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秩牌坊说抗战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武林门外松木场附近的杭大新村，小区南面有一条该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从保俶路的松木场发端向西延伸。我记得当时是沙石铺筑路面不宽的叫作松木场路，经上世纪八十年代路面拓宽后改称西溪路至今。
我从小直至现在，在这条路上不知走过多少回。记得小时候独自或与几个伙伴经过时，心里总有点慌兮兮的，因为这条路的南面直至现在曙光路黄龙饭店的北面，是一大片空旷荒地，听大人说那是个坟场。后来年龄稍长，又看到路边有一座高大的牌坊，知道那片坟场是为抗日捐躯的国民革命军将士而建的，于是害怕之心渐消，有时也与小伙伴进去捉蟋蟀抓小鱼什么的。印象中那里面地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散见残砖乱石，低处形成一个个小水洼，有时看到零星遗骨，则令我们手足无措避而远之。现在想来，在这里玩耍真是愧对先烈。
当时的我不太关注路边的这座牌坊，但在那个肆意打倒一切尤其是扫清所谓“封资修”的年代，偶尔也有点好奇，不知是被人遗忘还是有人暗中保护，这牌坊虽破败不堪但终究一直默默地立在原地。
“动乱”过后时光流转，这片地块的变化便有点目不暇接了。最出名的就是曙光路东南边建起大名鼎鼎的黄龙饭店，于是整片地块渐渐都被楼房占据。西溪路东端这段也随着城市改造、道路整治、环境美化等等工程，原来的泥石路早就拓铺成沥青车道，常常是车与人川流不息，路边的商铺、小菜场也鳞次栉比热闹起来。
牌坊处也在逐步变化。由于路面整修稍加拓宽，路旁的小区都有围墙，而牌坊则在围墙之外，还辟出一个大约百来平米的小广场，变得显眼了许多。现在，牌坊后面有一大块杭州市人民政府2005年11月敬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名录” 黑色花岗岩纪念墙，千余英名赫然在目，墙后绿树翠竹掩映，墙下香花敬祭；广场西侧墙边上，杭州市人民政府立起了这座牌坊被浙江省人民政府2005年3月16日公布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立起了杭州市西溪路杭大新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2023年12月确定为“浙江省历史文化街区”的石碑；还有北山街道友谊社区定此为“爱国教育广场”的牌匾。广场通常清静，常有老人在长靠椅上安详地休息聊天；广场外西墙上绘有关于八十八师淞沪战役的壁画，为此处增添几分肃穆之气。
我虽然经常路过这座牌坊，但除了牌匾上“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一望可知，至于石柱上刻的那些楹联究竟是什么内容？何人所写？则从未细察深究过。前段时间，到处在说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国家要举办隆重纪念活动。这信息令我精神振奋也心生一些歉意，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条路段这个小广场，尤其是这座牌坊：虽然常年相邻往来熟视，但却只见其表而未探其心，粗知其形而未详其身世阅历。于是便抽空去仔细观看。
尽管广场上的实物不多，而所见文字则可读可叹，内容可赞可鉴。牌坊是这里的主体，坊柱和牌匾上的字迹用黑墨勾描后，十分引人注目，不禁记录下来：
正面明柱联是“浩气壮湖山魂来怒卷江潮白，英名缅袍泽刼后新滋墓草青。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浙江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竑敬题”
边柱联是 “华表接青霄一角湖山归战骨，墓門萋碧草十年汗馬念前功。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俞济时敬撰”
匾额是“浩气长存。民国二十三年冬，鲁涤平题”
背面明柱联是“埋骨傍湖山飘萧旧梦三生石，临风怀壮烈惆怅当年百战功。民国三十五年夏，竺鸣涛”
边柱联是“湖曲聚忠魂归骨尚余干净土，旗常炳遗烈表墓刚逢胜利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宣铁吾敬撰”
匾额是“气壮湖山。民国二十四年十月黄绍竑题”
这几位撰写者，都是当时浙江的军政大员。其中，鲁涤平题字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建牌坊时已去世多年。黄绍竑题字撰联时任浙江省主席，建牌坊时仅任闲职。俞济时1931年12月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奉令率师参加淞沪战役。因腹部中弹，返后方治疗后任浙江省保安处长。题字时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等职。竺鸣涛题字时任浙江保安处长兼保安副司令，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中将。次年任浙江警保处长、浙江警备副司令等职。宣铁吾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任八十八师参谋长。题字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在牌坊的西侧墙上，还有一块没有落款时间和作者的“国民革命军陆军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坊”中英文双语说明碑文，简明记录了这座牌坊的建造来由和格式，以及解放后的修缮情况。特抄录如下：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淞沪事变。驻扎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同年2月14日，驻浙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与第八十七师组建成为第5军，在张治中将军的率领下火速驰援上海战场。在2月20日至22日的庙行镇防御战中，八十八师与友军配合，血战两昼夜，重创日军，一举击毙击伤日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在这场战役中八十八师牺牲官兵1421人。
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考虑该师乃于杭州慷慨赴难，故阵亡的弟兄们还是魂归西湖最为安宁，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深表赞同，为此选址在杭州西郊松木场建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烈士陵园。当时的松木场田块与池沼交错，一片空旷宁静，烈士陵园安放在此，甚为安宁。1946年，为嘉勉抗战英烈忠魂，西溪路南侧烈士陵园门前，又增立一座纪念牌坊。该牌坊为民国时期流行的中西合壁风格，三间四柱三楼式，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
1958年，杭州铁路分局在松木场一带建造铁路新村，该陵园被拆除，仅存牌坊。1987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对纪念牌坊进行了重新修缮。从此，这里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场所。2005年8月，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再次修缮纪念牌坊，并应台湾俞济时之子来函，增建刻有烈士英名的黑色花岗岩纪念墙。”
在这里几度徘徊，我的思绪随风飘荡。杭州城向来崇敬英雄，1933年在这里建起这座陵园后，1935年又在西湖湖滨公园落成了这批阵亡将士纪念碑，这是我国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可见当年杭州民众抗战热情之高涨，对抗战烈士之敬重。在这些纪念碑牌前，我又深深感到，解放以来杭州乃至浙江人民对抗战烈士的深切缅怀，对这段历史的真诚尊重，对来之不易和平生活的无比珍惜。这座1946年建立的牌坊已经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可谓是印证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敢于抗争志在必胜的历史文物；这个广场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份宝贵的爱国主义实物教材；这些都在提醒人们，抗战烽火虽已消散，而世界风云却仍不平静，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和平捍卫胜利成果，并激励后人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激扬时代新风。
于是，我把这些天在这里看到的想到的记录下来，并撰联三副，既为抗战先烈们献上一份诚挚敬意，更是对抗日战争胜利由衷纪念！
（一）
捐勇士千躯，淞沪烽烟扬浩气；
奏凯歌八秩，湖山灯火慰忠魂。
（二）
战骨守牌坊，风雨百年说悲壮；
英名录墙石，往来后代歌富强。
（三）
愤家国遭殃，与子同仇探汤火；
望湖山无恙，并肩偕作统神州。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让日本鬼子胆寒！他枪法如神，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无处可逃。而浙东的“李向阳”刘福根，并不比电影中的“李向阳”逊色多少。
1939年，金萧支队党组织先后委派石磊、杨之渊、蒋明达以教书为掩护，在长乐镇孔村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发动群众，成立了戒赌会、巡坂会、打猎队等党的外围组织，吸收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刘福根参加了戒赌会，出演文明戏“瘟困有”，宣传赌的危害，同时，宣传我党的主张。刘福根因思想进步，被我党组织秘密吸收为游击小组成员。
1940年，因粮食歉收，4000个饥民进嵊县县城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囤米奸商，史称“六三”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福根行动果断，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组织群众有力、有节地进行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六三事件"后，刘福根在杨之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囯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福根被人称为“飞毛腿"，他一夜之间能横跨三地四县，行程上百里。党组织就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做情报和交通工作。烩灼人口的“一根扁担的故事”，在金萧支队广为流传着。
党组织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从余姚送到嵊县西白山，刘福根在余姚买了土布和私盐，凑成一担物品，将情报藏在盐里面，挑着回西白山。沿途必经大路上，敌人层层设卡，对来往人员盘查得非常紧，国民党兵时不时对商客敲诈勒索，轻者罚钱，重者没收货物，很不安全。货物没收也就算了，但盐里面的情报，不能有闪失。为安全起见，刘福根决定抄小路，从余姚到上虞经东关再转到绍兴，再由绍兴王坛转谷来、丰田岭、前村、福坑口绕到西白山脚，再到下昆孔村，路程虽然远了点，路也不好走，但安全，因为都是人烟稀少的山路。在途经谷来至丰田岭的山间小路上，半路闯出一个国民党兵，这兵是来打劫的，他用手枪对准刘福根，开口要钱。刘福根看后面无人跟上，冷静地放下担子，摸出随身带的钱给他，想把他打发走。没想到，这个兵痞贪心不足，还要去翻盐担，可这盐担恰恰藏着重要情报，刘福根一看情况不对，立即从布担里抽出一匹布扔在地上，故意装出害怕心痛的样子，“这布也给你，总够了吧？”那兵痞一听，开心地马上低头弯腰去捡那匹布，趁这兵低头的一刹那，刘福根用手中的扁担猛劈在这个兵的后脑勺，兵痞立即昏了过去，刘福根把这当兵的拉到草丛里，挑起担子一口气翻越到丰田岭，重要情报安全及时送达到党组织手中。
1945年9月，浙东纵队奉命北撤，组织决定让刘福根继续潜伏，上级要求刘福根“不要暴露，开展隐蔽活动坚持斗争”。这个时期敌我力量悬珠，只能见机与敌人周旋。
有一天，刘福根与通讯员去诸暨执行任务，路过一个独门独户人家，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刘福根培养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先用眼睛扫一遍，占据视野最开阔的地方，有情况便于行动。刘福根与通讯员两人在这户人家刚坐下不久，就发现两个端着步枪的国民党兵向屋内四处张望，刘福根明白他们是冲着他来的，只见刘福根不动声色，用左手摇着的芭蕉扇遮住自己的右手，右手从外衣口袋里摸出手抢，借助芭蕉扇的遮挡向国民党兵就是一枪，国民党兵听到枪声后，本能地转身往门外跑，刘福根拔出手枪又是一枪，此兵还没逃出门就应声倒地，另一个国民党兵见状没命往外逃跑，幸亏跑得快，留下一条命，此时刘福根与通讯员已追出门外。此后，诸暨一带的敌人只要老百姓一叫“刘福根来了”顿时吓得面如土色，闻风丧胆。
打夜战是我军游击战的强项，当地百姓有句俗语“共产党白天不露头，晚上遍地走。”一个深秋的夜晚，刘福根带着通讯员路经太平香主庙附近的穿心路廊，通讯员己安全走过路廊，可刘福根走的时候，一下上来两个敌人一左一右用枪抵住了他的腰，并不停地吆喝着“不准动！”刘福根没有慌乱，双手一提，紧握敌人的枪头，同时急呼前面的通讯员:“有土匪，快来帮我！”通讯员也非常机灵，打开手电筒，大喊:“我来了，开枪了！”两个敌人一听心里发毛，用尽力气都没能把枪夺走，只听到通讯员脚步越来越近，两个敌人心慌了，无奈之中只得弃枪逃跑。他们完全忘记了枪支的头细，不着力，枪托位置方便手握，用得上劲。等到通讯员赶到时，发现刘福根两只手的虎口被枪支准星碾得血肉模糊。刘福根风趣地说：“这两个敌人真笨。”刘福根不光胆大心细，而且有勇有谋，他能在敌人心脏地带，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嵊县城关镇南桥头示众的我烈士头颅取回来，这事被当地百姓传的神乎其神，敌人一听“刘福根”的名字就浑身发抖，捉拿几次都没能如愿，反而自己损兵折将，这个浙东的“李向阳”敌人是气得直咬牙，恨之入骨。
1946年，我新四军主力北撤，坚守后方的游击队武器不多，要对付国民党的“围剿”没武器不行，怎么办？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
1946年11月初，刘福根奉浙东特派员马青的命令，秘密去永康接回七名当地武工队同志，并潜伏回自己老家待命。三天之后在当地地下党的配合下，长途奔袭不费一枪一弹，缴获嵊县第二联乡总队的武器。共计机枪二挺，长短枪40余技，子弹、手榴弹好几担。马青同志得到的这批武器，重新武装了一支革命队伍“会稽山抗暴游击队”打响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后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48年8月初，组织任命刘福根担任诸暨、义乌、东阳县大队大队长，在周芝山同志领导下，在嵊西开元地下党支部同志的配合下，做通了开元联乡总队周再兴的工作，决定在开元联乡总队进行第二次缴枪。缴枪前几天，刘福根化装侦察，发现开元联乡总队驻扎在一个炮楼里，炮楼四周是菜园。用篱笆隔开，进入炮楼必须要经过菜园，爬上楼梯，楼梯上安排岗哨，强攻肯定不行。适巧地下党送来情报:联乡总队的几个官员晚上住往是去情人家玩的很迟才回炮楼。刘福根认为这个情报送的及时也很重要，可以利用这个情况伪装成联乡总队当官的混入炮楼，智取拔掉岗哨。刘福根把自己作战方案向周芝山同志汇报告后，得到支持，决定当晚十点行动。周芝山亲自率领游击队将士们埋伏炮楼附近。由刘福根去摸岗哨。当晚月高星稀，刘福根大摇大摆地打开菜园篱笆门，这时炮楼岗哨问:"是谁？"刘福根回答:“是我”他一边回答一边往炮楼走，等到第二次岗哨问"是谁”时，刘福根己走可炮台脚下，岗哨听到回答是本地口音，又很顺口，也沒在意。等到刘福根爬到炮楼上，直接拿手抢抵住岗哨低声说:“别说话，我不为难你。”岗哨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他今天碰到的不是一般的主，敢孤身闯炮楼，沒有两把刷子，绝对不敢上来，人家是有备而来，也就没有再啃声。刘福根一看岗哨已被治服，就用手电筒向外发信号，看到信号周芝山立即带着其余游击队员冲进炮楼，等开元联乡总队土兵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一切都完了，己经全部被缴了枪。这次行动缴获长短枪12支，子弹300多发，手榴弹5个，枪榴弹一个，没费一枪凯旋而归。
刘福根也碰到过打硬仗的时候，还负过伤。在凉帽山刘福根带领的游击队在此与敌人相遇，形势对我军不利，一是游击队员不多，二是没有后缓，等到弹尽粮绝很有可能全军覆没。面对要置我于死地的国民党兵，刘福根指挥全体游击队员先占领凉帽山制高点，刘福根环顾四周，发现山里乱石头极多，便叫队员搬来大石头，叠成掩体，尽量放近敌人再打，节省子弹，保证一枪一个敌人。石头叠成掩体防弹性能好，子弹打到石头上又弹了出去，对我游击队员威胁不大。敌人的每次攻击都是无功而返，战斗持续整整一天，敌人始终无法冲上山顶。吃了一顿乱石与手榴弹攻击的敌人，眼看夜幕将临，深知我军善长夜战，又怕我游击队听到枪声趁夜间赶来增援会更加危险，只好拖着伤兵灰溜溜地撤离阵地。此役游击队员几乎全部掛彩，刘福根腿部中弹，战斗结束后，刘福根带着部队趁着夜色下山，找到一个破窑厂隐蔽起来，与队员们带伤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直到第二天上午，诸暨县大队找到他们，才带着伤员撤到安全地带。
刘福根的传奇故事在诸暨县流传着，这个浙东“李向阳”在2007年9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会永远怀念他，“李向阳”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