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与对视之间

——读岳定海先生历史文化散文有感

覃正波

岳定海先生的这组历史文化散文，以“祖国天空十颗星”为题，为十位中国历史文化巨人立传。从庄子到曹雪芹，跨越两千余年，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带领读者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朝圣。读罢掩卷，我被一种强烈的感受所笼罩：这不仅是散文集，更是一位当代文人向先贤致敬的精神仪典。

岳定海先生的散文有一种鲜明的“仰望”姿态。他将庄子、孔子、司马迁、曹操、李白、王维、嵇康、苏轼、杨升庵、曹雪芹称为“祖国天空的十颗星”，这个比喻本身就暗含着仰望的视角。在他的笔下，这些历史人物不是书斋里冰冷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有温度的存在。

写庄子，他先是坦言“为能够看一眼这个古人的身影，我用了几年光阴”，这种时间的长度暗示了精神追寻的艰难与虔诚。写李白，他在江油青莲“陇西院”的太白楼前“泪水剎那涌了下来”，情感的闸门一旦打开，便无法遏止。写苏轼，他直言“苏东坡是蓝天”，这个比喻大胆而贴切，因为蓝天是我们可以仰望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存在。

这种仰望的姿态，源于岳定海对这些文化巨人的由衷敬畏。在《抱愧曹雪芹》中，他写道：“想到曹雪芹在风雪交加之夜伏在破桌边写《红楼梦》，唯一可果腹的仅有苦涩的白酒。我心揪着疼，曹先生，让我替你倒一土碗，好吗？”这个“倒一土碗”的细节，将仰望者的心情具象化了——那不是冰冷的崇拜，而是带着体温的、可以感同身受的悲悯。

但岳定海先生的仰望并非盲目。他在《曹操观沧海》中，敢于直面这位历史人物被“妖魔化”的现实，并引用鲁迅、郭沫若的观点为其辩护：“依我看，曹操就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这说明他的仰望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是经过理性审视后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仰望”构成了这组散文的基调，那么“对视”则赋予了它独特的温度。岳定海不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的史家，他试图与这些历史人物建立起某种精神上的对话关系。

在《青莲出诗仙》中，他写道：“李白诗人，我分明看见了你飘飘若仙的身影，请等一下，我们一路快乐同行。”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邀约，是当代文人与盛唐诗人的心灵共振。在《苏东坡与北宋的蓝天》中，他感叹：“高贵的人必然有颗强壮的心灵，那么这只神出鬼没的‘飞鸿’呢，早就飞到神秘莫测的今天了吧？”这是将苏轼笔下的“飞鸿”意象延展到当下，暗示苏轼的精神仍然活在今天的天空中。

这种“对视”最动人的时刻，往往出现在岳定海先生亲临历史现场的描写中。写司马迁，他不满足于纸上的阅读，而是想象着“滔滔黄河岸边的龙门”；写王维，他心中藏着一个“隐秘的地方：出长安城至终南山下的辋川”；写杨升庵，他更是冒着冷雨在新都桂湖徜徉，“似乎从桂湖每一处阴暗的树影和飞挑的亭角下面，看见文雅而憔悴的杨升庵静静的走来”。

这种空间上的在场感，让时间仿佛发生了折叠。当岳定海站在桂湖的古城墙上，手抚摸着“带锯齿形的长叶草”时，他似乎同时触摸到了五百年前杨升庵的气息。这种“神与物游”的境界，正是中国古典美学所追求的最高阅读体验。

三、语言的温度：亦文亦史的“散文笔法”

岳定海先生的散文语言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它不是纯粹的学术语言，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语言，而是两者交融的产物。他善于将史料转化为鲜活的场景，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可感的画面。

写嵇康打铁：“嵇康打铁时头要露髻，穿着短褐衣，脚蹬草鞋，在向秀的帮助下挥舞大锤，铁花四溅，并将铁件插入水中退火。”短短一句话，有动作、有细节、有场景，嵇康的形象跃然纸上。写孔子见南子：“南子在锦帷中端坐，孔子入门，面朝北方，理冠整衣，恭谨地叩头，南子答礼。从锦帘后面传出来南子身上佩戴玉环首饰发出的碰击声音，如泉水如春风。”这样的描写，既有史实的依据，又有文学的想象，将一个尴尬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场景处理得含蓄而富有诗意。

岳定海先生还善于用比喻来增强文字的感染力。他将《庄子》比作“在贫瘠的院落挖掘一口水井”，将《史记》比作“崖顶那株凛冽的松树”和“海底那道涌动的洋流”，将曹雪芹的《红楼梦》比作“一道天门前戛然而止”的“汹涌春潮”。这些比喻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准确传达了作者对这些作品的独特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岳定海先生并不避讳使用第一人称。他的散文中频繁出现“我”，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代入感，也使得整个阅读过程变成了一次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精神漫游。“我心一动”、“我哀戚地想”、“我虔诚地蹲在大地面前”，这些“我”的出场，让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过去，而是与当下发生着真切联系的活的传统。

四、文化的坐标：构建民族精神的“星图”

“祖国天空十颗星”这个总题本身就暗含了一种文化构建的意图。岳定海试图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绘制一张星图，这张星图的坐标既有时间的维度（从先秦到清代），也有空间的维度（从河南到四川，从山东到陕西）。

在这张星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精神的代表（庄子）、儒家思想的化身（孔子）、史学巨匠的身影（司马迁）、乱世英雄的面孔（曹操）、诗歌天才的形象（李白、王维）、魏晋风骨的标本（嵇康）、全才大家的典范（苏轼）、地方文人的翘楚（杨升庵）、小说巨匠的悲歌（曹雪芹）。这十颗星，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天空的基本星座。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岳定海先生并不局限于这些人物本身的书写，他往往能将他们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写庄子，他提到老子“骑青牛出关”的故事，提到后世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鲁迅等“循‘道’的领军人物”，将庄子的影响延伸到两千年后的文化史。写孔子，他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来总结其文化地位，简洁而有力。写司马迁，他引用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并补充联合国将其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殊荣，将《史记》的价值从民族性提升到世界性。

这种文化坐标的构建，赋予了这组散文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宏阔的视野。它不是孤立的十篇人物评传，而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精神史。

五、精神的皈依：在历史中寻找当下的坐标

岳定海先生的这组散文，虽然写的是古人，但处处折射着当代文人的精神困惑与文化担当。

在《抱愧曹雪芹》中，他详细描写了曹雪芹晚年的困顿：“无钱买纸，在香山旧屋瞧了半响，硬是把老黄历拆开，在纸背面写作。”这是一种怎样的创作困境！但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岳定海写曹雪芹，何尝不是在写自己？作为一个“在国家级和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个人文学著作30部”的作家，他深知创作的不易，也深知在浮躁的时代坚守文学理想的不易。

在《遇见杨升庵》中，他写杨升庵被“廷杖粉碎了官道的好梦”，却“埋首钻研深重如山的典籍”，最终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种从政治失意转向文化创造的路径，是中国文人千年不变的精神传统，也是岳定海所认同的价值选择。

可以说，岳定海先生的这组散文，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对自己精神谱系的确认，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表白。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他选择与这些“天空中闪烁的星”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态度的宣示。

结语：让星光继续照耀

读完岳定海先生的“祖国天空十颗星”，我想起了他在《庄子与逍遥游》中的一句话：“庄子不言语了，他从凤阳那片土丘爬出，找一只瓦罐，用手拍打出音律‘鼓盆而歌’。我等后来人，听懂了吗？”

这是整组散文中极具张力的一问。它提醒我们，仰望这些文化巨人的意义不在于顶礼膜拜，而在于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我们今天前行的力量。

岳定海先生的这些散文，正是这种倾听与理解的尝试。他用仰望的姿态表达敬意，用对视的温度拉近距离，用鲜活的笔法复活历史，用文化的坐标构建谱系，最终抵达的是一种精神的皈依。这种皈依，不是逃避现实的象牙塔，而是从历史深处汲取力量，以更坚定地面向未来。

“祖国天空十颗星”依然在闪耀，岳定海先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看见了它们的光芒。而他的这些散文，或许也会成为后来者仰望星空的阶梯。这，大概就是文化传承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了。