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笔架山下谒诗魂
——巩义市杜甫纪念馆记游
张兴源
起草这篇散文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居然是余光中先生。
这位生在南京、浪迹海峡两岸、最终长眠于高雄的乡愁诗人，曾在一首著名的诗里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他不知道的是，他写这首诗时，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已经在这里——在黄河与洛河交汇处不远的地方——等了将近一千三百年了。而这巩义市（旧名巩县）笔架山下一孔小小的砖砌窑洞，便是那位“诗圣”最初发出啼声的地方。
一
笔架山不高。三峰并立，形如笔架，静静地卧在巩义城外的田野上。我站在山下的广场上，仰起头来看它——这小山，竟与我所熟悉的陕北的山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似。都是黄土堆起来的，都是沟壑纵横的，都沉默着一千多年的风霜。可陕北的山高踞在西北的天穹下，刮的是粗犷的西北风，唱的是一嗓子能翻过几道梁的信天游；而笔架山下，吹的是中原温润的风，流淌的是河洛千年不息的文脉。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就这么隔了千山万水，在这位诗人身上相遇了。
我的目光从笔架山收了回来，落在广场正中央那座花岗岩雕像上。那是杜甫——手捧书卷，目光深邃，眉头微蹙，仿佛仍在忧思着天下苍生。这尊雕像高达四米七，由雕塑家崔开宏创作监制，艺术大师刘开渠先生指导而成。雕像手法细腻，线条流畅，神情沉重，形象逼真，基座高三米，让谒者必须仰视。我站在它的面前，久久没有挪动脚步。
北方的秋阳正当头顶。阳光从笔架山巅斜射下来，将雕像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铺到我的脚下。我忽然间觉得，这不是一尊冰冷的石像——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正站在这里迎接着每一个像我一样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他那微微攥紧的右手，他那稍稍前倾的身躯，他那仿佛刚说出几句沉痛诗句而正要合上的嘴唇——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看见他那宽大的衣袍被风吹得微微飘动，那不是花岗岩的纹理，那是大唐的风，吹了一千三百年，还在吹。
风中有声。什么声音？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愤激，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是四十岁后的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发出的那一声声沉郁顿挫的叹息。
我抬头望去，笔架山在秋阳下闪着金光。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杜甫诞生窑”五个大字，镶嵌在窑洞的门额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窑洞，是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笔架山下一孔砖券窑洞，坐东向西，深约二十米，是后人认定的杜甫出生之处。我一步一步走近它，脚步很轻——我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窑洞很深。由外到内，从光明到幽暗，仿佛时间的隧道。洞壁上砌着青砖，洞顶是砖券的拱形，最里面立着一通明代石碑，上书“唐杜工部讳甫位”。窑洞冬暖夏凉，据说杜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是那个上树摘枣的孩子，在窑洞前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万人仰视的大山。
而这个孩子，就出生在巩县东二里的这个窑洞里。那是唐睿宗太极元年——先天元年正月，公元七一二年的春天。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走出这窑洞，走出巩县，走出洛阳，走出了让他魂牵梦萦的中原。
此刻，我就站在这窑洞前。我不知道这孔窑洞是否真是当年杜甫生活的原貌，或者说，它也许跟成都的杜甫草堂、延安富县的杜公窑、各地争相认领的那些杜甫遗迹一样，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后世对这位伟大诗人最深切的纪念。然而这窑洞是真实的，笔架山是真实的，巩义市的这片土地是真实的——杜甫确实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少年，从一个少年变成了诗人。
走过诞生窑，穿过一道拱桥，便来到了“诗圣碑林”。这是一栋长达一百二十米的长廊，由启功先生题额，廊内镶嵌着石碑一百二十余通，内容大都为杜诗，真、草、隶、篆，古今书法各具特色。我放缓了脚步，一块一块地看过去。
这些杜诗，我太熟悉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每一句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可看着这些铁画银钩的书法，我忽然难过起来——杜甫在世时，可曾看到过这样的盛景？他和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齐名，那是后世的事。他被称为“诗圣”，更是明代以后的事。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诗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盛唐的审美，崇尚的是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飘逸，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豪放。而杜甫的沉郁顿挫，太沉重了，太苦涩了，与长安城里的纸醉金迷，似乎格格不入。
史载，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选《中兴间气集》，韦縠编选《才调集》，皆为唐人诗选，却对杜诗视而不取。那时的杜甫，不过是一个仕途失意的小官，靠着做“左拾遗”那点微薄的俸禄勉强度日。“拾遗”——听听这官名，就是一个给皇帝提意见的闲差。他官做不大，家也养不好，四处飘零，寄人篱下，最后竟然病死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
这是多么凄凉的晚景！
二
我一介书生，从小在陕北的山沟沟里长大，从小学生读到研究生，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党报记者和国家级作家，这一路走来，我深知文化人的清苦与寂寞。可我的清苦，说到底尚有体制的温存与亲人的关怀，我与杜甫的时代隔着一千三百多年，可我感受得到他那份深重的孤独——那是被他的时代遗忘的孤独，是被本属于他的诗坛轻视的孤独，是一个绝世天才不被理解、不得唱和、不可放歌的孤独。
可是，伟大从来不需要同时代的认可。真金不惧火炼，真诗不惧岁月。杜甫死后，第一个发现他价值的人，大概是那个叫樊晃的进士。他将杜甫的诗作搜集编集，让这些沉睡的诗稿得以流传于世。此后，他的晚辈元稹、白居易、韩愈，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杜甫正名。元稹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说：“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
到了宋代，杜甫的地位更是一路攀升。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大文豪，无不对杜甫推崇备至。陈师道甚至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从此，杜诗成为历代诗人学习的典范。而“诗圣”这一尊号，大约始于明代孙承恩。从此，杜甫与李白齐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韩愈写给他们的最高的赞礼。
而且，杜甫的影响远不止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他的诗被翻译成英、法、德、日、韩等各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认为，杜甫可以与莎士比亚和但丁比肩，属于“创造了评判诗歌的标准”的诗人。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说，他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一个与杜甫完全匹配的人物，一个体现了整个文明的情感与道德感的人物。”
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郭沫若先生。我第一次系统阅读关于杜甫和他的作品，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那是一九七五年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志丹县中学读高中，我从校图书馆借出了郭沫若先生的这部书，如获至宝。那个年代，好书是稀缺的资源，能在满山荒草间读到这样的书，简直就是精神的浪漫与奢侈。郭老在书中对李白推崇备至，而对杜甫则不无微词，甚至有一种刻意的贬抑。他说杜甫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说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地主阶级的偏见”。
郭老前后矛盾，当年他盛赞杜甫是“诗中圣哲”，后来又对他横加指责。这事儿令后来的研究者困惑了很久。或许，那是时代的烙印，或许，那是文人之间一种说不清楚的偏见。但无论如何，郭老为成都杜甫草堂写过的那副名联，却真实地道出了杜诗的灵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才是真正的杜甫。
正因为喜欢杜甫，此后我便一发而不可收。我读过的、买过的、藏过的各种版本的杜甫集，已经记不清有多少种了。最全的是由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山东大学的一个重大项目，从一九七八年立项，到二〇一四年出版，历时三十六年，皇皇十二巨册，近七百万字。萧先生早年研究汉魏乐府，中年后专治杜甫，一九五六年即出版了《杜甫研究》，由此奠定了他在杜诗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去世二十年之后，这部耗尽他一生心血的《校注》才终于面世。如此漫长的编校过程——三十六年的光阴——不是谁都能等得起的。可等得起的，才是真学问。买到这部书的那一天，我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像是捧着一座山。我仿佛不是读杜诗，而是读这三十六年不知寒暑的编校者的心血。
三
我是延安人。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陕北土地上，也有杜甫的足迹。
公元七五六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带口，从奉先（今蒲城）一路逃难，跋涉千里，最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那是一个叫“羌村”的小山村。他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羌村在富县西北方向二十余里的深山老林里，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脚下流过，是一个可以躲藏可以休憩的地方。杜甫在这里写下了《述怀》《羌村三首》《北征》等名篇。“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正是对这里、对家人的思念。“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这是杜甫回到羌村时与妻儿重逢的情景。那个曾经“一日上树能千回”的少年，如今已是一个面容沧桑、心事重重的壮年人了。
而我，延安人。出生在安塞镰刀湾，成长在志丹县的张渠。陕北的大山沟沟我爬过无数遍，我被调进延安日报社以后，鄜州那个地方也去过不止一次。每一次路过富县，我都会想起杜甫。我总觉得，那座名叫羌村的小山村，跟我童年放羊的那些山沟沟，应该差不多。一样的黄土高坡，一样的沟壑纵横，一样的炊烟袅袅，一样的鸡鸣狗吠。那个从四川逃难北上、在陕北土窑洞里写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老杜，跟我在志丹放羊时趴在地畔上发呆的少年，在灵魂深处，其实有着某种奇异的共鸣。都是从贫贱处走过来的，都尝尽了人间苦辛，都是一边忍受着命运的摧折，一边用笔记录着底层百姓的血泪。
这是我对杜甫之最深感情的来源。
后来杜甫离开羌村，北上投奔新即位的唐肃宗李亨。他路过延安，在七里铺的一个小石湾里“枕鞋夜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走过的川道取名“杜甫川”，并在那里修建了“杜公祠”（此祠如今已迁至延安市宝塔区南桥）。北宋年间，一代名臣范仲淹担任延州知事，在石壁上题刻了“杜甫川”三个大字。我无数次的从杜甫川走过。每当走过那道川，看到“杜公祠”三个字，我就想起他为救国难、不顾死生的悲壮。《旧唐书》记载：“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那时的杜甫，早已不是“骑马倚斜桥”的少年了，他是一个被时代催老的人，可他的心，从来没有老过。
四
公元七五九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南下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在朋友的帮助下，营建起一座茅屋——就是今天的“杜甫草堂”。他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年，写了二百四十多首诗。成都草堂后来多次重修，早已不是唐代的原貌，可人们依然络绎不绝地前往瞻仰。因为那里有诗人曾经留下的体温，有他“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愉悦，有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叹。茅屋虽破，诗心犹在。甚至在四顾苍茫、身世飘零之际，他依然在想着天下的寒士。
一个瘦弱的诗人，一个寄人篱下的老人，却有着这般宽广的胸怀！我想，这才是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根本原因。不单单是诗写得好，还因为他有一颗滚烫的心，因为他的心里装着黎民百姓，装着天下苍生。
公元七七〇年。杜甫在湖南耒阳附近的湘江舟中去世。终年五十九岁。身后灵柩归葬河南偃师的首阳山，后来迁回巩县邙岭，与儿子宗文、宗武葬在一起。偃师那个地方，也是杜甫曾经住过很久的地方。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杜甫三十岁，从山东回到东都洛阳，在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建了几间窑洞，娶了妻，安了家，住了十三年。他的先祖杜预、祖父杜审言，都安葬在那里。杜甫对那个地方感情很深。今天的偃师杜楼村北，仍有杜预墓和杜审言墓，还有一处据称为杜甫之墓。
除了偃师，除了成都草堂，除了富县的羌村和延安的杜甫川，杜甫还曾在湖南的耒阳、重庆的奉节等地居住过。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是一路逃难、一路写诗的一生。他行过的地方，都成了后人凭吊的圣地。他写的诗，都成了千古传唱的名篇。
人民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他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走出来的诗人，他是用人民的语言写下人民心声的诗人。他不粉饰太平，不迎合权贵，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一辈子都在为黎民百姓奔走呼号。他的诗，是一部唐朝由盛转衰的“诗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精神记录，更是一个伟大诗人面对芸芸众生时，把灵魂像火炬一样高高擎起的时代模板。
这就是巩义市杜甫纪念馆广场上那座塑像告诉我的全部内容。
五
此刻，我又站在那尊塑像前了。秋阳已经西斜，夕光将笔架山染成一片金黄，将杜甫的身影拉得更长了。从窑洞到洛阳，从洛阳到长安，从长安到鄜州，从鄜州到延安和安塞，从安塞到秦州，从秦州到成都，从成都到夔州，从夔州到湖南——那长长的身影，是他漂泊的一生，是他在乱世中追寻光明的一生的苍凉写照。
我想起五十多年前，在志丹张渠的山峁上放羊的我。那时的我，怀里揣着一本《李白与杜甫》，坐在荒草萋萋的山坡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发呆。我哪知道，多年之后，我会站在杜甫的家乡，站在他的诞生窑前，站在他的塑像之下，用一颗已经有些苍老的心，来与这位千年前的伟大诗人对话？
一个人从放羊娃成长为研究生毕业的党报记者，从山村穷小子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中间的路有多长，我自己最清楚。每当想起那些年的孤独、迷惘、挫折和希望，我都会想起杜甫。他的一生比我苦难百倍，他的成就比我高出万倍，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写诗，从来没有放弃过用诗歌去关怀人间的疾苦。我想，这就是我要向他致意和致敬之处。
不远处，有人在吟诵杜甫的诗。那声音被晚风送过来，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是哪一首。但我仿佛听到了“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是一个老人在夔州的山巅上，面对滚滚长江发出的感慨。那声音穿透了一千三百年的时空，穿越了河南与陕西的距离，传到了我的耳中。我在笔架山下凝神静听，竟听出其中有些回响，是来自延安的“杜甫川”，来自富县的“羌村”，来自成都的“浣花溪”——
那是一千三百年的回响，是无数读者心灵碰撞的回响。
余光中先生还写过一首诗，叫《寻李白》。他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 就是半个盛唐”。这说的是李白。可是如果要写杜甫，也许要换一种写法。杜甫不怎么喝酒，杜甫喝酒要发愁；杜甫不怎么亮剑，杜甫拿的是他如椽的巨笔。可他那一支笔，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刺向权贵的咽喉，刺向不公的制度，刺向所有让黎民受苦的恶势力。
他是用笔作剑的诗人，是用诗作史的圣哲。
我该走了。夕阳已经落到笔架山的后面，只在天边留下一抹酡红。广场上静悄悄的，只有风在轻轻地吹。我最后一次走到雕像前，默默地鞠了一躬。
别了，杜甫。别了，笔架山。
我回头再看最后一眼。晚风中，那尊雕像仿佛动了动嘴角，似乎在说些什么。我竖起耳朵，听不清。但我终于明白了——
那就是杜甫最后的诗句。
一千三百年来，他一直在说，一直在吟唱，一直在呼唤。
人民，听懂了。
我，也听懂了。
夕阳西下。从笔架山到延安，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但我知道，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走不出杜甫那深情的目光——那颗穿越千年依然滚烫的诗心，照耀着每一个在人生道上奔波的人。
这目光，比笔架山更高；这诗心，比黄河更远。
此去经年，笔墨不停。
那就以一篇小文，向这位千年前的诗魂致敬，向所有心怀天下苍生的诗人们致敬。
2026年5月中旬大病初愈后草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