大影响之外。该作品依据18世纪早期转写成西班牙文的一份手稿而来，但长期被遗忘，直到20世纪中期才以完整形式出版。如今，这一文本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了多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中文。它不仅是极具价值的传统史诗范本，更与玛雅古文明遗址、鲜活独特的当代玛雅民俗文化相辅相成，走入全球大众视野，并为危地马拉以及中美洲玛雅地区带来了旅游收入。然而，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只有在跨国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持续投入，并在国际出版市场中采取有效行动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徐教授在构建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百花齐放的学术图景时，提出核心观点即“文学不只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就是生活本身”。他从丰富的材料中选取若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作为例证。相关讨论首先从他对多民族共传的《岭·格萨尔王》史诗的细致分析开始。随后，他继续讨论北方其他史诗传统，以及更近时期被“发现”的南方和西南史诗传统。后一类传统主要自20世纪50年代后获得关注，早期对此有所认识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约瑟夫·洛克，以及中国  民族语言学先驱马学良。

徐教授详细讨论了苗族、纳西族摩梭支系以及其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体系。他建议采用跨学科方法来框定每一项文学材料，并为充分理解其性质和价值提供背景与语境。这样的研究方法需要多种专业知识的支撑，也需要适当的制度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集体努力才能实现。理想状态下，这一方法应当吸收来自语言学分析、诗学理论翻译研究、民俗学、民族音乐学、互文性研究、馆藏文物考证、民间私藏文献梳理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经验。对于这些工作而言，最重要的是在活态传统的传承和流通地点开展实地调查，并使地方文人和仍然在世的非遗传承人参与其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教授关于《亚鲁王》的讨论涉及地方文化生态和历史语境等多个层面。《亚鲁王》是贵州中部苗族地区的一种史诗和仪式传统。自21世纪初进入学者视野以来，这一传统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徐教授指出，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丰富的书面记录样本，包括通过音译和翻译形成的文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但只要表演传统仍然保持活力，这一史诗就会以多种形态存在。其他史诗研究者也曾注意到这一点。

这一口头展演传统得以延续存续，依赖于对“东郎”的培养。东郎是民间传统的承担者，可能已经在当地活态语境中传承这一传统达数百年之久。徐教授还将《亚鲁王》传统视为一种难以被学术分类完全容纳的表达样式。学者们既将其描述为“史诗”，也将其描述为“仪式表演”，因为这一丰富传统同时具有两者的特征。

针对史诗分类体系，徐教授结合西南多部创世史诗内容特征提出划分框架：现有史诗可划分为经典英雄史诗、创世史诗两大基础类别，同时增设英雄创世复合型史诗类别。《亚鲁王》、苗族口头史诗、彝族诺苏支系《勒俄特依》、壮族史诗《布洛陀》等典籍，均归属于复合型史诗范畴。这些作品都包含英雄人物，或者芬兰史诗学者劳里·洪科所说的各种“典范人物”。

徐教授的意图并不在于人为地“提升”这些文本的价值，而是致力于构建适配本土文化特质的审美评价体系，使特定传统的独特特征能够在符合其自身文化逻辑的条件下得到理解和欣赏。不同民族文学的审美认知体系彼此关联、相互交融，终将汇聚形成宏大多元的审美格局，建构起徐教授所倡导的不同而和、兼容并蓄的多民族审美空间，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走向世界、惠及全球。

马克·本德尔，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著名苏州弹词研究专家、彝族文学传统研究专家，尤其关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口头传统研究。

徐新建，教育部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理事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出版著作《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多民族的人类学》与《不同而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等，作品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本文载于ICL Vol.6 No.3 Autumn 2023《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3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至官网下载全文icl.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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